毛泽东在林彪出走的那些日子里

 忽往上海见王洪文

9月10日这天与往日一样，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特别安排。上午我们与住地警卫营打篮球，非常激烈。这么热的天，上场的球员个个像水洗过一样，球赛结束后连忙洗澡洗衣服。

中午刚过，毛主席忽然调专列，没说往哪里走，只说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湿衣服还在“下雨”，战士请示怎么办，我说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带走。

考虑到复杂的情况和我们并不明了真正的敌人是谁、在哪里，为应付可能的意外，我安排前卫车和后卫车分队人员提前进入车站，前卫车要提前几分钟走，后卫车要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只留下30多人随主席行动。我和张耀祠乘小车在前面开路，毛主席由汪东兴陪着坐小车在中间，警卫部队乘一辆面包车殿后。从出发到登车都很顺利。15时专列离开杭州车站，开往上海方向。

事后我从汪东兴回忆中得知，在刘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秘告毛主席，陈励耘布置要他注意主席的活动情况。另一位与主席交往很深的领导干部托人捎信，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碍事”。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主席的警觉，当机立断，下令离开杭州。18时许，专列顺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20多年来毛主席每次到上海，都下去住几天，因此我们也按惯例作了下车的准备。但是主席这次却没有下车，而是把上海市的党政军负责人王洪文、马天水等找来，在专列上开会或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下车走了，我们在火车上吃晚饭，并安排过夜。

当晚21、22时，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包括秘书、卫士。他拿着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有选择地传达毛主席刚才的谈话内容：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

汪东兴讲到这里，欲言又止，很快翻到下一页。直到1972年3月，我读到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才明白，原来汪东兴翻过去的那段是“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汪东兴要求我们严密部署专列周围的警戒，重点部位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哨兵佩带了冲锋枪。

9月11日上午，许世友来了，我把他引到毛主席车厢门口，汪东兴接他进去，谈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中午才结束。毛主席没留他吃饭，说你自己吃些吧。我把许世友送下车，听许世友说：请主席放心，南京军区指战员听党中央的指挥，我们已做好了安排，有了准备。

我们的专列从上海开出，向南京行驶。18时许到南京下关车站，我看见许世友在车站迎候。我和主席说，许司令员在下面，他说要上来看一看你。毛主席说：上午见过了，也都谈了，不见了，请他回去休息吧。我下车告诉许世友，但他仍没有走。15分钟加水后，专列启动，只见许司令员还在那里挥手告别。

9月12日点林彪的名

专列驶过长江大桥，向北疾驶。以前通常要在蚌埠、徐州等车站停车，可这次一路不停，12日凌晨到达济南火车站。毛主席原打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高秘书已经提前通知。车一停我们下去迎接，却只迎到一位副司令员。他说杨司令员到泰州检查工作去了，要五六个小时才能赶回来。

我上车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副司令员就不见了，不久到北京开会再见，请他们回去吧。这时往北京打电话的张耀祠等人也上车了，毛主席交代立即发车。继续向北，跨过黄河，直奔天津，停了15分钟加水，然后继续快走。这时毛主席传话，在丰台车站停车。丰台车站距离北京站不足20分钟，主席从来没在这里停过，这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

13时10分，车停稳了，车门打开，正好看见丰台站的站牌。我把等候在站台值班室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引上专列，然后退出。他们谈话两个多小时，汪东兴陪同。

后来陆续看到这几位领导人写的文章，才知道毛主席首先了解北京的情况，同时点了林彪的名，然后谈了防止武装政变的必要部署。毛主席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要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师，防范可能的更大规模的极端行动。

我送走他们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才上车吃午饭。我以为吃了这顿饭就该走了，谁知到17时还没有动身的消息，又在专列上吃了晚饭。饭后还不说出发，直到19时多了，夜幕将降临，才接到向北京站开进的命令。驶入北京站，像往常一样，没有人迎接，只有警卫局的大车小车，接人运东西。我们很快换车上路，顺利回到中南海。

外出一个多月了，每天提心吊胆，特别是10日以后，好几天没睡觉，如今平安回到北京，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顿时注入全身。跟随毛主席外出的汪东兴、张耀祠也都回家了，我把哨兵和值班人员安排好，交代了注意事项，走时已经是22时多了，部队已经熄灯。我几天没睡，到家一碰枕头就睡着了。

林彪出逃的当日

刚睡不久，游泳池中队值班室派人叫我马上回去。刚睡下就被叫起来，我很不高兴，但知道肯定有大事，立即骑自行车进中南海西门，到了游泳池值班室。汪东兴、张耀祠已经到了，他们面孔绷得很紧。他们每天晚上陪毛主席，白天还要管理部队，生活不规律，睡觉很困难，安眠药的量很大，不睡到一定时候被叫起来，那是很不好受的。看到他们，想到我刚才那阵子不高兴，觉得很有些不好意思。

汪东兴对我说，林彪逃跑了，是乘飞机跑的。我大吃一惊，副统帅、国防部长、除毛主席之外的最高领导人，他知道党和国家的所有机密。我急躁地问：他怎么逃？逃到哪里去了？恨不得立即把他追回来。

汪东兴说：他乘飞机逃跑了，别人也不好拦呀，也拦不住呀。逃到哪里去了还得等一等才能知道。我真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可是见到汪东兴紧张的样子，也不好再问下去。

不过很快我就知道，在我到达值班室前，北戴河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电话报告，林彪女儿林豆豆要求大队长姜作寿采取措施，阻止林彪上飞机，并保护她的安全。

张耀祠马上报告汪东兴，不到10分钟，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也知道了。同时张耀祠指挥警卫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北戴河的张宏不断把新情况报过来，汪东兴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把空军、总参等渠道来的情况综合起来，告诉正在游泳池值班室的汪东兴，请他报告毛主席。

林彪乘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向西北方向，沿途雷达开机跟踪。当时我想，从林彪逃跑方向判断，肯定逃往苏联。那几年，苏联在我国边界不断增兵，尤其两年前爆发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非常紧张。现在林彪逃去，使我国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若搞个突然袭击，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即通知中队起床待命，并把常用的几辆大小汽车也调来，从最坏处着想，一声令下，即可启动。

刚刚睡下的毛主席也被叫起来。9月13日1时许，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我到门口迎接，总理与前来迎接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然后一起进毛主席卧室。大约过了20多分钟，周恩来、汪东兴出来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请示：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周恩来略一思索，说先转移到人民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我们把周恩来送出门，他匆匆乘车回人民大会堂去了，尽管这里距西花厅只有几百米，周恩来也没有回家。

毛主席从卧室出来，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显得筋疲力尽，又很生气。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毛主席这种脸色，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毛主席还是乘坐他那辆吉斯牌轿车，出中南海西门向人民大会堂驶去。

北京的街头，安静极了。到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又住进老地方118厅。周恩来不时过来与毛主席交谈，报告最新情况。凌晨2时，林彪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便从雷达上消失了。我们经历了一段极为担心的时间，不知道三叉戟飞到哪里去了。

上午，李讷托人给毛主席带来结婚报告，要求主席批准。李讷32岁，大家对她的婚事都很关心，也有人介绍过几个对象，都没有成功。她与机关的小李都是待嫁的同龄人，有时开玩笑说咱们什么时候上街捡一个去。

毛主席坐在118厅的长沙发上，从信封里抽出16开的红格信纸，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毛主席问带信人，男方是什么样的人，哪个单位的，俩人关系怎么样。带信人是我们一中队的干部，毛主席很熟，他简要介绍了男方的年龄、籍贯等情况，说男方是一位服务员，没上过大学，但爱学习，爱劳动，两个人感情基础不错，都愿意结婚。

毛主席当即在报告上用铅笔批：同意，毛泽东，9月13日。让来人把报告带走。随后毛主席又陷入极度的焦虑和苦恼中。

9月14日下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发回消息，在蒙古东部的温都尔汗附近，一架三叉戟民航客机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周恩来面有喜色，来到118厅，说终于有了结果。周恩来出来对我们说，毛主席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