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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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的激烈辩论导致一批少数派离开，他们无法意识或理解新时代的改变  

本文是中国劳工论坛的Vincent Kolo在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中港台支部举办2024年马克思主义学院讨论ISA/CWI成立50周年的主讲。该环节的其他讲者包括瑞典支部（社会主义替代，Socialistiskt Alternativ）的Arne Johansson和美国支部（社会主义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的Kshama Sawant。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学习与重复原有的公式。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基础，提出作为行动指南的展望。当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于1974年成立时，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权统治着世界上1/3的地区，范围从朝鲜到东德再到古巴。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头号军事强国。

斯大林独裁政权是“社会主义”的恶劣扭曲。但是，计划经济的存在（即使是官僚扭曲的计划经济），以及1945年后许多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关系的平衡。这些政权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领导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但它们的存在起到了制衡资本主义的作用。世界经济的关键部分——包括俄罗斯和中国——是资本家的“禁区”。这非常扭曲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

1989年开始，这些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塌，并改变了世界。这迫使CWI全面重新评估形势。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决定性改变，尤其是对于阶级斗争。虽然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苏联和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存在着深刻的危机，但起初我们仍然低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在官僚独裁统治下，这些社会当时正在倒退。

几十年来，我们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复辟的可能性。基于这些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惊人增长，我们认为，尽管官僚主义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毒瘤，但斯大林政权仍然能够在其中发挥“相对进步”的作用。早先在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大规模工人阶级起义表明，人们并不支持回到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

但到了1989年，形势完全改变，这迫使我们要彻底修改分析。这引发了我们的分裂——实际上是在随后几年的一连串分裂。在1992年的CWI分裂出去的团体后来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未来很快将改名为革命共产国际RCI）。

沉浸在过去

这个少数派还停留在过去。这其中包括在我们派系在创建时期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的泰德·格兰特（Ted Grant）。他们拒绝承认斯大林主义国家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对他们来说，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他们高估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力量和生存能力，以及他们走出危机的能力。他们低估了大众意识的混乱和迷失程度。斯大林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工人意识产生了毒害作用，使“社会主义”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

[1992年的分裂也以英国工党相关问题的重大分歧为核心——是继续作为英国工党内的“打入主义” 团体，还是独立建设自身组织，以及我们想要建立什么样的革命政党。虽然显然所有这些问题都相互关联，根源在于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以及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但由于时间有限，这些主题将在单独的材料中涵盖]

少数派僵硬地坚持过时的公式：群众一旦行动起来，就会走向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专制，复兴计划经济。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直到90年代中期，即从CWI分裂出来五年多之后，IMT才姗姗来迟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但时至今日，IMT-RCI的“理论”方法仍然是极其教条和陈旧的。虽然他们关于历史的文章可能相当不错，但却无法分析或理解当今发生的一切。

其他自诩为托派的人也因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而完全迷失了方向。对斯大林主义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分析的团体（如国际社会主义趋势IST）没有将计划经济的崩溃视为巨大的历史挫折。他们的分析轻率得令人发指： 他们说这只是从国家资本主义“横向”变成市场资本主义，因此没什么大不了的。

资本主义复辟改变了世界秩序

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见的，资本主义复辟使世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群众意识陷入倒退。其影响至今仍然强大——资本家能够向大张旗鼓宣传：“只有一种制度是可行的——那就是我们的制度”。

这加速了其他进程： 左翼的解体，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屈服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急剧加速，尤其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及其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契约”。资本主义新到手了一个庞大的、人口达十亿无产阶级，并将其纳入全球剥削体系。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使全球资本主义得以部分克服其内部危机，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二十年间不断扩张。

私有化海啸席卷全球——它在创造超级富豪寡头的同时，也造成了大规模的苦难和贫困。从1995年到2005年，有10万家中国国有企业被私有化。

CWI是第一个正确理解这一进程的国际左翼组织。对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群众动乱进行的重要讨论、访问和介入，使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分析，纠正以前的错误观点。但是，如前所述，这迫使我们与拒绝承认新现实的少数派（后来发展成IMT）决裂。

革命与反革命

1980年代末，我们派遣同志到至少8个斯大林主义国家。1989年，在中国，我们的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向数万人发表了讲话。我们组织了全球声援中国群众运动的行动。但我们还是误解了当时的进程：我们以为六四是斯大林主义的镇压。

当邓小平和解放军在北京屠杀青年时，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反革命的胜利。中共独裁政权取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窃取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经济纲领，而资产阶级自由派原是群众民主运动的一翼，但他们不是唯一的一翼。中共在与过去分道扬镳的基础上继续执政，然后迅速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在旧官僚精英保持专政下将自己转变为资产阶级。

同年，即1989年，我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在那里见证了共产党政府自行解散。在我和另一位CWI同志抵达布拉格的当天，超过100万人在布拉格举行了示威游行。在斯大林独裁统治数十年之后，布拉格群众感受到了新的力量，革命热情高涨。

在每个街角，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排队购买几天前还受到严格审查的报纸。问题是，这些报纸内容差劣！它们之所以受欢迎，只是因为审查制度崩溃了。我们还向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和东德派遣了同志。当时，CWI 在“铁幕”后面没有支部或团体。

在斯大林主义的东德，于1989年9月底开始了要求民主权利的群众抗议。10月9日在莱比锡，有7万人参加了抗议，许多人担心政府会像“天安门广场”那样屠杀群众。但东德的斯大林主义者分裂了，他们退缩了。示威游行震撼了全国数周之久。11月4日，50万人在斯大林主义政权控制的东柏林游行，要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东德的群众抗议，不是提出要资本主义，也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要的是民主权利。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腐烂了。在第一次莱比锡示威六周后，群众围攻并拆除了柏林墙。数十年累积的政治压力聚集在这一天。柏林墙倒塌后，在一项调查中，75%的人表示“从未预见到这一天的到来”。

CWI的反思

事态发展之快令人震惊。大规模的反政权抗议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让人对不断革命论有了惊叹的一瞥。但是，群众意识的倒退和主观因素——革命党——的缺乏，意味着一场潜在的革命运动迅速转向了资本主义反革命。这就需要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能够鼓动人们将真正的民主诉求与抵制资本主义、维护国有财产结合起来，但这样一个党在当时并不存在。

CWI当时写道“虽然[我们在1989年]已经认识到这些社会不再排斥资本主义复辟，但出乎意料的是政治革命脱轨的速度之快。

同样出乎意料的是，反革命的第一步并没有遇到无产阶级的重大抵抗”。

这段话引自CWI于1992年的文件《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该文件是为了回应分裂成立IMT的一派。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精辟分析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场政治革命，在于只是夺取国家权力，但维持原有的社会基础——国有计划经济。

他解释说，没有工人民主监督和管理的“氧气”，计划经济就无法生存。作为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工具，计划经济因令人匪夷所思的浪费和不当管理而受到破坏。

实际上，到了1980年代，托洛茨基最初的分析得到了证实：只有政治革命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反革命。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GDP增长，但在20世纪70年代则不尽如人意。当时他们正在建设基本的工业基础设施，复制并移植西方的重工业技术。但是，随着现代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在计算机时代，斯大林主义经济体越来越落后。他们无法创新，只能复制。

进一步改变世界

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斯大林主义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苏联实质上出现了衰退。这使斯大林主义的统治者们感到不安，士气低落。这导致群众将西方资本主义视为与之相对的“天堂”。

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是有史以来经济和社会最残酷的过程之一。1990-95年间，俄罗斯的GDP下降了50%。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降至57岁。

工人运动尚未恢复，群众意识仍反映出许多复杂问题。但资本主义从斯大林主义崩溃中获得的红利已基本耗尽。事实上，现在它们已经走向自己的反面。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态势在以前不可能存在的地方产生了。

中俄集团作为残暴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政权，现已成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力量（尤其是中国）。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们必须以斯大林主义-毛主义旧政权没有做到、也无法做到的方式挑战现有霸主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正被以中、美为首的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撕裂。

我们的同志应该学习这些重要的经验教训：俄国革命、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和斗争、1945年后斯大林主义的强化、以及35年前的斯大林主义崩溃。ISA和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为我们的运动奠定理论基础，而前述这些正是这个理论基础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