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体农业再评价

六、因果关系：中国的集体农业为何没能达到预期成就？

之前的分析表明，毛时代晚期中国的集体农业并没有经常被宣传的那样糟糕。 特别是产量记录要比通常想的好。然而，那些农业合作社的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没达到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人们的期望。对许多学者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在 他们看来集体化的激励机制存在内在的缺陷。但实际情况远非这般简单。集体农业本身也许抑制了农业产量的增长，但其他一系列的因素也在起作用, 因此这么推断也并非没有理由:如果不是其他限制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可能会更加成功。

因此，需要对影响农业生产的所有因素进行全 面的研究。这其中包括集体化中具体政策的执行，以及毛泽东式的农业部门所必须要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国内和国际的）。最后，还需要探讨毛时代晚期的政策的 影响，特别是对粮食作物的强调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以及不同部门交换的关系是怎样阻碍农业发展的。

集体化的激励机制

对 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常见的批判集中在其规模上（Nolan 1988；Griffin 等.2002）。对工业来说，规模效益是常见的，但据说这对农业来说就不一样了。因此中国农村较大的生产单元看起来是个错误。然而，我们所见的国际上的经 验佐证是令人存疑的。对1949年前中国农业的研究也同样如此（Buck 1937；Huang 1985;Brandt 1989）。

许 多经验性的研究缺乏一种比较清晰的反向关系的分析，实际上存在两种解决监督和控制问题的办法，任何一种办法都足以使得关于方向问题的分析完全颠倒。一种办 法就是制度创新，即通过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地激发劳动力的激励机制来降低监督的需求。另一种办法是引入节省劳力的技术进步，通过资本代替劳动的办法，由此降 低监督的必要。如果对中国农业集体化有批评的话，那么中国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并非是生产单元太大，而一定是它没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没能广泛采用节 省劳力的技术。换句话说，不是集体化规模大小的问题。大的农业生产单元的运作可以依靠合适的激励机制，或者采用劳动力集约化经营。

由此，可以把集体化的激励机制以如下的方程来表述：

yi = wi.(X-R)/W

y_i代表平均每个劳动力的年收入，w_i代表每个劳动力一年挣得的工分数，X代表合作社的年净产出，R代表税费和合作社的福利开销，W代表合作社的全体劳动力一年所挣得的工分总数 (W = Σwi)。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每个社员的收入决定于他的工分（w_i）乘以每个工分的价值（(X-R)/W）。   

原 则上说，这样的安排包含了比较强的激励因素，因为，相比工资制度来说，社员不仅获得了"工资"（工分），也获得了"分红"（合作社总收入的一部分），社员 实际上是"被过分激励"把他的时间用在集体劳动上（Sen 1966）。然而，中国的集体农业所面临问题是--如何保证劳动时间转化为工作干劲，即如何克服搭便车、磨洋工的问题。如果没有受到合适的激励，那么一个 人尽管想要获得更多的工分（出勤时间），也可能工作时只投入很少的力气。出工不出力的话产量自然会降低，工分的价值也会减少。当然，这种效应也会被工分的 增加而抵消。在这里结算单位的大小十分重要。在一个很大的生产单元里，单个人的懒散引起的边际效应对工分价值的影响肯定要比小的生产单元要小些。基于这个 原因，生产队肯定要比生产大队采取更多的激励措施来促进生产。一个偷懒的社员可以因为偷懒获得些边际利益，在集体里少出点力就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晚上在自 留地干活。由此，对一个社员来说，最佳策略就是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工分数，同时干活时少出力。按照Liu Minquan的说法（1991a，1991b，1994），这个机制鼓励高的时间投入和低的效力投入。

因此，对毛泽东式的农业集体来 说，挑战性的问题是设计出能够遏制人们偷懒的机制。原则上讲，严格的监督控制给出了回答：偷懒的人将受到工分减少的惩罚。这是在中国的生产队里采用的一种 措施。生产队都有专门的工分记录员，他们的任务是在耕地的一旁监督社员们劳动，社员们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才会被记上足额的工分。在记工分时需要考虑很多的 因素，比如天气状况，土壤的硬度，牲力的使用程度，等等。工分记录员会把社员们每天的活动记录交给生产队的会计，会计则负责把数据记录在生产队的账本上。

上 述监督机制大部分工厂和资本主义的农场里都在施行，但是这要求投入较多的人力来完成这种监督，而管理一个农场要比管理以流水线组装为特点的制造业要难得 多。对农业生产来说，很大一部分时间必须耗费在从种植到收割的大段过程中，除非对工作的每个阶段都进行监督，否则碰上产量很少的情况时将很难去评估其中的 原因。相较而言，组装一辆汽车只需花费很少的时间，每个零件的质量很容易检测，如果最终的做出来的成品不合格，只需要把它拆解开来检查看哪个部分出问题就 行了。而要"拆解"马铃薯就比较麻烦了。并非只有农业才存在劳动力监督控制的问题，采煤业的情形也比较相似，但农业肯定要比制造业难于监督和控制。于是就 很容易理解为何在以劳动力投入为主的国家里管理型的农场比较稀少，至于其中原因，是应该归到所有权上还是单纯的规模大小是存在争议的。

还 有其他的激励人们积极干活的方法，比如进行强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上的鼓动。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可心怀"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或者说促进当地经济的繁 荣）去自觉地努力干活，毛时代晚期的确存在不少这样的人。尽管如此，搭便车的余地仍然是不小，中国的农民在60年代中期希望的破灭也值得注意，这反映了" 大跃进"的挫败，农村持久广泛政治运动和对劳动力迁徙限制带来的影响。就更好地调动农民干活而言，自愿的合作和强制的集体化孰优孰劣，无疑是存在争议的。

第 三种方法在大寨大队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前所言，大量的关于搞好生产的会议是必需的。会议上一个懒散的社员将会受到公开的无情的批评，如果被批评了将是 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所以说这是防止大家的偷懒的一种很有效的措施。在大寨，来自周围同事的压力是很有作用的，其他不少地方也是如此。然而，实际上这样做 起到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理想，主要问题在于很多社员并不情愿公开地批评别的社员，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平时村庄的和谐，而村庄的和谐对基础设施建设 上的家庭间的合作很重要。大寨鼓励根据态度和完成的工作来分配工分，这就把主观要素引入估价中: 社会主义的道德怎样被准确的判断和评估？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一点，大寨模式在70年代在很多地方并不受欢迎。比如在韩丁研究的长治，大寨的激励措施很难被施 行下去（Hinton 1983:695-6）。

有一点必须注意，在我们正视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同时，中国的农业集体化 的缺陷却被毛泽东模式的批评者明显夸大了。比如说，有些证据表明大寨模式被抛弃更多的是因为1971年林彪的殒命而不是其内在的问题。1967年到 1971年大寨模式在四川的施行表明，人民似乎更喜欢计件工资的方法而不是个人工分制，因为后者一个月或者更久才进行一次评定（Endicott 1988:124-7）。在江西的高家村，重大的评估会议一年才开一次（Gao 1999:62）。如果实行计件的方法，在田间地头必须有人进行监督或者每天开会：

关于如何根据工分分红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常常导致生产队的社员们在会议陷入几个小时的争吵。一个社员总结了他对这种会议的看法："多干一点或对我来说没什么，但这样无休止的争吵简直要了我的命！"（Endicott 1988:125）

对 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失去形式上的自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旧中国农村的阶级剥削压迫的消除。 事实上，到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被瓦解之前，中国的集体农业在大部分地区都运行良好，并非处于"崩溃边缘"。80年代初期，很多地方的集体都抵制解散。韩 丁（1990,2006）认为，领导班子对一个集体十分重要，领导好的地方很少存在干活积极性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关于毛时代晚期困扰集体农业的积极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问题是存在，就集体化的效果差而言，还需要从别的角度对其这个问题出更全面的探究。

制约：有限的可耕种土地

最好的研究角度是看农业在宏观经济上受到的制约。不管激励机制如何，中国的农业发展受制的客观环境实际上并不利于产量快速持续的提升。

    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耕地面积在1949年就差不多达到了极限（图7.6）。因此，相比非洲和拉丁美洲来说，中国农业所受到的耕地资源的限制要强得多。巴 西在1950年至1985年间，耕地面积每年保持不低于175%的增长率（Baer 1995:310）。在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的耕地面积还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1952至1996年间东北地区的耕地面积从650万公顷增加到了 920万公顷（SSB 1990:290；HJTJNJ 1996:220）。在北部和西部，比如宁夏和内蒙古，耕地面积也有所增加（Ho 2003）。上述情形促使国家统计的数据面积从980万公顷上升到了1120万公顷，而这个水平是不可持续的。到了90年代中期，全部的可耕地面积几乎和 建国时持平，并且从60年代早期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稳步下降的趋势。将耕作面积保持在1949年的水平已经不算什么进步，而城市化的需求给耕地带来显著的压 力，大城市周边地区的感受尤为明显。

考虑人口的增加，仅仅保持耕地面积不变是不足以保证粮食安全的。由于中国较为可靠的人口普查和 Banister的工作（1987:353），人口增长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得见。1953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当年的数据为基础上 推，1949年中国人口约为5亿6千万。1949年到1957年间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远远高于民国时期的0.5%。尽管中国人口在1958至 1962年的大饥荒期间有所下降，1962年的增长趋势就已恢复，60年代末期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1968年（当年增长率达到3.1%之高）之 后，人口增速

图7.6 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来源：SSN (2000a：21,34); ZGTJNJ (2007:474);MOA (2004:135);SEPA (2004,2005,2006a)）

注: 1997年10月31日的第一次农业统计，总耕地面积做出了调整，从原来的9500万公顷提高到了1亿3千万公顷；因此，其他也相应提高，但是，产量的数据却没有修改，这意味着这些新记录的土地质量很差，其产量已经包含在以往的统计中。

开始逐渐放缓，1984年是1%，2006年则下降到0.5%。综合来看，1949年到1989年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倍，而20世纪下半叶的人均耕地面积则减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