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虚构资本、缩小的社会再生产与中国

“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创造出来是为了转移在“资本主义”这个词上的注意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后18期间奥地利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思想中。新自由主义在英美世界以另一名字“货币主义”得到推广。尽管本文的大多数潜在读者都非常熟悉这个词以及它的变种，但仍然有必要复习一下“货币主义”这一词汇，从而了解一下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的到今天都尚未消失的影响。尽管在70年代危机的前几年间新自由主义除了在南美南部地区（智利和阿根廷）19外还处于边缘位置，但它统治了世界三十多年，其影响还尚未结束。我们也许可以将新自由主义简洁地定义为对可变资本（V）和不变资本（C）20的不同毁灭方法，其目标在于以足够的剩余价值（S）支撑不断膨胀的炽热空气——虚拟资本的泡沫。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是1968年后西方收入平等趋势的逆转21；它统治着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内收入不平等至少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贫富国家之前的差距也比1973年前扩大了不少22。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影响包括对社会（the social）的战争，这里的社会指的是战后的福利社会，在其他的语境下指的是“共产主义”；为了短期的掠夺目的而对国家职能的私有化23；将劳动力转成临时工24，雇佣更加“灵活”，常常还伴随着源自日本的“准时制生产”(just in time)技术；美国和英国严重的去工业化25；以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的名义对富人大幅度减税；对创业型小公司大肆鼓吹（很多时候是之前被雇佣的人的自我剥削）以及“高科技”26的崛起； 对银行，股票交易所以及劳工条件健康和安全相关的国家管制的削减或完全废除；将生产无所顾忌地外包给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废除（一些）关税，牺牲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地方和国家间的贸易协定，等等。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还伴随着“文化战争”，而“文化战争”也促进了新自由主义。文化战争中是对1960/1970年代的一种反动，其中诸如堕胎、性教育、避孕、宗教和对达尔文的否定等问题，转移了许多人——包括那些直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的人——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新时期内决定性的开场一击便是加利福尼亚的1978年的第十三号提案。这个法案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反税政策，限定了房产税。这一政策在接下来的30年中让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的全国排名从第一名跌倒了第四十八名。这也是富裕阶层通过可见的或者不可见的通道转移至低税地带的一个早期表现，而这种转移是通过新兴的大规模的私人“安保”产业执行的.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地区贵族化，这些富裕阶层将普通的劳动人民赶出了城市。“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性上很快就因为1982年出现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巴西和墨西哥首当其冲）而受到了挑战，需要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和债务重组，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很多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而这些国家都因1973年以来石油进口成本增加27，经济饱受压力。1980年，巴西最大的雇主是钢铁和汽车公司，到2000年，最大的雇主是私营保安公司和麦当劳28。新自由主义使二次冷战（Cold War II）升级并且使军费开支增加29。它还导致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在这个协议里面，美国强迫日本和德国对货币进行较大幅度的升值从而使它们持有的大量美元贬值，而正是它们持有的美元（债务）支撑着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支持着沃克尔在1979年后实现的高利率政策。新自由主义继续发展，加剧了美国将“相对过剩人口”(带有种族性的标签)关进监狱的问题，这部分人口数目达到了700万人，是今天人口总量的3%30。新自由主义也导致了1987年世界股票市场的崩溃。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阿伦.格林斯潘已经从沃克尔手中接手了联邦储备银行。在股票市场崩溃的过程中以及之后，进入了二十年的“格林斯潘对策”时期，对联邦储备银行将提供大规模的信贷发放的确信可以为金融和股票市场的任何低迷构筑一个底部。“自由市场”“小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并不在意使用国家的力量去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买单，这做法在2007年后又以更大规模的形式重复31。它（在美国）强行通过了“福利改革”，要求接受福利者以最低的工资做一些杂工而不是单纯的接受一个福利支票。它开创了诸如伊万·波伊斯基（Ivan Boesky） 和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这类人的风险债券、 “杠杆收购32”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为了避税，债务被堆积在公司身上，从而迫使公司拆卖资产并将公司规模缩小到只具备一些长期盈利项目；之后“杠杆收购”专家再将公司卖掉用于还清债务，并在数年以后取得大量利益。“杠杠收购”促进了“股东价值”的思想形态，也就是说在公司管理中短期的股票价格胜过其他所有的考量，这种思想也为“旧式经济”——长期投资战略以及研发打开了一扇大门。 “杠杆收购”在美国解除了对存款以及贷款银行（S+L）的管制，导致房地产业的信贷狂欢，这个信贷狂欢在80年代末期以5000亿的损失而结束，而这一部分损失最后都由美国政府买单，成为美国政府债务33。“垃圾债券”时期也在同一时期结束（尽管它以“私募股权融资”的名字复兴，在今天还仍然存在）。在1990年到1993年间的美国轻度经济衰退中，房屋价格急剧下跌，持有数十亿无法收回的第三世界国家债务34的花旗集团等金融机构都摇摇欲坠，直到他们的债务也像S+L 骗局一样，悄悄地被国有化了。 之前在 美国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到90年代初已完全被这一新自由主义辞藻所取代，后者在1990年到1993年

的经济衰退后，随着克林顿执政而上台。 在1997年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以及安东尼.吉登斯用解决市场崩溃的“中间路线”来清除掉了工党“生硬”的无产阶级的工会形象之后，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在大英帝国找到了自己的追随者。以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前高盛的银行家）为首的内阁紧接着马上建议克林顿，急需抑制带有任何社会主义思想的赤字开支，以此来安抚债券市场35。克林顿还施加压力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36。和十五年后奥巴马的改革法案一样，克林顿备受争议且迷宫般复杂的医疗改革意在维持私人医保公司37的利益的同时限制医疗成本，而这提案一送到国会就没有通过。克林顿还实行了轻度提高税收的政策，但是这一政策也没有扭转之前12年的税收削减数目38。他还推动“严厉打击犯罪”立法，街上安排了100万新的警察。这也是他在扩大就业机会上做出的最直接贡献。在1992年的美国大选之夜，当时还是阿拉斯加州州长的他，监督了一个智障人士死刑的执行，并在之后公开指责杰西·杰克逊，来表明自己不是老式的对死刑和“犯罪软弱”的自由主义者。1996年，在他的重新选举之夜，他废除了“我们所知道的福利” （“welfare as we know it”），推动工作福利制并实行恢复工作的举措。这是一种价格低廉的选举障眼法，为政府节约了几十亿但是却让几百万单亲母亲做最低时薪的工作，还得面对漫长的通勤时间，让几百万小孩由于父母上班而处于无人照顾之境地。1995年开始，硅谷的“高科技”泡沫开始发胀，伴随着全面的资产暴涨。1995年也是“反广场协议”（ reverse Plaza）之年，期间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日本日元开始升值，直到十年后才到达顶点39.到1996年为止，因为资产暴涨，联邦州以及地方的收益产生了联邦税收的盈余，而且“在我们看来盈余”会一直持续到21世纪。劳工市场紧缩到从60年代初就看不到的水平。在那些年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在100个国家进行“机构性调整”项目。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克林顿时期短暂的”形势“好转”的国际大环境。首先，日本“奇迹”在1989年到1990年的股票市场崩溃中结束，日经指数从38000点跌到10000点，并且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由此开始了20多年的缓慢增长。这是广场协议激进的重新评估日元价值的结果。日本资本流入美国以及东南亚市场进行疯狂收购40。然而升值后的日元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业，而缺乏出口将资本推向房地产投机以及其他形式的资产价格膨胀，其结果是1990年的经济崩溃，而日本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很多日本在美国的投资都成为了坏账。在美国政客、产业和一些商会持续地对日本进行打击的气氛下，日本都被禁止从事其他的生意。除此之外还伴随着贸易和关税之战，而且美国还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扩大军费开支。总而言之，日本资本流入美国是90年代信贷情况等到缓解的一个因素。

克林顿执政时期也见证了1994年的债券市场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鹰派的联邦储备局利用几次快速的利率增长来支持债券交易商，造成了几十亿元的损失41。1994年也见证了第二次拉美债务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在墨西哥开始，随之陆续在拉美金融市场发生42。尽管克林顿政府宣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为美国每年增加500亿美元的出口额，但相反在比索跳水后，美国政府被要求为墨西哥债券的美国持有者出台一个5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但是与1997年到1998年间的亚洲危机相比，1994年到1995年间的墨西哥危机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还在几个月前，那些新兴的亚洲“小龙”国家被吹嘘为

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成功的案例（持这种观点的包括美国那盲目的意识形态家们，他们把这些高度国家主义的经济体想象为代表着“自由市场”的胜利），然而1997年7月开始的泰国货币贬值像滚雪球一样造成了这些国家短期资本的恐慌性外逃，这些国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蛊惑将其汇率自由化，而那些拒绝这一蛊惑的国家（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则幸免于这一危机。到1998年初，南韩、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相继倒下，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为了有资格取得来自国际货币经济组织贷款和其他贷款，南韩等国家不得不同意裁减国家公务员的数量，取消对外国资本并购关键产业的控制；而与此同时，西方的资本家犹如秃鹫般涌入，并用廉价的价格购买这些资本，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杠杆收购43.。克林顿政府的理论家，后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匆匆到亚洲来监督这个过程，并且阻止了日本企图成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来缓解危机的尝试。从那些经济崩盘的亚洲国家逃出的资本回到了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