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我前文已经提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受到批判，但组织路线保存完好。在反复研判这一阶段实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我归纳得到的印象是：
毛泽东的路线指挥不动刘少奇的组织。
这是此一阶段一切问题的关键。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第一个方面是从最高权力机构的具体权力分配来看。
前文特别指出，到12月毛泽东生日宴为终点，中央文革是中央的秘书班子，还远不能和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分庭抗礼。
在政治局常委会里，刘邓自己还是常委，依然有相当影响力；主要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第四常委陶铸，则自“大跃进”以来，就紧跟刘邓（相见后文），此期间是协助周恩来做国务院工作；周恩来本人总体上看，在政治路线上是明显更趋向于刘少奇的，仅在组织路线上不敢离毛泽东太远（不是不离，而是不离太远，若即若离），在这个阶段，他组织上和路线上的表现更是极为微妙。与此同时，同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长的的陈伯达，此一阶段要看周恩来的眼色行事，也不敢得罪陶铸，中央文革中的江青和王、关、戚这些秀才们，就更不要说要看周恩来、陶铸的眼色了。
在中央文革内部（前文列出了8月2号重新确定的中央文革18人名单），邓小平推荐上来的实权人物刘邓悍将陶铸，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四常委的特殊身份，担任中央文革第一顾问，架空第二顾问康生，而刘少奇的另一员心腹干将，接任陶铸执掌中南局第一书记印、此期间实际是专司中央文革之职的王任重，排在江青之后为中央文革第二副组长，其他成员除了“王关戚”等几个秀才之外，大多或是刘少奇在前50天里的“死党”（如郭影秋，穆欣），或是寄生在刘少奇组织体系中同时与周恩来也关系密切的党政军实权人物。因此，那个时候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是在第一顾问陶铸和副组长王任重手里，第二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等文人，不过是只能有限运用《人民日报》、《红旗》，同时求助林彪有影响力的《解放军报》这些舆论阵地，发挥一定舆论影响作用，对于文革的具体展开没有实质上的主导能力。说他们只能“有限运用”，是因为这些舆论阵地要受到兼中宣部长的陶铸的“特别关照”（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实际发生的事实反观到，责难我的读者也可以说我此处的“权力分配”是“倒果为因”）
第二个方面是从中层到基层具体主抓文革工作的人来看。
上文说到【从7月底决定撤销工作组到这个时期，学校工作组貌似没有了，而实际上，整个刘邓人马已经在王任重的责令下，工作组撤销后2-3天之内，迅速组成“文化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抢占继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还从军队里大批调去军人担任所谓联络员，另外还派出巡视员，监察员，一些原工作组成员留在“临筹委”里，一些已经在学校名声很臭的，则调到别的地方，或者高升到上面的领导机构，如谭力夫所在的北工大原工作组长杜万荣，就上调北京市任“文革办副主任”】。
这就是说，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刘邓路线的新老代理人就从后门进来。它是由新形势下的刘邓路线执行人或者总代理陶铸和王任重安排的（该二人可以说是“小刘邓”）。换句话说，毛泽东回归一线，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之后，刘少奇的人马，凭着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在工作中解散后，用合法手段摇身一变，提前抢占了各个关键战斗位置，操控了各级学校（那个时候学校是文革的主战场）和已经开展文革的各具体中层单位和基层单位的文革控制权。
以清华大学做具体例子，清华大学在工作中撤销后，8月9号王光美说“你们真傻，人家串联起来，你们干嘛不串联起来”，此后，“八.九串联会”组成，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主要领导人，8月10号陶铸、王任重指示成立清华文化大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贺鹏飞和刘涛进入临筹委，而前期被王光美及其同伙打成反革命、8月4号周恩来曾亲自带领100多中央委员为之平反的蒯大富，还是被排除在“清华文革筹委会”之外，其他当初造工作组反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则被贺鹏飞、刘涛他们赶到劳动队里去了。所以，接下来就看到，《十六条》8月13号广播到全国，8月15号，贺鹏飞他们就组织清华大学自己操控的多数派，继续沿用前50多天里工作组用过的老办法，把清华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拉出来当作黑帮批判（年轻读者可能不知道艾是什么人，不妨自己做点功课）。8月21号，刘涛在王任重的授意下，贴出《誓死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大字报，佯装革命，8月22号清华出现《刘少奇同志7月29号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的大字报，结果，两天前还誓死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刘涛，就伙同贺鹏飞于8月24日召集人马，把清华园二校门推倒，把清华大学所有不利于刘少奇的大字报清理得一干二净，还扬言，批判刘少奇就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这就是当时所谓的“8.24事件”，改开时代，否定文革，常拿推倒清华二校门的图片，作为控诉文革罪孽的证据，但是，是谁干的，谁主使干的等来龙去脉，则从来不提及，欺骗了不知道多少人。“8.24事件”让“清华文革筹委会”名声发臭，在九月他们摇身一变改名为“临时主席团”，贺鹏飞们的地位继续得到巩固。
第三个方面可以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
以上两个方面是高层、中层和基层的一条线作业，是以北京的情况为观察视野。那么，从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来看，不妨看看王任重和湖北张体学配合的情形，推及一般。
王任重自1960年起担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是陶铸的搭档，陶铸高升中央后，他就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在文革头50天里，在湖北竭力执行刘邓的工作组路线，搞“反右化”的“刘少奇式文革”。刘少奇认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知识分子”，王任重则把《五一六通知》当作镇压反革命和反右的号令。6月28日，他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这个文件立即被当时在中央主持文革工作的刘、邓，批转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
同期，王任重把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等三人抛出，交给工作组当做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批判，导致李达受到工作组的人身折磨。李达7月底写信给毛泽东求救，8月10号信才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见信后当即批示给总理要保护李达，总理批给陶铸，陶铸批给王任重，王任重曾当面向毛泽东保证“武汉大学革命师生不会太过分对待李达”，结果李达还是死了（参见徐海亮《1966年春夏的武汉》，王绍光《群众与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一个新角度》）。毫无疑问，王任重对李达的死，负有重大责任。文革后，他曾说“我自己把李达抛出，我有那么大的胆子吗”，有人故意混淆视听，将这话解读为是毛泽东抛出李达，理由是毛泽东7月18日返回北京之前，曾在武汉畅游长江，王任重陪同，后来王任重调到中央文革，据此认为王任重是毛泽东的人，此前迫害李达是受毛泽东的指使。殊不知，王任重，实际上一直是刘少奇的人，也是大跃进期间湖北“浮夸风”的代表人物。头50多天里是刘少奇主抓文革，指示全国各地抓“小三家村”、斗“黑帮”，只批一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却不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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