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系列之五洲震荡风雷激（下篇上、中部分）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先后各50多天，陶铸最忙，其活动之多，难以历记，在后50多天里，因为刘邓不在一线了，更是可以说分分秒秒之间，北京上上下下无处不有他的身影，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不乏他的踪迹。以下略记他在文革开展起来后上任中宣部长之职务第一天以来的部分活动：

6月4号：因邓举荐正式上任中宣部长职务，同时出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此职务先前是彭真担任）。

6月13号：在中南局发出“现在是工作组专政”的指示。

7月上旬：以中宣部名义办《学习毛泽东思想》刊物，亲自审定1期8篇文章，重头文章是负责工交系统的薄一波的报告和“61人”之一的刘澜涛赞扬刘少奇21年来忠于毛泽东思想，实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的文章。文章批判目标剑指陈伯达。

7月9日：指示《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王任重镇压群众的经验，作为样板介绍给全国。

7月14日：和刘、邓一起改组中宣部、文化部、广电局、卫生部、教育部、国家体委，换上刘邓信任的人担任主要领导。

7月20号：奉刘命赴中南、西南、华南，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传达刘少奇下达的“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的指示。

8月10号：（此时刘邓已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失势），和王任重一起，向当时在文革中起最关键作用的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派出联络员，成立学校文革小组，文革筹委会等机构（其他学校随后跟进），控制学校运动走向。此后刘邓路线渐渐退到暗处，“陶铸王任重路线”渐渐走上前台（所以说“陶、王”是“小刘、邓”）。

8月12号：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日，对来京开会的中南局各省市委书记发表讲话，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是引火烧身”，无视会议上实际存在的毛刘原则分歧，故意对外“弥合”这一分歧，继续制造毛刘一个司令部假象。

8月14日，陪同邓小平到人民大学，指责人民大学不斗黑帮，要求继续前期邓的路线，把矛头对准群众，搞“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

8月15日：成立中宣部文革委员会，陶说：“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党委”，“常委等于党委”（这些不久就在全国发展泛滥为“老子即党，反老子即反党”，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但无效）。

8月17日：会见文革小组成员郭影秋。郭在前50天是以新北京市委书记身份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注：改组北京市委后，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李雪峰，其他书记都可泛称“市委书记”，如同早先就有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市委书记邓拓”之说，有些人不知道这个背景，以为当时说“市委书记”，就是现在说的“市委书记”，第一号）。

以上是文革开始以来到毛泽东8月18号首次接见红卫兵这个时间段陶铸的主要活动，其与刘邓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其把“刘少奇式文革”通过组织路线，传递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轨迹也十分清晰。此后他的主要活动更为关建，但由于融入了红卫兵运动，却也更加显得扑朔迷离。

第一件事十分简单，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评了中组部，要求改组中组部。陶铸8月19号到中组部，为改组中组部定调。次日，即8月20号，续到中组部，指示不许把安子文说成是修正主义分子。稍晚的9月3号，再次到中组部，把安子文接走，保护起来。安子文自1945年担任中组部长到1966年已长达21年，他也是“61人案”成员，刘少奇的得力干将之一（请参见系列前文简介刘少奇的嫡系班底部分）。

第二件事就是涉及到红卫兵运动。

8月20号谭力夫讲话出笼，读到这个讲话的刘邓路线当权派，认为是说出了“红五类的心里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精神原子弹”，“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而他们的子女则认为：“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大事记》）。如前所述，谭力夫的讲话很快传遍北京，不久传遍全国。这样一来“血统论”与8月18号受毛泽东接见鼓舞兴起的大规模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活动叠加在一起，使红卫兵运动复杂化。

毛泽东担心有人会镇压要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就在8月21日和22号分别批转下发《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两个文件。这些防范措施明显地立即被“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陶铸等人，巧妙地有针对性的加以利用，使红卫兵运动情况更加复杂。

陶王路线（代替刘邓路线）各级代表人，为了显示是执行了这些文件精神，没有公开调用军队和警察这类国家机器镇压红卫兵运动，可又无时无刻不在定向性对一切敢于试图批斗在职党政军领导人的红卫兵实行变相镇压，方法是利用建国以来慢慢积累起来的工人农民对于共产党的信任，在全国范围各地同时组织起工人赤卫队和农民军，甚至复员军人队伍，围剿串联到外地的部分红卫兵，或者组织当地红卫兵对外来红卫兵实行围剿。

【典型事例：四川李井泉调工人赤卫队和郊区农民，围剿学生，把赴重庆的红卫兵叫做“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制造了“8.28江北惨案”】。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9月2日发出“凡是镇压学生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指示，可是毫无效果，在贵州，省委提出“谨防政治扒手”，调集数万群众，制造了“9.5”，“9.6”，“9.7”围攻北京红卫兵事件。此期间，先后，还在其他地方如南京、西安、长沙、昆明、杭州、福州等地都出现，这些事情共同之点是，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联合行动，参与具体围剿和驱赶北京红卫兵的组织工作。

这样一来，9月7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林彪、江青写信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大体相同，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试叫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诉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红卫兵串联是毛泽东公开支持的，全国都知道，可是红卫兵在全国遭到驱赶，可见这时候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陶、王路线），在组织路线上的表现有多么强大。全国各地党政军，不是听毛泽东、林彪的讲话，或者陈伯达、江青们发出的社论要求，按照《十六条》搞文革，而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实际利益搞文革，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有明确的组织路线的选择，按照前文张体学的说法是“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统而言之说陶铸等不支持红卫兵运动，显然不符合实际，他们支持的是干部子弟红卫兵组织，鲜明地表现出与他们以上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选择完全一致的政治倾向性。高干子弟红卫兵，靠“血统论”武装头脑，出现很多定向性过激行动，如斗“黑五类”及其子弟、抄家、打人，围剿外来红卫兵——大串联初期，受当地当权派操控的当地红卫兵（主要是保皇派）和外来（造反派和保皇派）红卫兵冲突，交叉着“保皇和造反”（那时造反派红卫兵还是少数）和“本土和外乡”的双重矛盾，但无一例外都是当地领导人按照上面授意组织当地红卫兵先搞冲突的。

8月23日，这个日子因为老舍的被批斗，许多人可能记得很熟。高干红卫兵不是文批老舍而是武斗老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导致老舍24日投太平湖的直接因素（老舍的死其实很复杂，此处不细谈）。老舍死后第二天，8月25号，“西城区中学红卫兵纠察队”(西纠)诞生，组成西纠的红卫兵是批斗老舍的元凶，西纠是谭力夫“血统论”言论的典型产物，是在那些抢占了学校文革领导权的刘邓路线的人员协助下，成立的大规模中学高干子弟跨校红卫兵联合组织。刚才谈王任重的时候，提到了武汉大学李达之死，那是发生在6、7月里，跨到8月份的情形，而老舍则完全是8月里的情形。两人的情形是很可以作为“刘少奇式文革”在这一阶段还在继续进行的证据的。

西纠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陈毅的儿子陈晓鲁。西纠的宗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保爹。高举毛泽东思想、造反、革命都是借口。谁要高举、造反、革命，只要不搞到他们老爹的头上都好说，否则，就和他血战到底，死了也要象谭力夫说的“挺着肚子”，“象个无产阶级”。

毛泽东当然有自己的消息面，这些西纠的过激行为不可能不在他的关注中。于是，他在接到章士钊的求救信之后开出了一个保护者名单，交周恩来执行保护，在8月31日前后还分别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中央领导人会议，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让林彪发出呼吁等等，要求必须坚持《十六条》要求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西纠反而更加猖獗，9月5日，西纠以“威胁首长安全”，“保卫国家机密”为名，征伐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大打出手，抓走8名“东方红”红卫兵，毒打并关押20小时。这是典型的受挑动而发生的红卫兵不同派别之间的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