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这一节或许是个多余，算是一个小结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但对于刘少奇本人，而且对于其组织路线上各个层面的人来说，都是个政治分水岭，此前刘少奇可以直接操控文革方向，不惜代价保护他自己和这些人，此后他无法直接操控文革方向，这些人心里明白，如果不能自觉团结起来，成功让文革无法进行下去，迫使毛泽东停止继续文革，那么，就都会和刘少奇本人及其政治路线一道，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他们的基本判断。也正因为如此，出现的实际局面就是：即使没有刘少奇的明确指令，他的组织体系只要看到他还没有彻底倒掉，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自动健康运转，能够自觉团结在陶铸等人周围，借用周恩来的影响力，不惜一切代价护主，力保其东山再起。这里面当然包含有谭力夫的功劳在内，谭力夫8月20号的讲话，如前所述，是几乎被操控文革实际主导权的人当作中央文件发到全国，代替刘少奇本人向全国刘邓路线执行人发出保卫刘邓路线的通令。
这里明显看到，刘少奇组织路线上的人（其实也包括其他派别的人），或许除了少数人之外，多数按照传统的“宫廷斗争”的惯性思维，迷信“血统论”，迷信“一朝君子一朝臣”，无法理解或者接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法接受“斗、批、改”，无法接受文革。于是按照他们的传统宫廷斗争的方法，不择手段搞斗争，结果把一场伟大的涉及全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运动，搞得后来人以为是一场“宫廷内斗”，没有其他。他们不想要社会主义，也看不到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大踏步超越，带着江青、张春桥等少数几个人已经进入了现代政治文明之中，而并不是要和他们几个人搞“清一色”，更不是搞“清一色一条龙”（有后来的“大联合”为证）。尽管毛泽东一再声明文革是要清除一小撮走资当权派，不是要打倒所有领导干部，甚至在毛泽东于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后，陈伯达控制的《红旗》引用林彪的讲话发出社论说，这次文革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但是刘少奇路线上的人还是人人自危，担心自己是被打倒的一小撮中的一员，于是只好一起做困兽斗，另一些不是刘邓路线的人，做过一段时间观潮派、骑墙派之后，纷纷作出选择，基于各自的判断，加入两大阵营，当然也有始终是观潮派、骑墙派的，像周恩来这样的传统文化下的政治太极一流高手，则乘机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情形是两架不同构造的阶级斗争机器——一架是完全现代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一架是完全封建的，目标是“封建的资本主义”——在同一个党内为争夺对这个党的改造权，以实现各自目标的超极限碰撞。这两架阶级斗争的机器一旦发动，就都没有自觉停止下来的可能，必须是其中一架遭到摧毁。也就是说，这次冲突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这或许就是毛泽东要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历史的教训该如何借鉴？这是一个政治哲学范畴的艰难课题，中国要真正进入现代政治文明时代，必须需要政治家先改变传统宫廷斗争思维方式，超越“一朝君子一朝臣”的观念局限。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弊端之一，不是10年20年，甚至100年200年能够实现的。惟其如此，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是几百年的事业，文革则每隔7、8年就要再来一次。
社会主义者要完成这个超越，就必须认真总结此次文革的教训，要想到社会主义运动未来再次兴起之后，政权如何延续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的学者，无论他们怎样诅咒毛泽东，其实也必须面对这个艰难的政治哲学课题，因为它是中国腐朽的传统文化提出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捏造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只是把它用文字写出来了，用话语表达出来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说这是阶级斗争语言，不值得一谈，那么改一下，让其成为“现代社会阶层和阶层冲突”如何？惟此一改，资产阶级学者的虚伪面纱也给彻底撕下了，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故作人道、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本性，就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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