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系列之五洲震荡风雷激（下篇上、中部分）

三

要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执行《十六条》为标志的文革全面升级，有整体性把握，就必须先要对本次会议的特殊性和当时的整体政治态势，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这一点，即使现在资深的文革研究者，也未曾注意到，更不用说重视，一些人或许是注意到了，也重视了，却因为政治忌讳，要为后来奉为尊者的人讳，要掩盖真相，就不敢公开加以表述。总之，我在自己的阅读范围之中，没有看到相关内容。

会议本身的特别性在于：会议期间（8月1号-12号），党的最高会议本身和社会多管道连通在一起，最高决策层和最底层老百姓同步运动（主要是北京地区），中央最高领导人白天在大学校园，晚上在会场，或者上午在市民间，下午在会场，都是可能的；刘少奇整个会议期间都在建工学院蹲点；邓小平在人大蹲点；周恩来8月4号带了100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给蒯大富平反；8月6号，康生、王任重、江青在天桥剧场，参加“鬼见愁”对联学生辩论会；8月9日，王光美得知清华大学头天成立“八.八”串联会之后，立即责备他们自己人：“你们真傻，人家会串联起来，你们也可以串联起来嘛”，于是“八.九”串联会组成；毛泽东本人也曾在8月10号到中南海群众接待站会见群众……。这就是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仿佛是一次向社会全面开放的“超大型露天广场人民群众民主大集会”，不同意见的群众派别，都可以亲自登台亮相发言或者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这也意味着，党内最高层的机密，例如刘少奇遭受党内批判，或者林彪的讲话，被利益相关人同步散布到社会上一定范围，让相关人员和组织采取必要应对措施。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超级透明性和公开性。中国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如此最高决策层和社会全面互动，恐怕就此一次。凡是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不管你个人后来的命运变故是什么，都该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而骄傲。可以说它充分体现出了古希腊才有的广场民主精神而又为古希腊广场民主所无法做到，在古希腊，民主的适应范围是一个小山头及其周边面积，就是说，发言者在山头演讲，周边的人都能听到，在这个范围内，民主是有效的，超过这个范围，民主无法做到（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的智慧》）（我前文对古希腊广场民主演变出法国大革命式广场民主和美国街头竞选民主有过扼要论述，有兴趣者回头去看）。

当时的整体政治态势，可以从以下关键方面得到要略：

第一，文革自《五一六通知》形成后开展以来，在全国大张旗鼓批判的是彭罗陆杨，而且批判彭罗陆杨主要都是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的，刘还在1966年6月27日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各民主党派开会（邓小平主持），向各民主党派集体解释为什么要批判彭罗陆杨。他说，彭真有“浓厚的宗派情节，长期地进行宗派活动”；历史上“两次王明路线都有份，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杨陆共谋，北大四清，最近文化大革命与毛主席对抗”；“建国后，党内三次大事件，高岗饶漱石，彭黄张周，这次是第三次”，“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世界性的……，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他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这些情形表明，刘少奇有分寸地战略性抛弃已经早就处在文革炮火下的彭罗陆杨，让自己在全国公众视野里成功脱身，灌输民主党派和全国公众一个错觉：他和毛泽东是一个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和毛泽东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和和彭罗陆杨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而不是毛泽东和他各自代表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自《五一六通知》以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如上篇所说，主要是在对刘少奇进行最后的考察，没有哪怕在党内大范围公开表示过与刘少奇在文革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这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全国公众的错觉背了书。

第二，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虽然严厉，但还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调上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摆到敌我矛盾上来，这是由当时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里的路线斗争的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决定的，此其一。其二，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决定此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不再由刘少奇主持。这虽然等于剥夺了刘少奇前期拥有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主导权，也等于实际终止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但组织上的手续履行必须要等待“九大”的召开。因此，他在常委中的排名变动，可以被中央委员们一般性地理解为对头50多天所犯错误承担必要的工作责任，是正常的暂时性的中央分工调整，即使在中央最高层也不是人人都会想到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已经不保。其三，就全国老百姓而言，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是两个司令部的代表，那更是无法知晓，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电视普及、网络普及、手机普及、微博微信普及、海内外消息基本可以在公众之间同步传播，毛泽东借助中央文革指导全国文革开展，主要是通过报纸和广播，但报纸和广播又不能无缘无故传递刘少奇接班人不保的信息，况且，改组中宣部后，接任陆定一的是邓小平推荐的陶铸，陶铸还是新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本次会议政治局常委改组后，排在党内第四号，位高权重，一言九鼎。陶铸一直牢牢控制着关于毛刘关系的宣传基调，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后，说毛泽东是“引火烧身”，之后还不惜在《人民日报》造假照片，搞换头术，制造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亲密无间，没有分歧，是一个司令部战友的假象，即使到十月底，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同意陈伯达、江青支持的“三司”，在社会上点名公开批判刘少奇之后，陶铸还是利用自己的权力不许批判刘少奇，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他是国家主席，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事记》）。总之，因为这种种原因，当时刘少奇的地位变动，对于刘少奇山头核心圈之外的一般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第三，综合以上两种情形不难看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党内排名改变，却留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继续担任着国家主席，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意味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位置进行了交换：先前是刘少奇在台前全面主持工作，毛泽东隐身在台后，现在是毛泽东在台前全面主持工作，刘少奇隐身在台后。如上所说，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在党内一定范围受到一定程度批判，但组织路线，除了先前已经遭到公开批判的、他自己也做了战略性切割的彭罗陆杨之外，保存完好。在党内，除了最高层极少数核心人物和刘少奇山头核心层知情者外，绝大多数人依然是理所当然把刘少奇当作毛泽东法定接班人并相应采取政治行动，党内人士都懂得，宁愿犯路线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犯了路线错误，说几句不着边际的检讨话，自我批评一下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就蒙混过关了，而要犯下组织错误，就是跟错了人，那是要被正确派撸掉权力，削职为民的。既然认定毛刘还是一体的，那么紧跟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就要紧跟刘少奇的组织路线，紧跟刘少奇的组织路线，也就是紧跟毛泽东的政治路线，除非他们公开决裂。至于党外公众，则当然还是把捍卫刘主席视同保卫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