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局面，对于毛泽东全面深化文革，全面实现文革战略目标，十分不利；对于刘少奇来说，则是好得不能再好，因为它意味着刘少奇行动起来比先前更为灵活方便，更为自由主动，这个保存完好的组织路线，可以名义上为毛泽东路线服务，实际上为刘少奇路线服务，这恰是当时许多人和现在许多人还不明就里的窍门：在头50多天里，你毛泽东不是一方面操纵学生反对我，另一方面把我殚精竭力维护稳定局面的工作，说成是搞白色恐怖吗？那么，此后将要发生的一切事端，红色恐怖也好，白色恐怖也好，不管责任是我的（我打着你的旗号，操纵一切可以操纵的力量来干，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还是你的，就要统统记在你毛泽东的名下了，“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谭政文之子、反动“血统论”主要理论家、刘少奇的铁杆支持者谭力夫之言，详后）。今天的官版历史，甚至民间主流看法，不正是这样地把那以后发生的所有坏事情，记做“浩劫”，一股脑儿扣在毛泽东头上吗？（当然还拉林彪、江青等人陪绑）。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确就是，刘少奇依靠新的表面不利实际更有利的位置条件，盘踞党内最高决策层，在台上，又在台下，在党内，又在党外，全方位充分发挥其早年做学生运动领袖和地下党领导人时期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灵活利用其在党内保存完好的组织路线和刚刚兴起就得到毛泽东无条件大力支持的红卫兵运动，还毛泽东以颜色，使此后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无法按照《十六条》确定的“斗、批、改”方向展开，后文做展开论述将陆续提供历史证据材料，这些材料十分清晰显示，刘少奇的政治地位的变动总是和社会动乱保持密切的关联性：刘少奇的地位越下降，越远离政权中心，他和他的团队就越垂死挣扎，就越在全国制造更大的动乱，而打着红旗反红旗，支持刘邓的黑帮红卫兵（主要是西纠、海纠、东纠）的行为就越发残暴，12月初更是重新组合并集结，组成全国高干子弟的“联动”组织，喊着“刘少奇万岁”，“油煎江青”，“火烧中央文革”，“毛主席对不对，十年后再说”等口号，大肆制造打砸抢事端，还数次借故冲击公安部（严加其《文革十年史），详后）。
此外还必须交代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常委日常工作，于是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成为两个新的权力中心，一般可以看作，中央文革“抓革命”，周恩来的班子“促生产”。但是，实际情况则远为复杂。周恩来在红卫兵大规模“破四旧”期间，借助毛泽东的准许，保护了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几个月时间内积累了新的巨大社会资源，社会声望因此大大提高；又在刘少奇的权力于1966年10月至11月被最后终结期间，利用自己儒家君子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政治斗争技能，成功收编刘少奇体系的残部，因此大大巩固和壮大了自己在党内的老干部体系。自那时以来，这个体系就是毛泽东继续推行文革战略的最强大的正反双面力量，毛泽东的“反周，人民必反”的判断，绝不是自灭威风。对毛泽东来说，重用周恩来，总体来说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个“负面成就”，并且不是能以其他备用方案替代的（专谈周恩来的时候详谈）。在1967年1月风暴开始后，老干部依托周恩来，以“二月逆流”为标志，以抵制中央文革中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极左行为为名，公开地集体干扰毛泽东文革战略，他们的干扰完全不同于刘少奇的方式，因为他们中很多是握有实际兵权的老帅，他们背后支持别人“亮出的家伙”，就不是“联动”分子的匕首、砍刀、弹弓、砖头、小黑牢房之类，而是枪炮、坦克、军火库、甚至封锁铁路，抢夺军用物资等等（详后）。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一个人“肩住黑暗的闸门”，让劳动人民到光明中快乐地自由地成长和生活。看了以上我的交代，再认真反思此后实际发生的全部历史，但愿我的读者能对毛泽东实际肩住的那扇“黑暗的闸门”到底是什么能有些具体的感悟。
四
做完了以上交代，再来回答开篇就提出的问题就容易了：何以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三个多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已经完全回归中央一线重新执握最高权力的情况下，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更加激烈和复杂，并且是从组织路线层面的大展开，把社会中各种人群都卷入，出现一种实际超出所有人想像的混乱政治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各种学生团体、群众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纷纷公开结成，彼此抱团起来，互相“斗、斗、斗”，进而发展起各种派性组织，把“斗、斗、斗”推向新的阶段，仿佛文革原来的目标失去了，或者说它原来的目标就是“斗、斗、斗”！改开以来写出的文革历史，似乎也是故意给人造成“文革的唯一目的就是斗、斗、斗，为斗而斗”这样一种印象，还把毛泽东早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改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来做理论上的论证。
开篇也指出：“这一局面中的一个十分特别的关键角色是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这个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决战中，的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确是打开很多“问题大门”的钥匙。
根据现在的普遍看法，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后仅仅四天，即1966年5月29日，于清华附中诞生。当时的红卫兵说：“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大约一个月后，即6月24日，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号召中学生“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红卫兵思潮与当时反工作组的造反思潮结合在一起，给工作组带来麻烦，于是红卫兵一诞生就成为了工作组的眼中钉，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工作组在“反干扰”运动中，把打击一些中学仿效清华附中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当作文革的重点工作之一，还把它们定性为“非法组织”，“反革命集团”。清华附中红卫兵带头反抗工作组，7月4日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重申他们的“造反理论”。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学生开始仿效中学红卫兵，组织起了类似红卫兵的“战斗队”，参加到反工作组的运动中。
这就是说，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刘少奇就是反对的，要将其扼杀，而此时的红卫兵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压制他们的，只是错误执行了毛主席和刘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工作组，那个时候，文革刚开始，全国上下都是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看作一个司令部的，红卫兵也莫不如此，在他们心中，保卫毛泽东，保卫党中央，当然也就包含着保卫刘少奇，不分彼此。
7月18日毛泽东回京，此后一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受毛泽东委托，到学校表达对学生反工作组的支持（参见上篇）。学校文革形势由此发生逆转，红卫兵受到鼓舞，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27日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大字报加以响应，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1966年5月29日到8月1日之前，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因为遭到刘少奇的打压，诞生那么早却仿佛藏在闺中无人识，8月1日毛泽东写信公开支持红卫兵，不久，红卫兵三个字就传遍五湖四海，终于“露峥嵘”起来了。《五一六通知》明确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就体现了这一点，并且自此开始，在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都是一直在倡导保护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在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社会实践中实际诞生的新生事物。
刘少奇和毛泽东两人对待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反映出的是两个人治国方略本质上的对立。文革在后来官版历史写作中，被解读为毛泽东借故打倒刘少奇，刘少奇一开始就反对红卫兵，而毛泽东则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后来红卫兵还确实成为了斗争刘少奇的主力军，刘少奇打倒之后，红卫兵高潮退去。于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达到目的之后，就卸磨杀驴，过河拆桥，抛弃红卫兵”的“严密逻辑链”就顺理成章建立起来了，更进一步，“刘少奇是共和国第一冤案，红卫兵公然践踏宪法，残酷迫害、折磨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红卫兵就是法西斯”的笼统结论，就更是“合乎情，在乎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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