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派的误区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袁先生认为,自由派和毛派之所以如此对社会不负责任的纠缠不休,是各自存在一些重要的认识误区。概括起来说,不少自由派纠缠历史,恐惧毛泽东和文革。一些所谓的毛派反对政改,恐惧民主和美国。 自由派焦点就在毛泽东,突出其所谓的“残暴”、“专制”。去年一位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自由派维权人士来郑,我们见了面,对于他为下层群众所作的维权活动,我向他表示了敬意和自我批评。但是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误区使我十分的惊讶!他说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批示杀人,杀了多少多少万。而实际情况是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没有批示杀任何一个人,这是在场的其他年纪大的自由派人士也认同的事实。自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中,毛主席反复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横竖不杀”。可能使这位朋友不敢相信的是,正是文革中的1968—1969年全国贯彻毛主席树立的“枫桥经验”,砍掉了一大半监狱、劳改队,正服刑的上百万犯人回家接受“群众专政”。也正是那时,就已经撤销了劳教所、强劳所和少管所。当然,文革、尤其是“一打三反”运动中,是杀了许多不应该杀的人,那主要是反对文革的当权派为打击跟随毛主席造反的人滥杀的。就像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所说的那样:打着B52(指毛主席)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 至于文革初期对毛主席狂热的崇拜是有其时代背景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由于中央书记处扩大指标后各级党委追加的几十万“右派”造成的扩大化,形成整个社会的政治高压现象:反对任何一个党员就是反党,反对任何一级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会被送去“劳动教养”或打成“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毛主席语录》和任何一级领导(从班组长、生产队长到省,市长、中央领导)辩论,可以批判他,可以喊打到他,可以夺他权。就是说,用崇拜毛主席一个权威,打倒了直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级权威,自己“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代替了别人强加的“党领导一切”,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解放啊!就像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上帝就在你心中,不需要各级主教、神父做中介。 那么又为什么恐惧文革呢?从“民主墙”、“学潮”至今,几十年的任何民权运动哪一个不带有鲜明的文革痕迹。尤其是上世记八十年代末学潮带起的下层伟大的群众运动,高举的是毛主席的画像、高喊的是打到D和“官倒”、用的是大字报和大辩论。对此,无论是当年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或者我们基层的造反者,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那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么!所谓对文革的恐惧,说到底是怕“暴民”、是自己幻觉中的“暴民”。从文革、“学潮”至今的中国有这样一个特点:“政治动乱”时社会治安反倒特别的好!象瓮安这些一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哪一个抢了老百姓的东西,烧了平民的房子?这是那些“文明国家”同类的骚乱事件所无法相比的,这也是文革的遗产,叫“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就“毛派”来说,你为何反对政改呢?从1949年的“共同纲领”到1954年的《宪法》、1975年《宪法》,其中那一个政改不比改革后的政改幅度大,整个毛泽东时代,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就是不断的政改。至于向右的政改,我们还真想象不出、一个比我们现在还右的政改后的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以苏俄为例,所谓的“巨变”后,仍然是免费医疗、教育,有房可住,养得起老。苏共垮台了,也没有杀、抓革命者。当时苏联的人民,又为什么要去做保卫”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社会帝国主义”的“男儿”?!如果说苏俄有过去的经济基础,那么,再以比我们穷得多的印度为例,他们全社会还有低标准的免费医疗。难道我们拿着已完全官僚资本化的所谓“国有”、“公有制”符号给自己“画饼充饥”么? 毛派也不应该怕民主。所谓毛派,本身就是文革大民主的产儿,大民主是其天然优势。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难道比没有民主还要坏么?毛主席当年和蒋介石作斗争使用的民主武器,不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罗斯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说,毛主席绝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美国也没什么什么可怕,它更讲实用。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留在那里的唯一外国大使馆,就是美国的。只是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美国国务院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决策。前埃及、突尼斯政权本来就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他们一旦被证明是失去民心(遭大多数人反对后),美国照样“落井下石”将他们踢出去,哪怕以后的新政权难以捉摸。 袁先生说,总结起来,一些自由派和所谓毛派,一个怕回到过去的毛泽东时代,一个怕走向“普世价值”的未来,为此无休止的争斗却稳定了最需要改变的今天。让我们一起走向广大老百姓,他们的大多数一是怀念毛主席,二是认为今天的腐败是因为“一党专政”,无论他们的表达是否正确、准确,这就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民意。也就是说,你非要去反毛反民主就站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对立面,也便自己钻进了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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