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而又纯”、“最革命”说开去

从“纯而又纯”、“最革命”说开去

1、不科学的帽子

不知何时起，“纯而又纯”、“最革命”成了批评和打击人的两顶帽子。

我们不赞成同志之间用这样的帽子，因为它是不科学的。马列毛主义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我们自称马列毛主义者，仅有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是不够的，还要有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阶级立场与阶级感情，叫作感性，科学态度，叫作理性，这两样东西矛盾吗？一点不矛盾。如果将人比作一辆汽车，感性就好比发动机，理性好比方向盘。发动机和方向盘不构成矛盾。理性的对立面不是感性，只能是愚蠢。

九月保钓游行的时候，官方有个口号叫“理性爱国”，从字面上讲，是对的。我们不要“理性爱国”，难道要“愚蠢爱国”？韩德强打那一巴掌，看上去很“血性”，同时也很理性，以韩教授的智商，打这一巴掌应是经过思考的。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暴力机器的使用，大多是理性算计的结果。将希特勒这样的人描述为疯子，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说法，我们不能跟着附和，希特勒是认真贯彻大资产阶级的意志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理性否，而在于对理性的解释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有各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因此也各有各的理性，如此而已。至于韩教授的感性与理性应归于哪个阶级，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言归正传，谈谈两顶帽子。

盖帽者的意思大概是，革命工作要和各色人等打交道，要善于团结各种各样的人来工作。因此，有些事不要那么较真，不要弄得太纯粹，否则就团结不了人，就会出现关门主义的错误。因盖帽者没有提供标准的答案，我们只能揣测，这个意思应错不了多少。

这个论点是错误的、似是而非的，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我们认为正确的论点是：只有在理论上尽量追求彻底，才能做到策略上的最灵活。坚持理论原则上的彻底与实行最灵活的策略，这两个方面丝毫不构成矛盾，将两者混为一谈，或只谈其一不谈其二，或将后者提到比前者更重要的地位，是错误的。

仅从字面上来说，用嘲弄的态度来谈“纯而又纯”和“最革命”是既不严谨也不严肃的。毛主席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里的“纯粹”，就其词意来说，就是“不掺杂其它成分的；无掺合物的；不含添加、替代或异质物质的”。换个词，就是“纯而又纯”。即便是今天官方的意识形态中，“革命”与“最革命”仍是褒义词，比如这样的提法：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追求革命有什么错？追求纯粹有什么错？没有错。我们可以团结不那么革命的人，可以容纳不那么纯粹的人，但是，绝不意味着我们追求革命、追求纯粹是错的。资产阶级的庸人们也提出了“告别革命、淡出理想、躲避崇高”，这个论调我们决不能附和。

2、理论彻底才能服人

“纯而又纯”、“最革命”，涉及的问题，无非就是原则与策略的关系问题。

我们的一些同志说：不要“纯而又纯”，不要那么“革命”，会吓跑群众的。马克思则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看来，我们一些同志自以为比马克思高明。

一些同志谈到群众路线，以为群众理解不了深刻的道理，以为群众厌恶理论，刻意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方式和不那么科学严谨的概念来说明问题，什么公平呀，正义呀，共同富裕呀，等等，甚至于甘当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尾巴。这不是群众路线，恰恰相反，这是瞧不起群众的路线，这是精英路线。今天的群众，大部分都有中等以上的文化程度，有相当的阅读能力和逻辑水平，对辩论法的掌握也不差，接受的信息量也不少，他们中的先进份子，或许并没有受过严格的理论训练，但有分辩真假马列毛主义的能力。与民主革命时期相比，今天的知识份子的启蒙作用大为降低了，这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遗产在中国社会留下的遗产。这个遗产的份量是很重的。而由于资本家和官僚的压迫，更有一些群众有主动学习马列毛理论的动机。几年前就有报道说建筑工地上的民工有人买《资本论》。有个别自称毛派的“领袖”，以为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知识份子的名头胡说一通，碰了一鼻子的灰。我们的一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自己多读了些书，便以为群众仍是百十年前的需要启蒙的无知无识者，殊不知，今天的知识份子往往是落在群众的后面的，通常是后知后觉地反映群众的部分要求。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理论是否高深，在于你是否说得透彻明了，在于你的表达方式群众是否喜闻乐见。喜闻乐见不等于似是而非，不等于理论上的不彻底。毛主席的文章是通俗易懂的，但又讲明了深刻的革命道理，理论上是彻底的；邓小平的“理论”也是浅显易懂的，一些说法也是百姓“喜闻乐见”的，在一定的时间里甚至迷惑了相当多的群众。问题是，我们要努力地掌握更多的群众，是用毛的办法，还是用邓的办法？毛、邓都是政治家，都很重实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一个叫革命的功利主义，一个叫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对无产阶级是一点也不“实用”的，只能损害无产阶级的事业。

这里还有一个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文革与改革，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前者是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后者则相反。但是，历史老人是公平的，历史的天平渐渐倾斜过来了。真的要走群众路线，有时反而要甘当少数派，这是历史的辨证法，也是个无情的事实，更是对马列毛主义者的考验。毛主席在党内就经常是少数派。毛主席说，要将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这里的关键，不是“多多的”，是这个“搞得多多的”过程，即从星星之火到燎原的过程，而不在于一开始就有多少粉丝。你真要代表群众的利益，人少没关系，群众迟早会认可你的。否则，你有再多的粉丝，可能热闹一时，在革命的洪流面前，最终也是“轻如鸿毛”。

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与信仰是分裂的，所谓“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资产阶级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采取实用主义。马列毛主义者的理性与信仰是统一的，应随时随地自觉地将马列毛主义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今天一些自封的“毛派”，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恐怕与西方主流是一样的：马列的归马列，现实的归现实。嘴上高举着马列毛的旗，一旦谈现实问题，马列毛就丢一边了，要么跟着感觉走了，要么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时髦理论解释一通，仿佛马列毛在现实中用不上，一用马列就是“教条主义”。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这是缺少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只能是异想天开。

3、从心所欲不逾矩

有些同志还是担心，你说的那么绝对，会不会影响你的策略的灵活性呀？会不会产生教条主义呀？

不是这么回事。

孔老二有句话，叫“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的矩，就是周礼，就是原则。老百姓有句话，叫“艺高人胆大”。这里的随心所欲和胆大，就是灵活的策略。翻译一下，只有对原则非常清晰明了并烂熟于胸，才能做到最大程度的策略上的灵活。

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对于人际交往的原则，青年人往往不是很熟，因此，经常有两种现象，一种是轻狂无知，一种是拘谨约束。前者破坏了原则，后者又因怕破坏这个原则而缩手缩脚。可见，理论上的不彻底，模糊不清，表面上看，似乎提供了灵活机动的空间，实践的结果，却是完全相反：要么破坏了原则，要么是拘束无为。

我们看一下革命导师如何处理相关问题的。在议会斗争问题上，列宁对于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的揭露，丝亳不影响他赞成参与议会斗争。在宗教问题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列宁曾高度评价了这句话，称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但是，并不妨碍列宁提出正确的宗教政策，要求国家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反对左倾的“向宗教宣战”的政策，同时决不认为同人民的鸦片作斗争，同宗教迷信等等作斗争的问题是“私人的事情”。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毛主席认为，承认国内的阶级斗争，坚持党的独立性，才能更有利的开展统一战线，而不是相反。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原则与策略相统一的光辉范例。

今天一些同志，为强调团结，以至于一些正常的理论争论也不愿开展。这并不能促进团结，这只能在事实上损害团结。

理论上不彻底，要实行策略上的所谓灵活，无非就是中庸之道，无非是实用主义的一套。话不要说太过，事不要做太绝，不要太激进，要照顾现成的情绪。林彪的说法叫“绝则错”。理论上不彻底，通常表现为政治上的左右摇摆。王明当初是很“左”的，后又变右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灵魂都没了。归根结底，还是他那“城市中心论”的一套，认为抗战还得靠蒋介石的正规军，瞧不起游击战，不知道自己的根基在哪里。

在把握原则与策略问题的时候，度是个重要的问题。质变与量变，中间有个度。在标准大气压下，超过一百度，水就变成了气，量变就成了质量，这就是度。列宁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这就是度。可惜我们一些同志不认为有个度的问题。坏起来，什么都是坏的，骂起某个人来，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坏的，祖宗八代都是坏的。好起来，什么都是好的，连这个人的基因都是红的，挺起某个人来也是连个度都没有，拔得无限高。据说是群众的要求，据说走的是“群众路线”。恐怕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要求，恐怕是群众尾巴路线。工人阶级一般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老实的，说话是讲分寸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为了争取几个粉丝，为了一点新闻效应，为了暂时的利益，对一些事物有意夸张、有意拔高或贬低，玩弄一些小伎俩，而忘了列宁的警告：“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吹牛和扯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灭亡。”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共同富裕”的口号的问题。根据“凡敌人反对的我们支持，凡敌人支持的我们反对”的原理，因为资产阶级阵营的一部分人反对这个口号，因为一部分人“毛派”的热切的鼓吹，也因为重庆曾经高呼过这个口号，我们一些同志将之提到了很高的高度。然而，他们睁大了眼睛，却看不到资产阶级的主流始终未抛弃这个口号的，作为邓理论的一部分，始终摆在庙堂之上。相反，我们完全可以预测，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这个口号非但不会被抛弃，还会发扬光大，用以欺骗无产者并安抚小资产阶级脆弱的神经。捍卫这个口号的“战斗”，尽可以“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胜利”了），无产阶级却什么也不会得到。

我们不是拒绝改良。但是，“共同富裕”连改良的口号都谈不上，它只是海市蜃楼，镜花水月。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共同富裕，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在现实生活中，它什么也不是，它只能是大资产阶级的谎言，小资产阶级的宗教，它只能是改良主义者并不好看的外衣。它也有些战斗性，却是跪着在战斗。连资产阶级都明白，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我们一些同志据说在革命，连自己的标准都不敢用，还要借用修正主义头子的陈词滥调，能触动资产阶级吗？触动不了，最终恐怕只能给人做按摩。

我们完全可以提一些真正改良的口号，比如涨工资、反通胀、反污染、反私有化、反腐败，等等。相对“共同富裕”这样大而无当的东西，这些口号也许政治性不是很强，却是真真切切的革命的口号，因为它们同阶级利益密切相关，同时又不会给无产者造成幻想。

强调一下，有一些群众向往并提出共同富裕的要求，我们是理解并支持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主动用这个口号，也绝不意味着我们就这样附和下去。

我们自称马列毛主义者，大可不必口口声声革命，大可不必看见不彻底的不纯粹的就批判一通，这样也不好。但是，我们自己做到理论尽可能彻底，判断尽可能符合事实，话可以不一次说尽，可以说得温和一些，但不要说原则性的错话、不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不要做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尾巴。我们尽力争取改良的斗争，但不要滑到改良主义里去。可以支持薄的一些具体做法，但不要将薄抬到无产阶级英雄和领袖的地位上去。

我们一些同志热衷于统一战线。这没什么不好。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了，即便是开展统战工作，承认差别、承认矛盾，敢于批评、敢于斗争，反倒更有益于统一战线的形成。抹杀差别、抹杀矛盾，是连统战工作也做不好的。王明的那一套能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吗？做不好。某些人的那一套能将薄挺进中央吗？是个笑话。

改良和改良主义，议会斗争与议会道路，仅仅两字之别，性质却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称马列毛主义者，难道不应该较这个真吗？难道这仅仅是“教条”和迂腐吗？难道较真就脱离群众了吗？对于这种严肃的理论与政治问题，难道要用一种庸俗的“纯而又纯”和“最革命”的说辞一带而过吗？

（责编：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