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 在世界上，不论哪个地方哪个时候，群众要摆脱压迫和专横获得真正解放，无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p.143) 保尔·辛格尔 这种出身于资产阶级而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是少有的，而无产阶级如果想锻炼出一个能够推翻现代资产阶级奴役制度的工人政党，应当信赖的就正是这些少有的、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人。(p.146) 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带给无产阶级的多半是畏缩不前、思想狭隘或爱说空话，而不是坚定的革命信念。但是，敌人不要高兴得太早！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工人群众，现在都愈来愈团结成为一支革命大军；这支大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因为无论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革命都在发展。(p.147-148) 评 论 历史决不是沿着那样笔直平坦的大道前进的，历史上任何成熟了的改革并不因此就意味着首先得到改革好处的那个阶级十分成熟和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种改革。....欧洲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按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改革，根本不是由资产阶级分子实现的。(p.154) 关于纪念日 代替农奴劳动的“自由劳动”，只不过是意味着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下的雇佣工人或独立的小生产者的自由劳动。(p.164)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从８０年代开始（也许还要早些），就已经是西欧先进社会学说中如此无可争辩的实际的主导力量，以致在俄国，那些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理论也不能长期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进行诡辩，伪造（往往是无意识地）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好象本身是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并且企图“按照马克思”来推翻马克思理论在俄国的应用！....他们在“进一步批判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来发展自己的观点，来推行自己的自由主义。(p.164) 民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空想地、抽象地、离开具体历史情况来看问题。(p.166) 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种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导致在一切历史问题的论述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这条界线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变动的，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条界线。(p.168-169)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害怕革命，幻想改革，而又抱怨“改革”实际上是由农奴主按照农奴制方式进行的，这就是极端卑鄙极端愚蠢的表现。(p.173)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革命阶级一诞生，它就不可能被任何迫害镇压下去，它只能随着整个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它只能在取得胜利以后才死亡。(p.173) 就在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十分了解臭名远扬的“农民改革”的狭隘贫乏、它的农奴制性质。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革命家是以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p.175)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他越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和种种刁难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政权的群众斗争的思想。(p.176) 农奴主在被压迫群众极不开展的时期所实行的改革，一旦这些群众中的革命分子觉悟成熟，就引起了革命。(p.178) 革命者在社会斗争中和在一切社会危机中，甚至在这些危机只是直接导向不彻底的改革的时候，都起了极重要的历史作用。革命者是那些进行一切改造的社会力量的领袖，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p.180) 实际上，从敌人那里夺来的一切东西，作为战果而保持住的一切东西，能够夺得和保住的程度如何，要看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进行工作的一切场所表现出的力量和活力而定。(p.180) 毫无疑问，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决定改革的程度和成就。软弱无力、无气节、无思想原则的自由派和机会主义改良派，只能在以资产阶级精神实行的农奴制“改革”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之间摇摆不定。(p.181) 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 这里所说的前景当然不是指那些谁也不懂的凭空猜测，而是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这些趋向的合力决定着国家最近将来的前途，这些趋向决定着每一个自觉的社会活动家的任务、活动方向和性质。(p.187) 这整个著作界的特点就是爱好不定形，也就是爱好这样一种特征，这种特征正是在对该死的问题作出直接回答的时候，被人们最明确、最确切、最肯定地公认为取消主义这一概念的组成部分。不定形地随波逐流，欣赏自己的不定形，“否定”与不定形的现状相反的东西，——这也就是取消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机会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消极地随波逐流，满足于“敷衍了事”的回答.(p.190) 它只是说，你们漂吧，怎么漂都行，“大家”怎么漂你们就怎么漂吧；至于漂的结果怎样，应当怎样漂，是不值得去总结的。(p.192) 不管机会主义者多想安安稳稳地不作任何总结，避开关于对“该死的问题”作直接回答这一“不愉快的”谈话，这毕竟是办不到的。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p.192) 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p.195-196) 政治要求肯定的直接的回答，而文人往往只是转弯抹角地说话.(p.198) 把“政权的社会性质”同“政治条件”对立起来，就好比我如果把人造的胶皮套鞋同雨鞋对立起来一样毫无意义！雨鞋，这也就是胶皮套鞋。除了人造的胶皮套鞋以外，就不会有其他的胶皮套鞋。政权的性质，这也就是政治条件。除了社会性质以外，政权就不会有其他性质。(p.198-199) 你们说你们“原则上”仇视“原则上的改良主义”，这就象小商人卖货时发誓说：“请相信吧，凭良心说，这是亏本买卖”。(p.200) 试问，如果政治家说，一个俄国人承认对于德国和对于英国都是正确的东西就“足够了”，那么，这个政治家实际上（就是说不管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和善意的言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这个政治家实际上就是站在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上。(p.203) 于是马尔托夫便对拉林说，正象福尔马尔、奥尔和其他机会主义的“老麻雀”对年轻的机会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亲爱的拉林！……不，亲爱的爱佳（爱德华的小名）！你是头笨驴！可以这样做，但不能这样说。”“亲爱的拉林！我们两个人有取消主义的实际行动就‘足够了’，我们只要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来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之间的矛盾就‘足够了’，但是，请你千万别再前进一步，别‘深入下去’，别去寻找原则上的明确性和完整性，别对‘目前形势’作什么估计，因为这样就把你我都揭露了。我们可以做，但不要说。”(p.205) 要是你不会脚踏两只船，那你还成什么机会主义者呢？要是你力求对实际行动作明确的、直接的、清楚的原则性辩护，那你还成什么机会主义者呢？真正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应该脚踏两只船，正是应该拥护“策略－ 过程”，....正是应该随波逐流，消痕灭迹，绕过任何原则性。(p.205) 要做一个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就应当在行动上，在自己的实践中，在自己的工作性质上爬行，而在口头上，在群众面前，在发言中，在报刊上，不但不要寻找袒护爬行的理论，而且相反，要大声叫喊说反对爬行者，要热烈地赌咒发誓说，我们不是爬行者。(p.206) 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非党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人民社会党人”）和那些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中间的改良主义者，都向工人们鼓吹这样的纲领：聚集自己的力量，培养自己，训练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只是为着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时期保卫自己。这样的纲领大大削减、缩小、阉割工人阶级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的政治任务，正如“经济派”阉割了１８９６—１９０１年的这些任务一样。(p.207) 论战性的短评 政治上的诚实，是强大有力的结果；政治上的伪善，是软弱无力的结果。(p.211) 工人就是犯错误也比较直率。(p.212) 纪 念 公 社 在当代社会中，经济上受资本奴役的无产阶级如果不砸断使它受资本束缚的锁链，就不能在政治上实行统治。(p.221) 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p.222) 公社的事业并没有消亡；公社的事业至今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p.224) 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 正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在做“革命体操”一样，你们都在做“合法体操”.....还没有争得这种合法地位的条件，想“爬入”合法地位的幻想是枉费心机的。(p.243) “遗憾”和“羞耻” 任何危机都揭示现象或过程的本质，扬弃表面的、细微的、外部的东西，暴露所发生的事情的更深刻的基础。(p.248) 拿工商业的危机来说，这种危机最明显不过地驳斥了“利益协调”的辩护士和传道者的各式各样的言论，最突出不过地彻底暴露了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制，即彻底暴露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者的分散状态以及一人反对大家和大家反对一人的战争。(p.248) 问题不在于自己宣布自己是立宪派，而在于谁有力量来决定要不要立宪，要什么样的立宪！(p.250) 两贼相争，好人得利。(p.253) 谈谈杜马会议的结果 玩弄民主主义（或是用民主主义来威胁右面的敌人）把戏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也正在于：对于人民下层中的某些人，这种耍嘴皮子的“把戏”有时能起很 大作用，能唤起真诚的、出自内心的民主思想。“上面一拉提琴，下面就想跳舞。”有句拉丁谚语说：ｌｉｔｔｅｒａｓｃｒｉｐｔａｍａｎｅｔ—— 笔写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而口说的东西也并不总是会消失的，哪怕只是为了放空炮，为了装腔作势。(p.278) 关于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真理 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的区别，当然不在于各个“种族”的“特性”不同，而在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程度不同.(p.283) 在资产阶级改革（或者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每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这样还是那样形成的，它具有这种还是那种面貌，养成这种还是那种传统，承认这种还是那种最低程度的民主主义，这要看领导权在一国历史中决定性关头在多大程度上不是转入资产阶级手中，而是转入“下层”，即转入１８世纪的“平民阶层”，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无产阶级手中。....这种领导权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取消派同这些基本原理决裂（或者即使是对这些基本原理漠不关心），是取消派同反对取消派的人发生一连串不可调和的原则性分歧的最深刻的根源。(p.284-28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 在党内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对纲领、策略、组织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阐述实质性的看法，是特别重要的。(p.286) 现在，全体布尔什维克应当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巩固自己的派别，更确切清楚地规定这个派别（与千方百计掩盖自己“面目”的派别不同）的护党路线，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为捍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清除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而战斗。(p.286-287) 当社会民主党人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的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所有的无原则的人总是竭力用廉价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和丑闻来掩盖重大的原则问题。(p.292) 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革命目标。(p.292) 在目前这个瓦解和崩溃的时期，往往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借口统一无产阶级大军这一伟大原则，来为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联合”或“接近”这种无原则的或者是卑劣外交式的尝试辩护。....，如果不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彻底划清界限、进行无情的斗争，那么，联合和巩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大军这个伟大事业，就不可能实现。(p.293) 只有全面协助秘密组织的重建和巩固，才是护党的工作，而且只有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而且应当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合法组织网，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组织，根据我们的革命原则来指导这些组织的全部工作。(p.294) 《两个政党》小册子的序言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认识到俄国尚未经历民主主义变革时期而投身革命，他们成批成批地向无产阶级靠拢，而当他们根据经验确信他们接受不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真正的位置是在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时候，他们又成批成批地离开了无产阶级。(p.298)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 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愈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愈纯粹，政治自由愈多，“最新的”资产阶级口号运用得就愈广，这个口号就是：用改良反对革命，为了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为了保持住资产阶级政权，用对行将灭亡的制度局部修补的办法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p.307) 社会主义运动壮大了，它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自己的生存权利，它现在是在为争取政权而斗争；而日渐腐朽的、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的资产阶级，则竭力用不彻底的、伪善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保住自己的政权。(p.307-308) 工人运动的发展，必然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吸引到工人运动的拥护者的队伍中来，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正在艰难地摆脱这种思想，但又经常重新受这种思想的束缚。没有工人运动内部的这种斗争，没有社会主义“山岳派”和社会主义“吉伦特派”在这场革命来临之前明确地从根本上划清界限，没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同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在这个革命时期彻底决裂，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能设想的。(p.308) 俄国同西欧各国相比，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要多得多的国家。因此，我国特别经常出现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矛盾的、不坚定的、动摇态度（时而是“炽烈的爱”，时而是卑鄙的背叛）的人、集团和派别，而这种态度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特点。(p.308) 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每当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受到挫折时就最容易、最迅速地变得灰心丧气，产生叛变情绪。(p.308) 心地善良的人在社会民主党党外有很多，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也不少，他们总喜欢鼓吹反对“过火的”争论和“划清界限的狂然”等等，这就暴露了他们根本不懂得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俄国产生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的“过火的”“狂热”的。(p.309) 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全体被剥削劳动者在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当它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意识到这个任务的无产者，就是起来反对奴隶制的奴隶。没有意识到本阶级的领导权思想的或是背弃这个思想的无产者，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奴隶，至多也不过是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不是为推翻奴隶制而斗争的奴隶。(p.309-310) 又“钻到”革命里去，在形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始终不倦地鼓吹革命，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为进行革命作好准备，——这在改良主义者看来，竟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罪行，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过错。(p.311-312) 社会党人教导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利用它的敌人或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来为新的革命斗争作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人民更加觉悟的条件下，重新举行革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则教导说，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的，是对工人有害的，工人不应当“钻到”革命里去，而应当象好孩子那样乖乖地搞改良。 你看，资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既然这样，那我们俄国人为什么自找麻烦要想搞什么革命呢？为什么我们不让地主和厂主也对俄国进行这种“没有经过任何革命”的资产阶级改革呢！？(p.312) 一个无产者，如果以为承认专制制度和立宪制度的结合是矛盾的就“足够了”，那他就是站在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立场上。他就不是社会党人，他就是不了解本阶级的任务是：为了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要发动人民群众，发动被剥削劳动群众去独立干预国家的历史命运，而不管资产阶级的动摇或反抗。摆脱资产阶级领导权的群众所进行的独立的历史性活动，会把“立宪”危机变成一场革命。(p.317) 革命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情形下发生，这不以某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但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永远不会是徒劳的。只有这样的工作才是使群众做好迎接社会主义胜利的准备的活动。这些社会主义的起码道理，拉林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的先生们都忘记了。(p.317) 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托洛茨基以及类似他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妥协派”比任何取消派都更有害，因为死心塌地的取消派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工人很容易看出他们的错误，而托洛茨基之流先生们却在欺骗工人，掩盖邪恶，使邪恶不能被揭露和根除。(p.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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