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七）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关于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斗争，原文的论述是正确的。

《七十年》也这样说：“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的，着重从思想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

但是，辛子陵在《全传》歪曲党的历史，借机攻击毛泽东。他说：

“住进中南海以后，他们（指毛刘周）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悄悄地、逐渐地在发生变化。刘周感到毛的意图越来越难以俯和掌握，明明是按他过去提出的理论、路线做的，但动辄得咎，毛恰恰站在了他们主张的对立面。刘少奇和周恩来愈来愈深地陷于惶惑不安之中，谨小慎微，随时注意与主席保持一致。”

一九五一年在工会工作问题上，是“毛刘之间‘生蛆’，给李立三‘动手术’，事情就是这样微妙”。

“针对周恩来和国务院，毛泽东也制造了一些小地震。”一九五三年一月，毛泽东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三月，毛泽东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部门向中央请求报告制度及加强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这对于周恩来的打击是很重的”，“政务院成了一个空壳，只是一个执行机关而已”。“周恩来的总理地位确实出现了危机”。

“这就是高岗和饶漱石联合起来，四处串通，煽风点火，策划倒刘倒周的背景”。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材。人才难得，人材也难以驾驭，怎样使他们在极人臣之位的时候，永远忠心耿耿，不生越位之心呢？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或是变相的封建帝王是不准确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说毛泽东没有帝王思想的影响，那是欺骗世人。”

“高岗在走途无路的情况下托杨尚昆带交毛泽东的一封信。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了一封电报。毛泽东这封电报，使高岗有一种被利用又被抛弃的感觉，他绝望了。”

“刘少奇在表面上看来重新站稳了脚跟，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的巨大威势下，亲手砸了自己白区工作的牌子，为一九六八年被打倒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在辛子陵的笔下，党内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了在毛泽东的操纵下的、封建帝王运用统治术驾驭群臣的内哄的把戏。

关于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原文说：

“本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平等研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认为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认为不支持或不积极支持这种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并且使被批评者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难以用平等研讨的方法对问题进行讨论。

但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原文的这种说法比《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更“进了一步”。《七十年》还承认：“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研究和评价《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党发动这两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当然，《七十年》也认为：“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辛子陵在《全传》又乘机攻击毛泽东以及江青，他说：“正在观察全国动态企图掀起更大波澜的江青，在九月中旬的一天拿着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九期到了人民日报，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位青年的文章……于是，在一年以后即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引出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所谓“毛泽东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这一句话反映了原作者的根本立场，说明他们对党发动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是不同意的。

所谓区别学术问题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问题、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问题，关键是要站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去看问题。有些学术问题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有些学术问题中包含着思想斗争问题；有些思想斗争不涉及政治斗争，有些思想斗争包含着政治斗争。例如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和讨论，有些是属于纯学术问题，有些是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学术问题采取学术讨论的方法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采取思想斗争的方法解决，这就是用复杂的方法去解决精神世界的复杂问题。所谓“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不过是一种反对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借口。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会有“批判”，有一个以上的人参加就可以称之为“运动”，为什么“采取批判运动的方法”就“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呢？是不是只有不争论、不发动群众参加，才是不‘简单和片面’呢？

所谓“使被批评者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也应当加以分析。人们感受到一些“压力”，特别是正面的压力并不是什么坏事，它可以使人进步。至于感受到“政治”压力，说明被批评者思想上有顾虑，需要进一步说明政策。但不能以此来否定批判运动。

至于“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则是具体负责领导批判运动的部门应当总结经验教训，竭力加以避免的。

关于批判胡风集团问题，原文说：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由于这部分材料侧重于揭发胡风的所谓“反革命”阴谋，毛泽东对这批材料看得特别仔细，并加写按语达十七处之多。在这些按语里面，说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的策略手段是“往往采取以攻为守”和所谓“清君侧”等等。

这些论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这些不正确的论断出发，毛泽东提出：“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

同时，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毛泽东修改这篇社论时，加写了三段话。他写道：“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随后，这三批材料结集出版，定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两条按语。《序言》说，编辑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提高辨别能力，清查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对于确实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清除，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完全必要的。

但当时，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情绪。在这种不切合实际的估计下，肃反运动发生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偏向，严重伤害了不少人。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胡风被逮捕。十年之后，一九六五年被正式判处徒刑十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

这是建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教训是深刻的。

在肃反运动中，错误地处理了一批人，教训同样是深刻的。”

胡绳在《七十年》中说：“这种把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来进行的做法，特别是没有经过核实的根据就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其中有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作家）当作‘反革命集团’来斗争的做法，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

辛子陵在《全传》中说：“这一案件是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的恶性发展；和江青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有间接联系。”

把“胡风反革命集团”定为“建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彻底平反的根据是什么，人们不清楚。

但是，他们说：“当时，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情绪”，“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的恶性发展”等等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从胡风事件以后，将近五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历史实践有了前二十五年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前进和后二十五年资本主义逐步复辟的经验和教训，人们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

阅读本章建议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