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矛盾： 李宗仁将军指出：“谁知正当革命势力如日中天，三民主义建设前程似锦之时，我革命阵营内的弱点也逐渐暴露，胜利浪潮中所潜伏的各种暗礁，现在都要露出水面了。就军事方面来说，最难克服的一项困难，便是蒋总司令（蒋介石）本身有无可补救的缺点。蒋氏的个性，可说是偏私狭隘，刚愎黯傲，猜忌嫉妒，无不俱备。渠身为国民革命军的统帅，然其意念中总是以第一军为主体。军中一切弹械补充，给养调剂，编制扩展等等，第一军常比他军为优厚。” “而蒋（蒋介石）则利用共产国际的支持，虚与委蛇，以取得国民党内的实际党权和军权。故蒋、共双方自中山舰事变后，斗法已久。今番北伐军进展势如破竹，席卷全国之势已成，一旦天下大定，蒋氏军权在握，其个人独裁，将为必然的后果。因此在我军击溃吴、孙主力，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此种顾虑，遂泛滥于国、共两党之内。国民党方面领袖想在革命军事尚未完成胜利之前，从速提高党权，以免蒋氏独裁。而共产党方面，却利用国民党领袖原有的反蒋情绪，推波助澜，发动一大规模反蒋运动，以收渔利。以故十一月中旬，广州乃有所谓“海内外党部联席会议”的产生。一面发动迎汪（汪精卫）之议，想使汪重立党政而抑蒋，另一面则想修改总司令部组织法，以削减总司令兼管革命军克复地区民、财两政的大权。”（《李宗仁回忆录》·第二十九章：胜利声中的政治暗礁） 一方面是蒋介石在北伐过程中为自己累山头，一方面是国民党害怕蒋介石在北伐过程中势力做大，将来党控制不了他，他反而控制党（“国民党方面领袖想在革命军事尚未完成胜利之前，从速提高党权，以免蒋氏独裁”。）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 前面说过，孙中山的北伐计划的核心之一，就是将从苏俄引进的一党制扩散到全国。 两党合作推行一党制，矛盾是不言自明的。最终结果就是先分裂，后内战，一个吃掉一个。 诚如蒋介石在日后多次表白的： “我上次曾经提到我在武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说的话：主张救国必先要救党。因为党是政府的领导者。”（《党员确立革命哲学之重要》） “我们须要决心坚持以党治国的原则，如果国民党所负训政的责任，没有完成，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变动；如果有反对我们党治······无论是党内或党外，都是我们的敌人，都是帝国主义的奸细，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党员在危急存亡之中对于主义更应具坚定的信念对党更应竭诚的拥护》） 一党制的位子上，只能坐一个党。奈何，奈何？ 还是章太炎说的对：“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今日中国民不堪命，蒋介石，冯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祸首实属孙中山”。（《章太炎先生年谱》·1928年） 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 这里，需要提及孙中山的农运计划： “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 “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是对谁去打不平呢？是对资本家打不平的,故发明民生主义，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 孙中山的农运计划在北伐过程中加以落实： “农村的群众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本人甚或被枪杀。乡村农会的权力，大得吓人。谭延闿告诉我说，他茶陵家里的佃农，也难逃此劫运。当时两湖的工农运动的幼稚和过火，确是实情，真是一言难尽。总之，当时武汉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秩序，被国、共两党内幼稚的党务人员，闹得乌烟瘴气。政府和党部，初未加以丝毫约束，也是事实。”（《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十章：中央北迁问题与反蒋运动） 到了1927年3月，各种矛盾开始激化。 3月10日，“先是，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谭延闿主席，出席中委凡三十三人。此三中全会实系一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不特原来反蒋的分子如徐谦等均有激烈的反蒋演说，纵使少数号称袒蒋的温和派如谭延闿等，此时都一反常态，在会议席上低毁蒋氏不遗余力。三中全会随即通过一系列的议案，如“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统一财政及外交案”等，要旨均在抑制蒋总司令，削减其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力，使其变成一单纯的受党领导的军事领袖。”（《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十一章：顺流而下，底定东南）这标志着国民党方面公开表示要从蒋介石手中收回一些权力。 蒋介石开始坐不住了。蒋16日到九江，次日九江市国民党部及总工会等即被捣毁。蒋20日到安徽安庆，23日安徽省市国民党部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团体亦遭捣毁。蒋介石一路暗中支持下属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甚至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官。 3月2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后的当天下午，因为北伐军中发生一些劫掠外国人事情，英美两国下令停泊在江面的英舰“良美拉尔特”号、美驱逐舰“诺亚343”号、“泼利司登344”号炮击南京，杀伤中国居民，史称南京惨案。 南京惨案是怎么回事？梁启超揭开了谜底： “即如这回南京事件，思永来信痛恨美国报纸造谣。不错，欧美人免不了有些夸大其词（把事情格外放大些。）然而抢领事馆等等，类似义和团的举动谁也不能否认。（据说被奸淫的外国妇女至少有两起，还有些男人被鸡奸，说起来真是中国人的耻辱。）这种事的确是预定计画，由正式军队发命令干的。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因共党和蒋介石过不去，要开他顽笑，毁他信用。”（《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 3月28日，李宗仁到上海。与蒋介石，白崇禧等人商定计划： “这时我也见到留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吴敬恒、张人杰、钮永建、蔡元培、古应芬、李煜瀛、王伯群等。大家相对欷歔，束手无策。而武汉方面则积极活动，派宋子文来沪总理江、浙一带的财政和税收，派郭沫若来沪组织总政治部，推动军中党务工作。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周恩来、汪寿华等均在上海大肆活动。上海工会气焰薰天，已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的掌握。 蒋总司令在绝望之余，一再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蒋说：“现在如何能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巳经靠不住了。” 我说：“那只有一步一步地来。我看先把我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抱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蒋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 我们议毕，我遂立电夏、胡二师长（夏、胡二人此时已改为师长），即将第七军主力自芜湖向南京前进，作初期清党的部署。此时蒋总司令只是一意倾听我和白崇禧的策划，自己未说出任何主张来。这可能是他的确感到束手无策，所以对我们言听计从；也可能是他故布疑阵，以试探我李、白二人对武汉和清党的态度。因为事实上，他自己也已在部署清党，并已急电黄绍竑、李济深二人速来上海，共筹对策。李、黄二人果然应召于四月二日联袂到沪。他二人既来，我们对清党的筹划便更具信心了。”（《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十二章：清党与宁汉分裂） 4月12日，大屠杀就开始了。既要杀向共产党，也要杀向国民党。 “自孙逸仙（孙中山）1925年3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然而，到1927年初，在全国政权垂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动恢复。所以，在南京政权十年统治开始之时，国民党运动便已混乱不堪。事实上在1927年春，中国有两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及“中间派”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仍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左派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三个要求国民党领导权的总部（除汉口和南京的总部外，极右翼西山会议派要求它们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合法性）。使这种局面复杂化的是，这些权力中心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省的军阀的支持。”（《剑桥民国史》·下卷第三章）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自立中央的愿望得以实现。 梁启超记录了国民党内战时的景象： “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真的事实），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腰'脸'，南党阀还象个人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其形毕露了。”（《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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