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权让利拯救不了经济！

　　厉以宁说：“二元劳工市场的存在使求职者受歧视，农民工只能进入低级劳工市场，无法进入高级劳工市场。在这方面，农民受到的歧视比城市居民求职者更为突 出。”——厉以宁在这里又在装疯卖傻，要知道，如果农民工能够进入低级劳工市场的话，那首先是因为那些原本处于低级劳工市场的城市居民被下岗失业了。而农 民工之所以无法进入高级劳工市场，那只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作用下，企业主不可能雇佣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来工作。相反，如果农民工能够胜任所谓的高级 劳工市场的工作的话，那么资本家会毫不犹豫地公平对待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因此，如果说有歧视的话，那么问题只是出在资本家的身上，而且，不是农民工受到了 歧视，相反，是城市工人受到了歧视。而资产阶级之所以那么要求将农民赶进城市里，只不过是为了用低工资的农民工取代正常工资的城市工人而已。

　　因而，厉以宁所谓的“农民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所处的地位是十分不利的。他们初次分配的收入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相比于在农村尚有承包田和宅基地的农民工，城市工人则什么也没有，因而，如果说，农民工还有很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话，那么城市工人则连一分钱的初次分配收入也没有。

　　由此，可知，厉以宁的以初次分配为重点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实际上是将城市工人完全排除在外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且，改革的重点只不过是要将农民转变为农 民工，进而将农民工转变为早就被排除在收入分配改革受益者之外的城市工人。因而，厉以宁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私有化改革方案。而这种将 城市工人排除在收入分配改革受益者之外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必然只能进一步加重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而不可能相反。

　　有了上面的分析，我们再来看美国的这篇文章，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首先，美国文章承认，“世界的其他市场参与方已在全球市场上占据有利位置”，因而，中国当 下以市场调节为原则的改革开放举措只能让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既有弱势状况充分地暴露在国际资本的面前，从而使得自己主动丢掉盔甲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只能处 于赤膊上阵的状况，最后只能造成更为有利于国际资本吞噬掉中国民族资本的环境条件。

　　其次，美国文章承认，“中国国内市场是由许多各自独立的地方市场拼凑起来的市场，而非单一的一体化市场。”然而，中国的改开教徒们所推行的改革恰恰就是在 消灭任何单一的一体化市场，只要看看电信改革、铁路改革、电力改革，就能明白，所有的改革都是在将市场分割成一块一块的，从而极大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由此必然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进而理所当然地增加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从而有效地削弱了中国的竞争力，由此让外国资本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其三，美国文章说，“中国尚不具备培育并发展企业家精神的环境”。那是注定的，因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先富起来而移民海外的那批人都是靠空手套白狼的手法来 致富的，而完全没有一点创业的痕迹。既然中国的改革就是鼓励和创造空手套白狼致富的机会，那么在这种改革下，中国自然不可能有培育并发展企业家精神的环 境。现在，中国的改革家们又将目光瞄准了农村土地，这也就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式的圈地运动就要全面铺开了，而这场改革运动又是一场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运动，它的产物就是新的租地地主阶级。

　　第四，美国文章说，中国的“市场和政府”没有合理融合。换言之，在此，美国又给中国开出了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的药方，然而，正如该文在第一条里所承认的那 样，外资已经在世界市场里占据了有利位置，因此，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当然也是厉以宁及其徒子徒孙的——改革方案进行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的市场将很快被 外资占领和控制，由此，半殖民地化的中国连培育中国企业家的土壤都不复存在了，当然更不可能引领全球经济了。

　　最后，美国文章说，“中国需要把消费者——而不是政府官僚——作为整个经济的中心;让企业家来选择如何使用经济资源;职业经理人去执行这些选择”。总而言之，就是要在中国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尽管美国文章阐述了诸多引领全球经济的条件，并且似乎美国自己都是俱备这些条件的，但是，恰恰是美国自己引爆了这轮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也正是美国自己暴露 了经济界的大量黑幕和丑闻，更关键的是，美国自己已经处于主权债务危机之中，而且美国的经济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可能让美国偿清债务，由此，美国文章所阐述的 那些能够引领全球经济的条件也就不具备关键性的价值了。

　　发展的前提是存在，而没有保护，存在也就变得不可能，因此，发展不仅应基于存在，而且要为存在提供保护。如果中国连自己的市场都保护不了，因而让外资控制 了中国市场的话，那么中国的这种发展最多只能被称为是殖民地式的发展，而殖民地式的发展肯定是不会让殖民地的人民分享到改革发展的红利的。

　　此外，顺便说一下，如果“开弓没有回头箭”就是真理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应该被停止，既然被停止，那么就说明根本不存在什么狗屁的“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道理。汉奸国贼及其走狗自相矛盾的逻辑只能表明它们自己也相信它们所推进的卖国肥私式的改革已经完全不能以理服人了，确切些说，已经完全不能忽悠住人民群众了，因而只好霸王硬上弓了。

　　《中国工业增速低于预期引担忧》，埃菲社北京5月13日电，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5月13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13日报道。埃菲社说：“虽然实现增长，但这些数据低于分析人士预期，由此增加了关于中国经济复苏的疑虑。”——这是多么滑稽可笑的逻辑!既然统计数据低于分析人士预期，那么只能说明这种分析人士的预测水平很低，因而，与其担忧中国经济，倒还不如担忧这种分析人士的智商。

　　一方面，既然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大危机依然处于发酵的过程中，因而，在经济上日益依赖外部需求刺激的中国必然受到外部环境恶化的拖累，因此，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预期到的。因此，那种先对中国经济增长做乐观预计，然后再根据中国经济实际的增速下降反过来唱空中国的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另一方面，既然中国新一届政府定下的改革基调是进一步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那么改革越是彻底，中国受资本主义历史性大危机冲击的程度就越大，中国为外国危机埋单的力度就越大。因而，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越是深陷危机之中，那么 主动要求和这些国家保持紧密关系的中国就越是要被这些发达国家拖累，因而中国经济增速随着与国际接鬼式的改革力度的加大而下降，这是必然规律，因而是完全 可以预期的。当然，推动改革的汉奸国贼则是套用美国式的逻辑，即倒过来把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作为其推动与国际接鬼式的改革的借口。

　　其三，地球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然灾害频发期，而且灾害的破坏力度正在不断加大。由此，自然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共振效应会使得人类社会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而这 种考验的力度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特别是在将调控权交由市场机制去支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被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加。去年全球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必然在今年发 酵，再加上今年全球的农业生产环境也非常糟糕，因此，农业危机已经处于大爆发的前夜，而农业危机的爆发必然会成倍加重工业危机。现在真正要想和要做的事情 绝不是准备经济复苏，恰恰相反，而是要准备克服危机。

　　有关中国经济状况的分析已经在之前的文章里分别写过了。产能过剩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典型产品，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人民群众消费能力的下 降。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重点论述过的内容，然而，现在偏偏就是有这么一伙共产党高官故意无视这一客观规律，相反，还在加大必然恶化这一矛盾的改革力度。

　　也正因为所谓的放权让利改革是以私有化改革为核心的，而私人资本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主动去拯救经济，因此，中国的私营经济的比例越高，身处资本主义历史性大危机中的资本家们的投资意愿越低，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的财税收入越低，社会失业率越高。

　　也正因为汇率改革和利率改革是以牺牲中国的金融主权为核心的，因而，随着以美资为首外资——通过操纵汇率和利率市场——掠夺中国金融财富的力度不断增加，中国日益高度市场化和自由化的金融市场成为了在这个领域占尽优势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洗劫中国财富的乐园，而中国鼓励对外投资的金融政策则进一步为内外私人资本安全撤出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因而，中国的汇改和利率自由化改革的力度越大，中国国内的金融形势越糟糕。再加上经济危机本身造成的货币资本再生产循环门槛的增加，则在一方面导致中国政府需要向市场投放大量的货币以维持资本的再生产 循环，另一方面又迫使中国政府采取紧缩政策以遏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由于中国政府是以资产阶级教条为其改革的原则的，因此，中国政府首先满足的是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自由化要求，由此也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的物价水平持续飞涨，13亿人民群众在“扩大消费”的名义下为内外私人资本的危机埋单。

　　根据昨天对厉以宁的那篇文章的分析可知，厉以宁是将资本家作为市场主体的。因而，当他的好学生提出“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这句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工人阶级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的论述时，我们就很清楚究竟谁是党内走资派的代表了。

　　至于说到加强监管的问题，我们也已经讨论过了。既然知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现问题就必须叫停、处罚，这往往要得罪人，甚至要做‘恶人’，比事前审批难 得多。”那么为什么不加强事前监管呢?既然容易多的事前监管也搞不好，那么凭什么让人民群众相信“宽进严管”是能够做好的呢?而且，这种监管方式的改革是 以切实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的，也就是拿人民群众当小白鼠来试验。我们已经讲过扁鹊的故事。中国政府所推动的改革不是为了“治病于未然”，而是非要等 到闹出事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后才来监管。这不是对人民群众极端的不负责任，又是什么呢?!

　　说到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问题。所谓“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办事不养人、不养机 构。”实际上就使得原本无利可图的这些领域在改革之后都成为了有利可图的了，而国外的诸多教训表明，这么改革的后果就是会培植起一帮政府承包商，由此，国 民财富通过政府的手就流入了私人的口袋。结果，人民群众不仅不能得到原有的好处，而且还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运营成本。

　　《中共反腐不做表面文章》，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5月14日报道，德国之声电台网站5月13日报道，俄罗斯《报纸报》网站5月13日报道。中共反腐是否 是在做表面文章，首先当然应该看反腐的结果。这当然不是看被打倒的腐败分子有多少，而是要看被打倒的腐败分子受到了怎么样的惩处。很明显，改革开放30多 年来，腐败分子涉及的腐败金额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枪毙腐败分子的门槛越来越高，现在已经高到根本不枪毙腐败分子的地步。如此状况焉能让人 民群众相信这种反腐工作不是在做表面文章呢?

　　其次，反腐是不是在做表面文章，要看究竟哪些人被反了腐。以“出借身份证”事件和“潘仁美”事件为代表，凡是涉腐人员与反腐纪检机关高层有紧密关系的涉腐事件，即便公众反响巨大，但依然不能惊动相关的纪检监察机关。由此造成，社会公众十分关心的腐败案件却不是纪检机关关心的对象，相反，纪检机关办的涉腐案件往往出乎人民群众的意料之外，有的案件甚至还被人民群众广泛质疑为是冤案。

　　其三，反腐是不是在做表面文章，要看反腐工作是否具有主动性。纵观近一段时间的反腐工作，几乎所有的腐败大案都是由人举报才立案的，换言之，几乎没有一件 腐败大案是由纪检监察机关自己主动调查发现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反腐机构完全是在被动地、消极地进行反腐，并且结合第二点可知，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反腐机 构存在选择性办案的问题。以如此消极的态度进行反腐，怎么能让人民群众相信反腐机构不是在做应付人民群众的表面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