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五）上

第四节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成都会议）

三月四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当天下午到达成都，将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此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

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都住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后来又增加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三月九日是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讲话。他提出了二十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如协作问题、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问题、税制和价格问题、完成计划问题、大量招工问题、平衡问题、发展地方工业问题、地方分权问题等，也有些是属于领导方法方面的。重点讲反冒进，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这次对反冒进的批评，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心情极为舒畅。一方面，周恩来、陈云等都对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另一方面，各地区正在制定新的跃进指标，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被激发起来，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高潮看起来已在各行各业普遍出现。他感到，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到这次成都会议，情况已经根本扭转过来，“大跃进”已成定局。在会议的十九天中，他一连发表六次讲话，广征博引，谈古论今。

三月十日，毛泽东第二次讲话，讲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

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 “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 。

他分析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卜来的。”

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从三月十日起，到十九日，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

——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对于一些地方提出的太离谱的高指标，毛泽东还有所顾虑。比如，辽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毛泽东就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

——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

——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

——“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水利的综合利用，提高水的使用效益，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兴起了大搞水利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冲破了现有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倡导，可以预料，并社和扩社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这就是后来人民公社运动的出现。在社员家庭副业方面，毛泽东采取慎重和保护的政策。他说：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分得少了，应该使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

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批转了一批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在会议印发的一百余份文件中，毛泽东提议印发的近六分之一，其中相当多的是一些省和部的跃进计划和经验。他印发这些材料的目的是要推动其他地区和部门也能打破常规，来一个“全面跃进”。毛泽东还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选出一些反对所谓落在群众运动后面、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印发会议。

听了几天汇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日发表第三次讲话。

他对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他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 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在12年内所要达到的指标，即：黄河、秦岭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达到800斤，简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对于这样一个计划，毛泽东认为：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他又说：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那末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指由地方各级分别投资兴办的建设项目。）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他说：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的精神越来越兴奋，情绪越来越高昂，思想越来越活跃。这次主要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为此他提议把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以解放思想，提高风格。

他说：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他还讲不要怕教授，说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的这个思想，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展开，这次大大地发挥了，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还提出“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毛泽东提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中央办一个，各省都办一个。

开会期间，毛泽东的精神和工作，并非总是绷得那么紧，也有松闲的时候。他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其中有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李商隐的《马嵬》等。这是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活跃一下气氛。这既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爱好，也反映了他此时的一种心境。

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跃进”中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出路问题，所提出的新的见解，是应当引起重视和研究的。

毛泽东讲话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先后发言。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

对反冒进的问题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接着他说：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枣。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他说：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毛泽东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每当中国革命事业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提醒全党，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成都会议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又说：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毛泽东讲话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先后发言。

在发言中，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他们说这些话，态度是诚恳的和严肃的。他们对毛泽东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三月二十六日，历时十八天的成都会议结束了。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又讲了话。这是他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六次讲话。

他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这正是毛泽东以往所不很熟悉的。他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批评反冒进为主，转到发动“大跃进”为主，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中央会议。

成都会议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问题，而最主要的是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尽管还没有明确地把它突出出来，作出一个正式的规定。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同这年二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八年计划指标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基建投资从一百四十五亿七千多万元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亿元。

会议还搞了四十几个文件，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工作会议上，如此集中地讨论经济问题，搞出这么多经济文件，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成都会议结束后，各省立即回去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