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6、一个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为中国工人创造1亿个工作岗位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开始，出口和投资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这一发展模式导致了中国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不平衡的日益严重，这可能潜在地会导致中国和世界经济发生大危机。

在2008年过去的几个月中，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迅速放缓。当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去华盛顿讨论全球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已宣布要实行4万亿元（合5700亿美元）的巨额财政一揽子刺激计划。

但是，后来表明中央政府只负责总计划中的1万亿元，而一揽子刺激计划剩下的部分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责。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地方政府和企业可能不愿意或没能力来提供这样的额外支出。再者，宣布的刺激计划中有多大比例是额外增加的（扣除掉先前已经确定好的支出计划）也是不清楚的。因此，实际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可能要比头条新闻中的数字小很多（Dyer2008a）。

预期4万亿支出中的80%将预计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和核电站。由于这些项目一般需要几年时间去筹备和建设，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些项目的近期效果提出了质疑。一些人担心，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会成为“豆腐渣”工程，这可能造成浪费，滋生腐败（Dyer2008b）。

一些经济学家警告，除非有严密的控制，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在后面几年鼓励在生产领域进行更多的投资，这会导致产能过剩和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难以持续的局面。因此，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存在着风险，按照当前的发展方式，这一计划实际上在中期和长期可能会扩大中国已存在的宏观经济和环境发展的不平衡。考虑到这些问题，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现在正号召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刺激国内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出口（Dyer2008c）。

目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率大约是45%，净出口在2008年可能占到GDP的10%。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在未来几年中国投资占GDP的比率需要回到大约37%左右，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状况下，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一个很大的贸易顺差。如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回落到中国GDP的0-5%的水平，那么，投资和净出口合计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将下降13-18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合计需要增加相同的份额。

由于绝大多数人口主要依靠劳动收入来生活，家庭消费水平就和劳动收入水平息息相关。为了使消费上升13-18个百分点，那么，劳动收入和政府社会支出就需要上升一个相近的量。中国领导人会足够明智和开明地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转变吗？什么样的政策会促使这样的转变发生呢？

中国政府正在考虑的一项政策，就是实行大规模的公共雇佣计划，为所有失业的和潜在失业的工人提供一个最低生活工资。这种类型的公共计划会帮助吸收失业的和潜在失业的劳动力，这样就相当于为工人设置了一个有效的最低收入额，这会大大提高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

2006年，城市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是2.1万元（NBS2007）。如果最低生活工资为目前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那么年最低生活工资大约就是1.0万元（约1400美元）。相比之下，北京城市居民2005年的人均最低保障年收入（相似于政府的贫困线）仅有3500元（Tang和Zhang2005），这是很低的。

如果中国政府实行这样一个计划，为1亿个中国工人提供年均1.0万元的最低工资，这将需要1万亿元（1400亿美元）。这将占到中国目前GDP的4%左右，或者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的7%左右。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的税收收入一直快速增长。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32%，并有1650亿元的结余，相当于GDP的0.7%。到2007年底，中国政府债务和GDP的比率仅是GDP的22%，远低于美国政府的70%，欧元区的67%，日本的163%（中国日报，2008年12月27日“中国经济基础非常健康，”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8-12/27/-content_7346667.htm）。因此，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应该在增加相当于GDP几个百分点的财政赤字上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在中期，上面所建议的大规模的公共雇佣计划将不得不得到更加定期的财政支持。新的财政收入将优先考虑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得到平衡、同时有助于实现长期的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项目。

要重新实现扩大中国国内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中国需要缩减过高的出口顺差。中国货币的升值将有助于减少出口，扩大进口。但是，这样的进口政策将使得进口的资本品和奢侈品更加便宜。这可能主要会给上层阶级带来好处，会导致消费更多的进口消费品，也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投资泡沫。一个更加紧迫的政策是征收一个出口关税，这将允许政府获取一部分中国出口中产生的附加值，并用这些税收来改善社会和环境。出口关税一定会增加出口者的成本，反过来会削减为国外市场生产的产品的产量。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国内需求来改变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这一税收政策将有利于中国转向以国内消费为驱动的发展模式。

在中长期，中国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减少化石燃料的密集使用。化石燃料是不可再生的正在迅速枯竭的资源，并且化石燃料的消费是温室气体排放真正的主要因素。根据高峰石油和天然气研究协会的研究，全球石油生产已经接近于最高点，或者已经达到最高点（ASPO2008）。

通过遏制化石燃料的使用，中国可能会更好地处理好未来全球能源危机，同时为全球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灾难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根据研究气候变化的政府间的专家小组（IPCC2007）估计，为了能提供充足的激励，从而使温室气体的减排下降到一个有助于防止发生气候灾害的水平，全球碳价格需要定在每公吨20-80美元的水平。在过去的一年里，科学家们形成共识，全球变温的程度及其潜在的后果实际比在IPCC中所建议的要更加严重（Hansen 2007）。因此，被确定的碳价格很可能接近于IPCC所建议的最高价格。根据国际能源署（2007）的报告，2005年中国排放了50多亿公吨的二氧化碳，中国每年的排放量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在未来几年，中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几乎一定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要求减少其全球碳排放份额的巨大压力。欧盟目前正在给新兴经济体（比如印度、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削减15-30%的排放量，以达到为2050所设定的全球排放目标（Sandhu2008）。如果中国能考虑对所有化石燃料消费征收一个碳排放税，那么对每公吨二氧化碳征收350元（50美元）碳排放税，将会带来17.5万亿的税收收入。

因此，通过使用总的出口关税、碳排放税，或者二者混合税收和其它的税收政策，中国政府应该能够获得一个超过1万亿的额外财政收入，这部分收入可反过来用于资助为1亿名工人提供最低工资的公共雇佣计划。这些工人反过来可以从事对社会和环境有益的工作。

一个为1亿工人提供工作机会的公共雇佣计划，将有助于吸收全部城市的失业人员和几乎所有农村地区的潜在失业人员。这将直接把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重新分配给工人和农民。这也会对改善收入分配的状况起到间接作用，通过对工人讨价还价能力的提升，这将引起进一步的有利于劳动的收入再分配，并帮助中国重新使其宏观经济结构得以平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样一个计划的实施，将标志着中国向建立一个社会上和生态上都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迈出了重要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

原文来源：《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43卷，第1期

译者：张建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