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2日临近中午时分，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窑洞，
前来寻求解决与周扬纷争的萧军，向毛泽东急切提议道：
“主席，请营救冯雪峰!”
秋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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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秋石，与当年提请毛泽东营救冯雪峰的鲁迅学生萧军系多年忘年交;先后六次通过长途电话，并假2002年5月赴京出席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六十周年系列活动之际，于京城南沙沟历史当事人寓所、首都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等处，与曾在延安毛泽东窑洞作客，目睹萧军向毛泽东提议及毛泽东急切下令营救冯雪峰全过程的当事人韦嫈，作了深入细致的叙谈印证，获得了包括毛泽东当日宴请作家们菜单等细节在内的翔实一手史料;还于2004年2月13日晚在台北新店中央新村，与当年接受中共高层委托，积极参与营救冯雪峰的前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胡秋原进行了当面印证;并与另一位鲁迅学生、当年在浙东新四军根据地同鼎力营救冯雪峰并使其最终逃脱囚笼的党外人士郭静唐并肩战斗的黄源先生，作了相关印证。
今年是冯雪峰逃脱国民党特务囚牢上饶集中营后，安然抵达党的怀抱——重庆“八办”和南方局驻地周恩来副主席身边七十周年……
1941年1月下旬，背信弃义破坏民族抗日团结统一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并旋即在国统区广建法西斯集中营，大肆围剿、迫害、杀戮共产党人和左翼爱国志士。
1941年2月26日，隐居在家乡浙江省义乌县南乡神头村家中，用原名冯福春撰写红军长征小说《卢代之死》的冯雪峰，被寻踪长途奔袭而来的国民党便衣宪兵拘捕。
在冯雪峰尚未解至上饶集中营时，地下党已经为他找到了相关的“保护伞”……
时隔半年后，1941年8月12日，在延安，与舒群、罗烽白朗夫妇、艾青韦嫈夫妇，以及夫人王德芬等一起在毛泽东窑洞作客谈话，以求解决与周扬纷争的萧军，向毛泽东报告了冯雪峰被捕的消息，并焦急地对毛泽东说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
毛泽东听后，当即站了起来，向坐在他身旁一同倾听作家意见的中组部部长陈云、中宣部代部长凯丰问道：“有人营救过没有?”
回答：不知道。
毛泽东立马指示陈云：“赶快了解一下情况，如还没有营救，一定要尽快营救冯雪峰!”
毛泽东招待作家们一顿“丰盛”的午餐，有：蒸腊肉、辣椒炒肉丝、炒鸡蛋等，还有从前方带回来的难得一见的咸鱼(延安不产鱼)……
刚吃完饭，凯丰就把拟好的给南方局的营救电报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又递给在场的七位客人一一传阅。电报内容是让南方局尽一切努力设法营救冯雪峰出狱。陈云阅后也表示赞同，并当即交付电台拍发。
重庆，曾家岩50号“八办”，周恩来副主席接毛泽东延安来电后，与董必武商议营救方案，决定：由董必武委托同为国民参政员的湖北藉小老乡胡秋原先生出面营救。
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的胡秋原欣然允诺，很快向管辖上饶集中营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拍发了提请释放文友冯雪峰的电报。
由于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内的冯雪峰用的是原名冯福春，胡秋原的营救失败了。
1942年11月，同庚老友郭静唐和时任三战区司令长官国际问题顾问的宦乡联名具保，重病中的冯雪峰于福建建阳获保外就医，得以逃离魔窟。于浙闽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静养半年后，病况略有好转的冯雪峰在友人陪伴下，自浙江丽水搭乘货车，历时五天五夜抵达桂林。稍作休整后，于1943年6月初安抵重庆。
冯雪峰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副主席忘情地张大手臂一把拥住了他，凸显出血浓于水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特有的情感，以及共同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友之情。周副主席还与夫人邓颖超一起设宴款待，庆贺他的新生和回到党的怀抱。
提及六年前在南京他与博古发生争执后一怒之下回家乡的事，周副主席严肃地指出：你同博古的争论，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因此闹意气，回到老家去写小说，是不应该的。周副主席还谆谆告诫道：在复杂的斗争中，要讲究方法，要提高斗争艺术。之后，经董必武亲自安排，为掩护起见，冯雪峰住进了变节分子姚蓬子(“文革”权贵姚文元之父)开办的作家书屋。
颇有意思的是，当冯雪峰在重庆频频亮相之时，在福建，气急败坏的集中营头子肖芬手执一年前宦乡亲笔签署的“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的保结，找到宦乡说：“冯福春就是共党要人冯雪峰，现在重庆。”宦乡不甘示弱地回敬道：“我不知道他就是冯雪峰，你们自己到重庆去要人就是了!”
关于重病中的冯雪峰逃出上饶集中营一事，整整七十年来，几乎在所有的文本中，包括一些党史文本，一直认为是毛泽东主动过问、营救而致。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其《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一文中这样写道：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主动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当他得知冯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时，立即和陈云同志商量决定，一定要想办法将冯雪峰营救出来。他们当时就把这个决定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
著名学者包子衍先生在其《雪峰年谱》一书中也这样阐述道：
(1942年)1月，毛泽东、陈云等党中央领导人在延安得知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请他们进行营救。
曾同冯雪峰一起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同是被郭静唐营救出狱的进步刊物《浙江妇女》主编林秋若在其《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一文中写道：
1943年，雪峰同志到了重庆……董必武同志告诉雪峰，当时党中央曾经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雪峰同志，是董老通过关系让胡秋原打电报去保过他。
上述三位作者对同一问题的阐述都有一些误处，可能并非第一手资料获证的缘故，因此不得实证实传。
笔者手头有一份当事人写的史料，此份名叫《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的回忆见证文章写于1986年初，并于"1987年2月13日定稿"，作者系当时在毛泽东处谈话、作客的七人之一的韦嫈先生。据作者在发表此文时所作的附注中说明：1986年5月1日，我最后一次看望萧军(萧军于1987年5月28日被同仁医院诊断为患"贲门癌"，于1988年6月22日抢救无效逝世于海军总医院—秋石注)，给他读此文底稿时，他提出应该用这个题目(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较适合。韦嫈先生还在同一附注中着重作了如下说明："我写完此稿，经过萧军、罗烽、舒群、白朗四位作家看过。"也就是说，韦嫈先生此文是经过另外4位历史现场当事人核准的，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韦嫈先生27年前"定稿"的此文有关营救冯雪峰这一提议的描写原文是：
"最后，有位作家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听着立刻站了起来，转身问陈云和凯丰：
"有人营救过他没有?"
"回答是还不知道……"
请读者注意了：首先是"有位作家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尔后才是"毛泽东同志听着立刻站了起来，转身问陈云和凯丰……"这一历史现场当事人的描述，也就直接否定了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关于毛泽东"主动问到冯雪峰的情况"这一说法。其次，冯夏熊和包子衍两位传记作者认定"毛泽东和陈云同志商量……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的时间为1942年或1942年1月，显然与当时事实出入较大。据韦嫈在1986年撰写此文及当年向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四位作家核实原稿时，所标明毛泽东指示陈云、凯丰两同志打电报给南方局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具体时间，应是在1941年8月12日中午前后，因为正是这一天毛泽东邀请萧军王德芬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艾青韦嫈夫妇，以及舒群等七名客人前往作客、叙谈的日子，有关这一点，有毛泽东1941年8月12日致萧军的信为证。
毛泽东此信原文如下：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另据韦嫈反复回忆证实，在延安四年，她仅此一次去毛泽东家作客，因而，她所记录的在毛泽东家作客的谈话内容也仅限于这一日。故而，冯夏熊、包子衍两位传记作者所记录的有关1942年间毛泽东指示营救及拍电报给南方局或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的时间根本不能成立--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而且，他们所提供的时间，要比当事人耳染目濡的时间晚五个月。第三，林秋若先生在《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一文中，所云"董必武同志告诉冯雪峰，当时党中央曾经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雪峰同志"的说法更是不能成立。不错，胡秋原先生早年曾经加入过共青团，但后来因逃避白色恐怖追捕频频转学乃至远赴日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主张抗日参加过倒蒋的福建事变政府，但在历史上，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冯雪峰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时期的1941年～1942年，胡秋原是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的副主笔，"党中央"又怎么可能"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冯雪峰"呢?倒是后一句"董老通过关系让胡秋原打电报去保过他"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此外，冯夏熊先生在其文中所云"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的说法，也不甚确切。确凿的史实是：舒群及萧军王德芬夫妇于1940年6月14日抵达延安;艾青、罗烽(偕画家张仃等人)于1941年3月8日抵延安。与丈夫罗烽同时蜚声文坛的著名女作家白朗，还有艾青第二任妻子韦嫈 ，与同样怀有身孕的某领导人夫人吴博，周公馆工作人员徐明，以及一批皖南事变幸存的烈士家属后代(包括12岁的少年李鹏等人)于1941年1月底抵达延安——所有当事人，均是在1940年及1941年进入的延安，而断非什么“1942年”“新到延安”。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若不是1941年8月12日5位著名作家(艾青、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和两位夫人(韦嫈、王德芬，舒群夫人陈凡因在"鲁艺"学习，不及通知)应邀到毛泽东处作客并叙谈的话，有关营救冯雪峰的事还将拖延上一段时期，而且动作也不会那么迅速。再说，冯雪峰获"保外就医"得以逃出囚笼是在1942年的11月间，也就是说，是在毛泽东指示陈云、凯丰致电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营救过去了整整15个月之后。
“主席，请营救冯雪峰!”
韦嫈先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曲》一文中于提及"营救冯雪峰"这一细节时，使用了"有位作家"的说法，那么，最早向毛泽东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及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的"有位作家"到底是谁?换言之，是五人中的哪一位?
为了核证其人其事，笔者于2002年2月28日--3月15日，五次致电居住在北京南沙沟寓所的韦嫈先生，并于2002年5月应邀出席延安文艺学会、延安精神研究会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座谈会期间，两次与韦嫈先生作了进一步的叙谈与核证。时年80高龄的韦嫈先生在笔者的提示下，反复回忆，反复核对，最后确证：这个“有位作家”就是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并且狂妄宣称要做"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大作家萧军。在这里，萧军显然是做了一件当时在延安堪称"第一"的好事、善事!韦嫈先生告诉笔者："我完全可以肯定，不是舒群、罗烽、白朗三位作家提出的!而且他们同冯雪峰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是不是艾青提出来的呢?"笔者问道。"同样可以肯定不是艾青提出的，"韦嫈先生断然否定道，"如果艾青事先知道冯雪峰被捕的消息，作为妻子的我不可能事先一点口风都没有!"韦嫈先生进一步佐证道，"萧军当时在延安编《文艺月报》，活动频繁，联系人广，消息比其他人灵。"
就毛泽东当日谈话时是否"主动"问及冯雪峰这一话题，笔者于2002年12月30日再次电询韦嫈先生。电话那头，韦嫈先生听后没有丝毫的迟疑，即为作者释了疑。韦嫈先生非常肯定地回答道：“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根本没有问起有关冯雪峰的情况。因为毛泽东这次找五位作家谈话的中心话题，是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以及对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周扬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意见。"
有关1941年8月12日5位作家同毛泽东对话的主要话题，笔者认为，韦嫈先生的上述阐述，同萧军生前的多次谈话和所撰写的有关文章是完全吻合的。
韦嫈先生还告诉笔者：在延安四年，她仅此一次去毛泽东家作客，因而，她所记叙的在毛泽东家作客的谈话内容也仅限于这一日。而且，那天江青没有参与谈话，吃饭时也没有出现在餐桌上。萧军夫人王德芬因怀抱的婴儿啼哭，挪到了毛泽东孩子们住的窑洞里，也没有参与谈话。
据韦嫈先生向笔者描述，在5位作家无拘束地你一言我一语的向毛泽东倾诉对周扬所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意见时，毛泽东一直在耐心地听着，有时还记上一笔，间或同作家们说上一两句幽默的话，听到好奇处，还"哈哈"地笑上一阵子。最后，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萧军出乎大家意料地向毛泽东讲述了冯雪峰于皖南事变后被捕的消息，并以十分恳切而又焦虑的口吻对毛泽东说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毛泽东一听，当即站了起来，向坐在他身旁一同倾听作家意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问道：
"有人营救过没有?"
回答说是不知道。
接着，萧军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所了解的冯雪峰在国统区的一些情况，以及对"左联"作出的巨大贡献。萧军还着重向大家讲述了冯雪峰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的大量业绩等。毛泽东听后更加予以重视，他立马指示陈云："
赶快了解一下情况，如还没有营救，一定要尽快营救冯雪峰!"
令毛泽东深感意外的是，有人在他面前如此滔滔不绝地替冯雪峰评功摆好，如此强烈地向他提出迅速开展营救冯雪峰的要求，这在延安似乎还是第一次。回想1937年周扬他们到延安，说尽了冯雪峰的不是，毛泽东当时虽然不动声色，但在内心里埋下了厌恶的种子。一个人的坏话虽然不足取，但是说的人多了，而且说的又是同一个人的坏话，说的又是关乎他所谓“严重背离党的组织原则，不找党员找党外人士”这一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问题的敏感话题，毛泽东岂能无动于衷?加之1937年7月冯雪峰在南京同被他派去的博古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唯一内容又是他毛泽东当时正竭力主张的与蒋介石搞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更使他大为恼火的是，这个在他眼中视为“法宝”的统一战线竟被冯雪峰愤怒斥之为“投降路线”，不仅如此，冯雪峰虽然向潘汉年告长假回乡写关于红军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但又在未经党中央批准的前提下私自跑回了义乌乡下……这一切的一切，令毛泽东为之深恶痛绝。现在，在时光流逝了四年后，面对萧军慷慨激昂的一番仗义执言和营救冯雪峰的要求，面对艾青、舒群、罗烽、白朗四位著名作家的强劲附和，震撼之余的毛泽东当即予以了高度重视，并将之付诸实施。
时隔整整60年，对当时毛泽东作营救冯雪峰指示时的神态，韦嫈先生依然是那么的记忆犹新。她动情地告诉笔者道："冯雪峰参加过长征，是个老同志，而毛泽东是那么的关怀被捕的同志。"
在这次会面谈话中，除韦嫈先生提及的萧军向毛泽东提出立即营救冯雪峰的动议外，在此，笔者向读者和同行们提供当事人萧军强调过的极有价值的一段话。萧军说：毛泽东当时也肯定了冯雪峰的一些功绩。
笔者手头有一份1979年8月17日的亲笔记录稿(后以《我所认识的萧军》为题，发表在1989年第2期的《新文学史料》上，此文署笔者原名“贺金祥”)，证实了上述有关说法。
1979年8月17日下午，于哈尔滨文昌街省图书馆三楼会议室，黑龙江省文联偕作协黑龙江分会为刚复出(尚不及正式公开平反)的萧军重返阔别31载的哈尔滨举行的座谈会上(在此说明一下，时为文学青年的笔者有幸叨扰末陪，并当场向萧军提了有关当年鲁迅关怀、扶持他和萧红这对来自东北沦陷区抗日流亡青年作家，以及“你们怎样传承鲁迅精神”的问题，并从此进行了长达九年的忘年交，直至其逝世)，当有人请萧军谈谈当年延安文艺界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时，萧军着重指出：“冯雪峰当时并不在延安，他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里。冯雪峰在三十年代领导左翼文联的功劳不可抹杀，冯雪峰和鲁迅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些，还是在毛主席家作客时，毛主席亲自同我谈起的。”
请读者和同行注意了，萧军在这里强调的“冯雪峰当时并不在延安，他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里”的说法，显然指的是1941年8月12日毛泽东邀请他们前去作客、谈话的那一个时间段。至于有人向萧军发问有关延安文艺界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这一话题，查看本人记录，对丁玲，萧军的回答显得十分干脆：“关于对丁玲的批判，我不知道。”萧军在这里说的是实话，他确实不知道。丁玲因其所写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在1941年4月初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高干学习会上，引发了包括贺龙在内的七人对其的批评。时文艺界与会的仅周扬和丁玲二人，周扬没有发言。但毛泽东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保护了丁玲。毛泽东指出：“《“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由于是中央高干会上发生的事，连党员都不是的萧军自然就不可能知道了。况且高干学习会后，包括整个整风期间，在延安几乎没有人再提及《“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只是到了16年后——1958年1月反右末期的非常气候中，丁玲的这篇《“三八节”有感》，连同萧军当年那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论同志之“爱”与“耐”》(刊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以及艾青、罗烽等人的文章，一起被莫须有地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形成“再批判”，还被莫须有地诬指为“早在延安就被批判过的反党大毒草”——这是后话。笔者在这里重提，是让人们了解那一段历史。根据本人保存的1979年8月17日的现场记录表明：在有人提及冯雪峰时，萧军却没有作任何正面或实质性的回答，只是在强调“毛主席亲自同我谈起的”之后，复又补充了一句：“至于谁批谁，我一向是不太注意的。”据考证：在萧军于延安的五年间，即自1940年6月14日抵达延安起，至1945年11月中旬随同周扬、沙可夫的“鲁艺文艺大队”离开延安止，延安文艺界确实没有对冯雪峰作过任何片言只字的“批判”!所谓“延安文艺界对冯雪峰的批判”，笔者以为，确切一点地说，是在毛泽东同他们七人的谈话过去五年后(其时，萧军正在张家口待命赴东北)，何其芳在《解放日报》上撰长文，猛烈抨击“画室”(冯雪峰)一年多前在重庆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时，对延安倡导的文艺作品政治第一、文艺第二的评判标准所持的不同意见。何其芳所撰长文的题目是《关于现实主义》，刊1946年6月10日、11日延安《解放日报》。
应当指出的是，在当年的延安，除了对冠之以“托派”嫌疑的王实味这个特殊案例外，毛泽东不曾也没有组织过对任何一个文艺界人士的批判，即使高长虹如此大胆妄为地上书党中央要求跟斯大林辩论和拒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整风运动，即使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与毛泽东所希翼持截然相反的言论，毛泽东也不急不恼或进行当场申斥，何况是远隔千山万水在国统区受苦受难的冯雪峰了。应当说，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待作家们一顿"丰盛"的午餐。据韦嫈回忆，有蒸腊肉、辣椒炒肉丝、鸡蛋等，还有从前方带回来的难得一见的咸鱼(延安不产鱼)。刚吃完饭，凯丰就把拟好的给南方局的营救电报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又极尽民主地递给在场的7位客人一一传阅。韦嫈先生向笔者反复强调说，电报内容是让南方局尽一切努力设法营救冯雪峰出狱。陈云同志看后也表示赞同，并当即交付电台拍发。
萧军究竟在延安于何人何处获得冯雪峰被捕的确切消息，由于时空跨越了整整一个甲子，当事人纷纷谢世，现在很难搞清楚了。为此，笔者想到了与萧军、萧红同为鲁迅晚年最为器重的黄源先生。97岁高龄的黄源先生逝世前一直在杭州浙江医院三病区休养，而且，早在三十年代，他与冯雪峰有过交往，又同为浙江老乡。2002年4月14日下午4时许，笔者向黄源先生作了电话咨询(1998年7月，笔者曾赴杭州浙江医院拜访过黄源先生，并就二萧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请教，黄源先生十分热情地给予了诠释)，但黄源先生否定了他是冯雪峰被捕消息的来源。
问：您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1000余名新四军官兵的幸存者之一。突围出来后，您是否将冯雪峰在家乡被捕一事写信给延安?
答：肯定没有，而且我从无给延安写过信，包括萧军。
问：当时你是否知道冯雪峰被捕及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消息?
答：不知道。
据了解，黄源比较详细地获知冯雪峰的这段经历，是在1943年新四军浙东四明山根据地，黄源时任我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长兼鲁迅学院院长。在帮助冯雪峰逃离上饶集中营去大后方的桂林后，郭静唐重又返回设在丽水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后受力主抗日的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委派，来同浙东新四军三五支队联系。抵达后他就没有再回国民党省政府，而是当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和浙东行政公署的秘书长，并于1946年4月经谭启龙和何克希两位领导人介绍，在山东解放区临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请读者们注意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冯雪峰在家乡浙江义乌县南乡神坛村家中遭国民党宪兵拘捕一事，发生在1941年的2月26日，也就是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皖南事变后的次月，至同年8月12日萧军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营救，时间过去了整整半年。萧军的消息来源于延安，而且极为确切地获悉冯雪峰已经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此时此刻，在延安知道冯雪峰被捕的人肯定不在少数。而在这之前，我地下党不会不向党中央报告冯雪峰被捕的消息：因为冯雪峰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文人，普通的作家。他是一位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三十年代"左联"的创始人和首任主要负责人，鲁迅先生的亲密战友，党中央同鲁迅之间的主要联系人，捕前还担任过极为重要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党中央向国统区最早派出的特使，和由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那么，延安为什么不及时指示展开营救工作，而非得在党外作家萧军提出后才启动营救实施计划呢?此外，在整个营救工作中，胡秋原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是谁对最终营救冯雪峰出囚笼起到了根本的作用，冯雪峰又是怎样拖着奄奄一息的病体逃离上饶集中营的?对此，笔者依据手头所掌握的有关材料，作一综述，和传记同行、党史研究者们共同探讨这一突发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探讨一下毛泽东与冯雪峰的关系，以及缔结这种关系的基础。
应当说，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就十分看重冯雪峰，看重冯雪峰的才华。早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1921年，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冯雪峰，在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等一代名师的言传身教下，与同学柔石、潘漠华、魏金枝、汪静之等一起组织了著名的"湖畔诗社"。也就是在那一年，18岁的冯雪峰一连出了两本诗集，其才气得到了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人的赏识和赞扬，之后，也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同为诗人的毛泽东所注意。
还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代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想有一个得力的干部与自己一起工作。也就在这时，毛泽东读到了冯雪峰的新诗，耳目顿时为之一新。于是，他很快打听到了冯雪峰的地址--正在北京大学旁听的冯雪峰。他写了一封信给冯雪峰，热情地邀请雪峰到广州工作。但此时的冯雪峰太迷恋文学和他的"湖畔诗社"了，他没能接受这个邀请，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后由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宣传部长的沈雁冰替代冯雪峰任毛泽东的助手--国民党中宣部秘书。
冯雪峰是在独夫民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后，受党的安排，冯雪峰从北京来到白色恐怖最为严重但是左翼文学也十分活跃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在上海，冯雪峰以其独特的眼光，旗帜鲜明地支持了鲁迅，尔后与鲁迅结成了除瞿秋白以外的又一位莫逆之交。冯雪峰刚进入上海时，在上海躁动不安的文坛上，正发生着一场空前的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论争的一方是太阳社和创造社，另一方则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的先驱者看作是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判。他们还宣布阿Q的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经过时，等等。作为"局外人"的冯雪峰十分关注这场论争。1928年，冯雪峰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鲁迅的支持态度。冯雪峰认为："在文明批判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智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因此，冯雪峰认为，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是由于向来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是十分要不得的。
对于冯雪峰的这篇旗帜鲜明的文章，鲁迅很快读到了，并由既与鲁迅关系十分密切又是当年与冯雪峰同为"湖畔诗社"挚友的柔石，将冯雪峰引见给了鲁迅先生。时间一久，冯雪峰与鲁迅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不仅如此，冯雪峰还与鲁迅并肩作战，合编了《科学的艺术论丛》，《论丛》共8种，其中由冯雪峰译的有4种，鲁迅亲手译的3种。对于鲁迅的译作，冯雪峰也协助作了一些校勘补译，对此，鲁迅在其"后记"中写有"感谢雪峰君"的字眼。从此，鲁迅与冯雪峰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仅以《科学的艺术论丛》编辑出版的1929年为例，《鲁迅日记》中有关冯雪峰的直接记载就达34条之多。两人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二、三点钟。当时的冯雪峰不但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而且还有家室的牵累，经济上常常是捉襟见肘。鲁迅获悉他的的这一窘境后，时常用"预支稿费"的办法来帮助他度过难关。鲁迅与冯雪峰之间是心心相通的，而且较之瞿秋白同鲁迅的关系还要进一步。著名学者、翻译家陈望道当时就十分明了地说过以下的话："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鲁迅也赞许冯雪峰："人很质直，……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正因为冯雪峰是一个"能够影响鲁迅的人"，而且是一个心能向通的文人，因此，组织上就安排他作了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事实上，没有谁能够替代冯雪峰这个角色，以致于后来冯雪峰离开上海去苏区继而参加红军长征后，党同鲁迅之间的关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当初获悉红军取得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及东征打通对日作战的通道的胜利消息，还是由于第三国际有关系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亲口告诉鲁迅的呢!以致于长征结束后肩负党的使命重返上海的冯雪峰一见鲁迅的面，如同见了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鲁迅即愤怒而又无奈地向冯雪峰倾诉道："我这几年给他们(指周扬)摆布得还可以!"
作为鲁迅联系人的冯雪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受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委书记的潘汉年之命，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之事。潘汉年在向冯雪峰布置任务时，专门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中央认为，创造社与太阳社批评鲁迅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立刻停止论争。鲁迅是位老战士，老前辈，是一位先进的思想家，应该团结他共同战斗。二是要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听听鲁迅先生的意见，包括"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由鲁迅先生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