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营救冯雪峰始末

　　1929年10月的一天，冯雪峰奉命来到鲁迅家里。冯雪峰刚一说明来意，鲁迅先生立即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成立左联，并且表态说"左翼"二字很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之后，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筹备，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成立大会。鲁迅在会上作了简单的讲话，"左联"成立大会是秘密举行的。冯雪峰不仅筹备了这次成立大会，而且还在会后凭记忆将鲁迅在会上的讲话，连同平时涉谈的有关内容，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署名鲁迅，发表在《萌芽》月刊1卷4期上。左联成立不到一年，1931年2月7日，五位左联作家、共产党员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被国民党逮捕后迅遭秘密杀害。为抗议敌人的暴行，纪念死难革命烈士，冯雪峰与鲁迅商量秘密出版了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在这期《专号》上，鲁迅怀着一腔悲愤写下了《柔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躯者的血》等两篇悼文;冯雪峰则写下了《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同期还刊登了《中国左翼作家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等。这期《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的出版，使得国民党的残暴真相大白于天下。

　　到了1933年的下半年，冯雪峰不止一次遭到特务的跟踪盯梢，虽然他用巧计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但他已经暴露。为了他的安全，党决定让他离开上海，同年12月底，冯雪峰抵达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的江西瑞金。1934年初，为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身处逆境遭一旁冷落的毛泽东从汀洲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就在这里，冯雪峰与毛泽东举行了心仪已久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冯雪峰此时已被任命为瑞金中央党校副校长。由于两人都没有实际工作而显得赋闲，因此有更多更充裕的时间在一起促膝长谈。冯雪峰向毛泽东详细地谈了上海的工作，以及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情况，其中，他还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的情况，对此，毛泽东甚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在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竟然开怀地哈哈一阵大笑。

　　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把冯雪峰找去，进一步详细询问上海的工作，询问鲁迅的事情。有一回，他亲自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缺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无独有偶，关于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并非仅限于毛泽东向冯雪峰提及的这一次，三年后，毛泽东会见曾与鲁迅交往密切、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时，也谈到了《阿Q正传》。

　　这次会见、谈话的时间是1937年的3月1日深夜。

　　史沫特莱后来这样描述道："我掀开悬挂在一座窑洞门口的棉门帘，跨进了一个黑暗的洞穴。就在这一片黑暗的正中心，一个制作粗糙的桌子上点着一枝细长的蜡烛，烛光落在成堆的书本和纸张上。"毛泽东一手扶着桌子，站在那里欢迎她。

　　在昏暗的烛光下，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坐在桌子的两边开始了他们的谈话。当史沫特莱谈到外面流传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时，毛泽东回答道：

　　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倾心向往，给冯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冯雪峰对当年谈话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在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边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并有过几次插话。当雪峰谈到自己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毛泽东抬起头来，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

　　此时，冯雪峰又向毛泽东讲述了上海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到鲁迅家里。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为苦恼。

　　毛泽东没有吱声，陷入了沉思。过了片刻，冯雪峰继续说："'独立房'(当时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干什么?谁主张的?"毛泽东问。"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冯雪峰解释说。"这些人，"毛泽东微微摇头，接下去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所说的"独立房"的主张，是在一次闲谈中"随便"说起来的。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央苏区，谈论在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和鲁迅是经常的话题。有一天，张闻天、博古、冯雪峰在中央党校谈起中央苏区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说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门的工作忙于琐碎的事务主义，打不开局面，应该充实该部的领导。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随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之后，党中央决定，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沙可夫任副教育人民委员。

　　在继续深入议论鲁迅的时候，冯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 ，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心情沉重，说话很少，但那天晚上与冯雪峰谈了很多，显得轻松、愉快、充满信心。他俩一直交谈到深夜。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被错误路线逐出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他先是充任中央政府主席(相当于总理)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或叫苏维埃主席)。后来，中央政府主席改由张闻天担任，毛泽东只剩下了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有职无权的空头称呼。正在这时，他遇到了刚从上海来到苏区的冯雪峰，听冯雪峰讲述鲁迅，和鲁迅对毛泽东的理解，不啻使毛泽东的感情上和鲁迅之间有了沟通和共鸣，毋庸置疑，冯雪峰是产生这种沟通和共鸣的媒介。

　　红军离开瑞金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还是冯雪峰把险些落入蒋军虎口的毛泽东拉出来的呢!据曾担任过1936年冯雪峰机要员的郑育之(周文夫人)后来撰文披露说：冯雪峰曾同他们夫妇讲述过1934年10月红军撤离瑞金时的混乱情况，以至有关同志忘了通知毛泽东，是他经过毛泽东的住处，才催促毛泽东迅速跟上大部队撤离的。不然的话，中国革命的进程缺了毛泽东这位舵手力挽狂澜，说不定还将拖延上好多年哩!

　　不久，中央红军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冯雪峰也随同红军主力进行了长征。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确立了他在全军乃至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一举改变了这之前受排挤冷落的尴尬境地，但毛泽东仍然需要鲁迅，需要与鲁迅沟通，需要鲁迅对红军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冯雪峰也一直充任着这个沟通、理解、支持的"大使"角色。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以损失十分之九的兵力，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上百万军队的数十次拦截、围剿后，胜利抵达陕北瓦窑堡。1936年2月，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长征主力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取得了东征战役的重大胜利。同年3月，由于冯雪峰离去同中共失去联系的鲁迅，从到访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的口中获悉了红军这接二连三的喜讯。鲁迅闻讯后极为震奋与欣慰，并和茅盾联名于3月27日发出了致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贺信，此信核心内容如下：

　　英雄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都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流传的"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这句话，其实是出自于国统区另外一个抗日救国团体的电报，因当时中共中央收到这两封电信后同刊于中共西北中央局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杂志第95期，人们就将其混淆在一起引用，一错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叶才搞清楚。

　　1936年4月上旬，党中央派冯雪峰携带电台和活动经费自陕北秘密潜回上海开展工作，任中央特派员。临行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和他作了谈话，并交代了此行的重要任务。这个重要任务乃是关系到中共生存和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一是在上海建立电台，沟通与陕北中央的联系;二是与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建立联系，为中共争取到更多的民主力量和同盟军，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最后才是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张闻天还着重叮嘱道："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这有关上述安排，发生在党中央接到鲁迅、茅盾发来的贺信后不久，表明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把鲁迅看作是党在白区最可靠、最亲密的盟友。4月下旬，冯雪峰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即去了鲁迅居住的寓所。在同鲁迅久别重逢的谈话中，冯雪峰把中共中央推行的新的方针政策及其有关精神，向鲁迅作了详细的说明。与此同时，冯雪峰还向鲁迅介绍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和抗日统战政策的内容。鲁迅听后表示："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简称)的政策是对的……"鲁迅还以他那种特别的表达方式说道："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胜任的，用笔!"

　　就这样，冯雪峰就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附带在这里写上一笔，极其重要的一笔，抵达上海不久，冯雪峰找到了已经在这里流落达六年之久的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并亲自委派上海地下党的杨承芳和东北义勇军的首领李杜，带两个孩子由上海动身去巴黎并转送至莫斯科，时为1936年5月下旬。

　　自陕北抵上海不久，受鲁迅委托，冯雪峰将鲁迅抱病所编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以及火腿等送给物质生活极度清苦在保安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此外，还购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围巾送给其他领导同志以御陕北的寒风，还有几听纸烟是给毛泽东的。火腿和纸烟在西安就被瓜分了，只有围巾送到了保安。

　　冯雪峰初抵上海的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36年7月5日至6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汇报。在刘鼎赴南京、上海之前，张闻天和周恩来联名给冯雪峰写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你对周君(周扬)所用的方法是对的。"

　　"你的老师(鲁迅)与沈兄(茅盾)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的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冯雪峰收信后迅速向鲁迅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切问候和深挚敬意，这使得鲁迅感到莫大的支持与鼓舞，因而，他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理解。这可以从鲁迅逝世前三月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反映出来。在这封"由先生口授，O.V.(冯雪峰)笔写"回答托派临时中央委员陈其昌的信中，鲁迅先生满怀激情地宣告道：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的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先生在"信"中还愤怒地痛斥了托派们对以毛泽东、张闻天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污蔑，鲁迅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高超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系指当时中国托派出版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是陈其昌六月三日致鲁迅信的附物。但鲁迅关于“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以及下文假设的关于“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的说法，显然是愤激过头，与事实明显不相符合—引者注)，就不禁为你们提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在这里，由于冯雪峰这个极为重要谁也无法替代的媒介作用，鲁迅和毛泽东、中共中央之间真正实现了心的相通与相融。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寓所内与世长逝。受中共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了整个治丧工作。由于敌人要抓捕他的缘故，故而，冯雪峰只能躲藏在鲁迅胞弟周建人的家中，同救国会首领沈钧儒、鲁迅夫人许广平、鲁迅胞弟周建人等商量一应事宜。即日，在与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各界知名人士、鲁迅夫人许广平等协商治丧委员会名单时，冯雪峰首先想到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他提议将毛泽东、朱德列入名单中，得到了在场者的一致同意，在公布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所有中文报纸均不敢公布毛泽东、朱德的名字，惟有一家报纸—由外国人办的《日日新闻》于鲁迅逝世次日公布了这一消息："鲁迅氏的告别礼今明两天中举行，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

　　中共中央对鲁迅的逝世表达了最深挚的哀悼。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起草并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沉痛地宣告："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高度赞扬鲁迅"做了一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发表了《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及《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电》。

　　冯雪峰与鲁迅交往近十年，是与瞿秋白同为深得鲁迅信任的亲密战友，也是鲁迅思想最具权威的诠释者。是他1933年与毛泽东相交以来，为沟通中共、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关系最为坚实的桥梁。应当说，在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时，冯雪峰仍是毛泽东看重的一个文人，一个党员作家。

　　我以我血荐轩辕

　　归根结底，冯雪峰乃系一介文人。当初，他受中共中央委托，肩负重大使命来到上海，做恢复上海地下党和抗日民主人士的工作。然而，冯雪峰的兴趣仍然在于他过去从事并领导的左翼文化方面。鲁迅逝世后，冯雪峰终于腾出全部精力，并于1936年12月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就将有关党的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同是"左联"发起组织者、后任秘密战线负责人的潘汉年承担。1937年1月，冯雪峰返回陕北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汇报(此时党中央已正式定址延安。在延安许多次的深夜长谈中，毛泽东一再关切地向冯雪峰询问鲁迅在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冯雪峰在上海八个多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后又折返上海，并奉命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全部向刘晓作了移交，改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是潘汉年。也正是这一职务的更迭，以及稍后对自己肩负使命的不理解和所犯自由主义的错误，使得冯雪峰历经了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几乎置于他死地的这一劫难。在此，笔者还是要强调一点：我东南地下党也不可能不及时把冯雪峰被捕的消息发往延安。但在当时的延安，为什么没有及时展开营救冯雪峰的行动呢?如果东南局已经将冯雪峰遭逮捕的消息发往了延安，至毛泽东会见五位作家两位夫人时止，冯雪峰被捕已整整半年，而毛泽东又为什么连一点儿信息也没有得到呢?这，究竟搁浅在哪一个部门哪一个环节了呢?现在，由于年代过久，也许成了永久的谜案了。要知道，在冯雪峰以告病为由回到家乡后，中共浙江省委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因为在冯雪峰于1938年初刚回到家乡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中共浙江省委"很快知道了"。冯雪峰"写于1967年5月15日，并于1968年7月25日再作补充"的《我在上饶集中营》一文(刊2002年2期《新文学史料》)中这样写道：

　　1938年初我回家乡不久的时候，当时的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到义乌去，说是要罗致一些人帮助政府从事抗日工作。当时金华专员赵龙文和义乌县长吴山民，听说我回到了家乡，就派人来要我到县城里去一趟，说是黄绍竑有事要请教。我考虑之后，认为既已知道我回了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去反而不好。去了以后，在县里黄绍竑同我谈过十多分钟话，除了向我"请教抗日大计"之类的客套话外，是希望我去负担一个准备成立的什么"政治工作队"之类的工作。我当即拒绝了，说我马上要到汉口去……

　　我被黄绍竑找去谈过一次话这件事，当时我们党的浙江省委很快就知道的。不久之后我遇见在金华工作的邵荃麟，我也对他说了此事，他说他已经知道了。

　　由此可见，既然连这件并不张扬的"谈话"之事，"我们党的浙江省委很快知道的"，那么，国民党宪兵兴师动众，十万火急地从金华赶往义乌县神坛村抓人，地下党更是要"很快知道"了。

　　笔者认为， 事情的原委就在于冯雪峰没有顾全大局，从当初处于斗争第一线的上海跑回到了家乡"养病"!

　　冯雪峰所犯这个自由主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严格一点地说，在毛泽东眼中看来，似是有脱党的嫌疑。

　　有关这个问题，周扬曾有一个很好的说明。1980年左右，他在在同中宣部干部荣天屿 等人的谈话中，周扬说，1937年在上海潘汉年和他谈话后，他就与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一道到了延安。当时在延安，中组部负责人是李富春，后来是陈云。周扬想，李富春、陈云都在上海工作过，对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状况是了解一些的，他内心有委屈，自然就盼着李富春、陈云他们找他谈话。不料，没隔多久，却传出了这么一个消息：说中央通知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而冯雪峰却因为和博古、潘汉年闹矛盾，不听中央指示，拂袖而去回了浙江老家。延安对这事说得很严重的，认为是开小差，周扬进而说明道：也许是发生了这件事，延安再也没有人给他谈上海文艺界的事了。周扬还说，在延安，他接触毛泽东的机会很多，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和他说起过上海的事，而且很快就分配他到边区教育厅去做厅长了。而在这之前，包括在同徐懋庸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周扬他们在上海的一些做法——两个口号的论争也好，对鲁迅的态度也好，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到了1937年年底，由于冯雪峰脱离斗争第一线“拂袖而去”了浙江老家，事情也就走向了反面，毛泽东对前一二年发生在上海文艺界的功过是非的评判标准也随之来了个急转弯。

　　对此，当时和冯雪峰有上下级关系的胡愈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其《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一文中回忆道：

　　这时，潘汉年是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是副主任，我们彼此联系较多，有关党的事情我都找雪峰。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有较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见到雪峰。有一天晚上，雪峰突然到我家来了，我高兴地问他：好久不见了，你到哪里去了?

　　他气色很不好，赌气似的说：我到南京去了，现在不去了。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

　　原来他是随中央代表团(雪峰不是代表)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与博古吵翻了，气得跑回来的。那时为联蒋抗日，共产党做了很大的让步，如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等等，这对于雪峰这个农民的儿子来说，是很不容易接受的。

　　第二天找到潘汉年，问究竟怎么回事。潘说："雪峰这样子不对，谈判还未成功，怎么就说是投降呢?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产党员，怎能自己说跑就跑掉?组织纪律呢?他说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共产党吗?!"

　　但是雪峰脾气倔强，自己认为对的事就要做到底。他真的跑回义乌老家“隐居”去了。回家后，他深居简出，埋头读书，整理资料，准备写一部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小说，书名就叫《卢代之死》，可惜书没写完，就发生了皖南事变，在又一次白色恐怖大搜捕中，雪峰被抓进了上饶集中营……

　　冯雪峰是1937年12月向潘汉年告长假后返回家乡浙江义乌去写书的，其间，脱离中共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也就是说，他当初向潘汉年请长假并没有得到党中央的批准或认可，直到1939年下半年才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南局给恢复了组织关系。不仅如此，由于周扬抵达延安后与毛泽东关系的日益接近和迅速崛起，对于1936年4月冯雪峰到上海后奉组织之命先找鲁迅和救国会领袖不找他们，以及推动鲁迅、胡风同他们之间的两个口号之争，还有后期同样奉命"调出周扬"的举措，也使得在延安重振旗鼓、羽翼渐丰的周扬心中滋生复仇心理，他们不会不在毛泽东面前发泄对冯雪峰的不满，加深毛泽东对冯的恶感。

　　对于冯雪峰擅自离开中共代表团回到家乡隐居写小说的做法，不仅毛泽东无法理解，予以冷漠处置，而且其他中共领导人也有同感。据黄源先生生前撰文指出，1938年底，黄源途经时处抗敌后方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在地金华，在金华街上遇见了冯雪峰。冯得知黄源自汉口来，提及参加汉口文艺座谈会的情况，黄源说在会上见到了王明、博古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冯雪峰急切地问道："他们对你讲起什么吧?"此时此刻，就冯雪峰而言，他很想知道中共上层对他的态度。黄源回答说："我没有同他们交谈。"不日，黄源被推举担任国统区文化新闻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设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之后，他应项英之邀留在了新四军主持文化宣传工作。在新四军工作后，黄源不无忧虑地同李一氓同志讲：冯雪峰在义乌，他这样有名的人在国民党地区是不安全的，是否由东南局通知浙江省委文委(负责人是邵荃麟)把他调到这里来。事情反映到项英那里，项英当即同意了黄源的意见，并立即打电报给邵荃麟他们，要冯雪峰到皖南新四军去。面对组织的关怀，冯雪峰又一次我行我素，拒绝去皖南。但话又得说回来，其后不久，中共东南局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有关冯雪峰为什么不去新四军，难道他不知道身处国统区的危险吗?对此，黄源先生在1985年5月写的《我的良师益友--雪峰同志》一文中道出了原委。那是在上海刚解放时，身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和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的黄源首先探望了冯雪峰。

　　黄源问：当初你为什么不到新四军来?

　　冯雪峰笑答：我在中央苏区早就认识了项英同志。

　　至此，黄源的理解是："我理会了，不再谈下去了。我是经过皖南事变，听过刘少奇同志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学习过党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的决定，才真正认识项英同志的。"

　　这就是当初冯雪峰不去新四军的真正原因。冯雪峰是在1937年12月20日从上海回到家乡浙江义乌的。早在1938年，也就是黄源、李一氓等人向项英提出要冯雪峰去新四军的建议前，党中央就要求冯雪峰去新四军工作。据吴奚如在《我所认识的胡风》一文中回忆道："当在武汉的负责党中央长江局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得知冯雪峰回义乌后，立即去电，要雪峰前往新四军工作。"这也就是1938年底冯雪峰在金华遇见黄源时急切询问周恩来"他们对你讲起什么吧?"的缘由。而冯雪峰在次年1月写给滞留在孤岛上海的楼适夷的信中也印证了吴奚如的上述说法。冯雪峰在信中写道："……弟离群归乡，已及一载，惟做些农民工作，然病体总不如意，亦莫可奈何，近着手写《红进记》(暂如此叫它，非定名也)已成五万字。全书有五十万字，但恰巧此时陕北又有来信催行，弟以此作意义大，欲完稿后再行，已去函续假，所以在五个月之内仍不离开此地也。"

　　关于中共东南局恢复冯雪峰的组织关系，则是在1939年的冬天。

　　原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同志的女儿小琴在其《辛勤奋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一文(刊《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中写道：

　　1939年冬冯雪峰同志从浙江义乌老家来到金华，与我父亲谈了整整一夜。原来冯雪峰同志是因为对白区工作的方针路线与博古同志发生严重分歧，一气之下回老家写作的。他详细谈了事情的过程。第二天我父亲就离开金华，向东南局作了汇报。经东南局研究，同意恢复冯雪峰同志的组织关系。也就在这一次，东南局成立东南文委，并派我父亲担任了东南文委书记，雪峰同志……任委员。

　　冯雪峰在"文革"初期写的自传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党籍恢复的经过：

　　党给我恢复组织关系是在1939年下半年，经过邵荃麟的关系，由华东局(应为东南局，下同)组织部给我恢复的。

　　1938年下半年我到丽水去时，在丽水汽车站碰见了葛琴，她告诉了我她在金华;于是我从丽水回来后就到金华去找葛琴，从此同邵荃麟有了联系。邵荃麟当时在金华负责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我大概个把月去金华一次同他联系;但这不是组织关系上的联系。党给我正式恢复组织关系是在1939年下半年邵荃麟到新四军去的时候，华东局组织部决定的。

　　我恢复组织关系后，是参加华东文委成员之一。这华东文委即在金华，邵荃麟是书记，成员中有王闻识、陈虞荪;隔个把月我到金华去开一次会，看文件;我除参加会和写点文章外，没有负责具体工作。

　　下面，让我们回到1941年8月12日的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窑洞……

　　要知道，在当时的延安，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接近毛泽东畅所欲言的，即使能够接近毛泽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谈清所要谈的问题的来龙去脉，一般人不具备这个条件。其次，要谈这个问题，谈者必须了解冯雪峰，敬重冯雪峰，同时确切地知道事情的真相。萧军怀有一腔侠义心肠，人所皆知，而且自当年到达鲁迅身边后，他的交友准则就是以鲁迅的好恶和敌友我为基准划线。他崇敬鲁迅，自然也十分崇敬鲁迅生前看重的那些人。鲁迅把瞿秋白和冯雪峰并列为自己的两个挚友。在鲁迅家和冯雪峰一起进餐，听冯雪峰讲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这在萧军的心目中，冯雪峰实实在在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试想文人中有几个是跟随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也许在当时的萧军看来，独此一个!因而，他格外的敬崇冯雪峰。现在，当他听到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抓走的消息，萧军心中说有多着急就有多着急。他不能不向毛泽东反映，不能不提出营救冯雪峰，而且一旦提出，就要马上展开营救，在他看来，全延安只有毛泽东才能够办成这件事!当然，在听取萧军的要求与讲述后，毛泽东也非常迅快地指示各有关方面将营救冯雪峰的计划付之了实施。

　　在重庆的周恩来接到发自延安的电报后，深感震惊。但真正展开营救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制定一套周密的计划，需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及细节。比如说，国民党宪兵以何种名目逮捕冯雪峰，冯雪峰的真实身份暴露不暴露，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内表现如何，等等。而首先要做的一条，就是要确定一个可靠的同国民党上层人物能说得上话的关系。董必武同志不仅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而且他还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自武汉时候起，他一直在同国民政府打交道，当年萧军因当众谩骂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就是由董必武同志直接找到正在武汉行辕的蒋介石解决问题的。但是，萧军毕竟是党外人士，左翼抗日作家，而且1938年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披着一张"坚决抗日"的外皮。而此时的冯雪峰就不同了，冯雪峰是共产党的一个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要人，当年共产党特科的成员，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连鲁迅先生逝世的丧仪他尚且只能躲在幕后，现在更谈不上进行公开营救了。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1941年的蒋介石已经不同于1938年的蒋介石，他发动皖南事变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显然此路不通。因之，当周恩来找董必武协商营救措施时，董必武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人影，一个主张坚决抗日白皮红心的国民党上层人物，他的名字叫胡秋原。

　　提起胡秋原，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眼里，还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政坛的右派左派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带有不可捉摸的传奇性色彩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