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营救冯雪峰始末

　　1910年生于湖北黄陂的胡秋原，原名胡曾佑，笔名未明、石明、冰禅，15岁那年考入国立武昌大学习理工，后因加入共青团，主编《武汉评论》、《中学生》杂志(就是在那一年董必武认识的胡秋原)等遭白色恐怖追捕，于1928年来到上海入复旦大学改学文学，并于1929年公费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学。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他迅即放弃官费留学生学业，毅然回到上海以文学作刀枪力主抗日，并任上海大学教授、翻译;同年底主编《文化评论》，在创刊号上发表题为《阿狗文艺论》的文章，自称自由人，提出"文学艺术至死又是自由的、民主的"的主张。不久又发表《勿侵入文艺》、《钱杏屯阝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艺术之批评》的文章，引起了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左翼作家对他的批判，并展开论战，胡秋原也就成为当时文坛上赫赫有名的“文艺自由人”。1933年，针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媚日剿共散布的"攘外须安内"的卖国投降理论，胡秋原在同年6月出版的《现代》杂志3卷2期上发表与鲁迅所著《“友邦惊诧”论》相媲美《"中日亲善"颂》一文，大义凛然痛斥蒋氏谬论，一时为舆论称快，为国民党蒋介石所切齿围剿。1934年，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陈铭枢、蒋光鼐、李济深、蔡廷锴等国民党爱国将领在福州发动兵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年仅24岁的胡秋原闻讯后迅速赶往，并被任命为文化部长。福建事变失败后，他流亡到南洋、印度、埃及、英国、苏联、美国等国。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离奇般地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以及《东南日报》和《香港时报》总主笔，并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创办《祖国》、《民主》、《政治文化》及《评论》等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战。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48年当选为首届立法委员直至1988年被一心想搞“台独”的李登辉开除国民党党籍。1949年胡秋原去台湾后仍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大学教授，独立主办《中华杂志》。胡秋原一生著作等身，达100余种3000余万字，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教授、政论家。胡秋原一生都在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力御外侮奔走四方。1977年台湾文艺界开展关于乡土文学的大论战，胡秋原连续发表了《谈人性与乡土之类》、《谈民族主义与殖民经济》一系列论文，支持了台湾乡土文学，批判对"乡土派"的攻击。中共发表叶剑英提出的"九条"后，胡秋原率先在台湾给予了积极响应。在国民党立法院举行的会议上，在他主办的《中华杂志》上，对应中共提出的"三通"，提出了著名的"通思想、通观念"的立论。1988年4月，为进一步推动祖国两岸的和平统一，胡秋原在台湾发起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并被推举为名誉主席。自此，他一直站在反分裂、反"台独"的第一线。五个月后，1988年9月12日，胡秋原无视当局的"三不"政策，以祖国统一为己任，偕夫人、长女一起，绕道美国回到阔别40年的故乡，成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后首个来祖国大陆访问的台湾上层人士，首位国民党立法委员，从而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在北京，胡秋原与老朋友、中共领导人邓颖超、李先念等亲切会面，共商国是，在大陆访问了36天，行程逾万。还是在首都机场时，胡秋原就向前来欢迎的老朋友和记者们强调："爱国就不能不赞成统一，如不赞成统一，你就不够资格谈爱国和过问国是。任何中国人都应该赞成统一。"9月15日在与邓颖超会面时，胡秋原再次强调说："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团结、统一不可，事不宜迟。"胡秋原的大陆之行及关于两岸统一的主张，惹恼了一心要搞"台独"的李登辉。还是在胡秋原祖国大陆观光访问中，1988年9月21日，李登辉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长达半个世纪的国民党党籍。对此，10月18日，在途经香港时，胡秋原坦然面对记者说："我是公开去大陆的，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就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会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要尽中国人的力量。"

　　在返抵台湾桃园机场时，面对前来欢迎的数百位各界人士，胡秋原发表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大陆，无论有多少成功，在国际强权环伺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黯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他还诙谐地表示，他将亲自将国民党党证送去中央党部。

　　以后，胡秋原再次来到大陆访问，还斥巨资赞助家乡的教育事业。

　　胡秋原是一位传奇性的多色彩的人物，但他首先是一位坚定不移有着高昂民族气节的爱国者，而且早年也曾经"左"过，不止一次同蒋介石的独裁政策与反共路线抗衡过。所以，当周恩来接到延安电报与董必武一起讨论营救冯雪峰的计划时，董必武理所当然地想到了同在国民参政会任参议员的胡秋原，加上胡秋原担任着《中央日报》的要职，认识的人又多。

　　据了解，胡秋原确确实实接受了这个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委托，给上饶集中营所在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拍发了提请释放昔日文友冯雪峰的电报。但就在营救冯雪峰的整个过程中，胡秋原的这个"招呼"仅仅是起到了一个先导作用，或者说是打了一个基础。因为国民党宪兵抓捕的那个人已经化名，化回了旧时的曾用名。他们的最大怀疑是这个名叫冯福春的人有赤色嫌疑。要是知道这个名叫冯福春的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曾任中共白区文化战线负责人、“左联”发起者与组织者，后来跟随毛泽东一起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又被派往上海的中共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恐怕他的命运要由蒋介石来直接定夺了，而且凶多吉少，如同瞿秋白的最后下场一模一样。

　　有关胡秋原当年接受董必武委托，以冯雪峰“文友”名义致电顾祝同提请释放一事，笔者有幸抢在死神前面(笔者与其会面三个月后，胡秋原先生在台北新店耕莘医院病逝)，从当事人胡秋原本人处得到了证实。2004年初，笔者随同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问台湾期间，于2月13日晚专程赶赴台北新店市中央新村胡宅拜访了这位年已94岁高龄的老人。谈话间，笔者重点提及了此事。在得到确切无疑的证实后，一旁的胡夫人敬幼如还向我们讲述了另外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那是1935年的冬天，胡秋原在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编《救国时报》和《全民月刊》，一位中年华人妇女携一女孩来到了他们的住所。来的这位华人妇女，正是数月前惨遭蒋介石下令杀害的中共要员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她是前来报告瞿秋白死讯并为胡秋原三年前给予的相助道谢的。原来，早在1932年冬，胡秋原协助王礼锡主事神州国光社时——那时，胡秋原与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左联”头面人物的文艺论辩刚结束不久，一天深夜，前不久还是“论敌”之一的冯雪峰，匆匆来到胡秋原的住地向他求助。冯雪峰告诉胡秋原说，“左联”的一个朋友病了，必须马上迁居他处。但当他们找到合适的居住处后，房东却坚持要有可靠的人作担保方可租与他们。其实，当时胡秋原一听心中便明白了：冯雪峰所说的这个“病了”的“左联”朋友，一定是一个为当局记录通缉在案的重要人物，否则，冯雪峰也不会在深更半夜找上门来求他这个有保护色的“自由人”相助了。于是，古道热肠的胡秋原不记前隙，一口应允了下来，只是他从不知道这位“病了”的朋友是谁。如今听杨之华这么一说，胡秋原方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当初为之担保的正是瞿秋白一家啊!

　　在这里，有必要将冯雪峰被捕及最终逃出囚笼的情形作一交代。

　　冯雪峰是在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反共逆流中，于1941年2月26日在浙江义乌县神坛村的家中被捕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尚未被日寇占领的东南数省地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突围的新四军战士和坚决抗日的爱国进步人士。事情的起因是与冯雪峰邻村赤岸镇一位名叫朱侃的小青年给他写信而致。当时，这位青年在信中提及"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查封的事。这封信被国民党驻金华的宪兵连在邮局检查时检查到了。由于信中内容重要，如获至宝的国民党宪兵当即把在金华报馆工作的朱侃抓了去，接着，又按图索骥，身着便衣的国民党宪兵火速赶往义乌县神坛村逮捕了冯雪峰。所幸的是朱侃与冯雪峰并不很熟悉，只不过是到冯雪峰家中借过几次书，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知道冯"很有学问"。而且，冯雪峰回到家乡后一直用的是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朱侃在信上的称呼也是冯福春。此外，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冯雪峰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皖南事变发生后，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冯雪峰早已转移了一些有“赤化”影响的书刊，当时，冯雪峰也已经作了转移到文化人集中的桂林去的打算。因而，当三个身着便衣的国民党宪兵直扑神坛村冯宅搜查时，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于是，他们就把冯雪峰押往了金华宪兵连驻地，一关就是三四天，其间只审问了一次。审讯中，冯雪峰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否认与新四军有任何联系。当问及同"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的关系时，冯雪峰回答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时强调说："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研究历史的，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回到家乡养病的。"他还要求："你们不应当无故抓人，我要求立刻放我出去!"

　　见没有能够从这里打开缺口，狡猾的敌人立即改变了审讯策略，以退为进，抛出了一个极易使真正的共产党员中圈套的阴谋："那好，你说你不是共产党员，那就在报上登一个启事，申明你同共产党和新四军没有关系，就能够证明你真的同共产党和新西军没有关系了，我们就放你走。"而冯雪峰则来了个针锋相对，一口回绝："我本来就同共产党、新四军没有关系，登这样一个启事干什么?岂不可笑!"

　　审讯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但敌人的怀疑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他们从冯雪峰的从容回答中，断定他是一个不易感化又有城府至少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于是，在金华关了四天后，宪兵们又马不停蹄地将冯雪峰解往了设在江西上饶的宪兵第四团。在宪兵四团，他又接受了一次敌人的审问。审问的核心是问他什么时候到新四军的，冯雪峰再次作了否认。这次审问特务们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你是共产党;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也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当天，冯雪峰就给投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专门囚禁政治犯的茅家岭禁闭所。在茅家岭禁闭所关了一个月后，冯雪峰染上了极易致命的回归热病。为了怕他死掉，特务们又命人把陷于奄奄一息的冯雪峰用担架抬到了距茅家岭不远处的周田村--上饶集中营总部所在地的特训班。

　　在特训班里，冯雪峰遇到了故友、最终导致他逃脱囚牢的营救者郭静唐。与冯雪峰同庚出生于浙江余姚的郭静唐，是冯雪峰1922年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冯雪峰在上海时也曾与他多次会面，并帮助他向鲁迅要《鲁迅自选集》给他出版。捕前，郭静唐是国民党浙江省参议员，同皖南事变丝毫不搭界。被捕的真实原因是他在家乡余姚，因长期旗帜鲜明地力主抗日及组织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力量和领导核心的地方抗日武装队伍，并同当地的土豪劣绅及时任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国民党军阀俞济时频频发生冲突，由于他平时比较左倾，而被诬告为同新四军有联系，于1940年8月16日遭逮捕。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出集中营并营救冯雪峰逃脱囚笼使其安抵重庆不久后，郭静唐毅然投身于心仪已久的新四军。郭静唐曾于1920年、1924年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时奉命加入国民党。1925年，他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做秘密工作时，曾由杨贤江等人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那时党组织认为他仅用国民党的身份做工作要有利的多，只是在必要时让他列席党团会议。至1937年他回余姚工作后又两次要求入党。第一次，时值全国政治逆流高涨，宁属特委书记已答允了他的入党要求，并约定在8月16日下午4时由中心县委两位负责同志同他正式谈话，但就在这天下午1时他被捕了。

　　在长达1年9个月的集中营囚牢生活中，冯雪峰之所以没有暴露其真实身份，其原因除了他被捕时使用的"冯福春"原名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在他还未被解至集中营时，地下党已经为他找到了"保护伞"。这个"保护伞"的擎伞人就是皖南事变前两年就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上海各界人民赴新四军慰问团团长吴大琨和早冯雪峰3个月入狱的郭静唐。诚如吴大琨后来撰文道："郭静唐同志被囚在上饶集中营期间，对革命斗争所做的第一点贡献，就是他同在上饶集中营外面的上饶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沟通了‘集中营'内外的革命关系，使'集中营'的同志在斗争中能够不断取得外界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又说："郭静唐同志被囚在‘集中营’期间最大的贡献，是和我一起把冯雪峰同志掩护下来……"

　　原来，在保护冯雪峰不受暴露的后面，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情节哩!

　　吴大琨曾同一个名叫王寿山的职业特务同囚于茅家岭黑狱的"优待室"里。王寿山系黄埔四期学生，他是由于触犯特务纪律而被囚的。吴大琨在得知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特务后，深感今后有利用的价值，在闲谈中把自己和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地方势力头子杜月笙等人的关系向王寿山吹嘘了一番。时间一长，王寿山也就笃信吴大琨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王寿山被重新启用后，担任了"特别训练班"的大队长。把吴大琨看作"自己人"的王寿山，让吴大琨担任了他辖下的第一分队长，帮他管理一个班的囚犯"学员"。不几天，王寿山又找到吴大琨，要他帮忙物色一位能协助处理大队事务的司书。吴大琨当即把同样有着国民党要人作后台的郭静唐推荐给了王寿山。从此，郭静唐每天去大队部"上班"，有什么重要公文、信息，郭、吴两人都能在第一时间内获悉。与此同时，通过"特训班"所在地附近小镇上一对"金华难民"夫妇新开设的面条馆，郭、吴两人又和有地下党员蛰伏的前线日报社取得了联系。1941年3月初的一天，郭静唐从外面归来，悄悄同吴大琨说道："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冯雪峰被捕了，而且明天就同浙江民族日报社社长的王闻识(地下党员，在郭静唐为其营救成功前夕惨死在集中营内)一起押到集中营内。"

　　对冯雪峰，吴大琨虽未谋面过，但其名字是早就知道的。早年间，吴大琨在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工作，救国会积极投身抗日的活动就是由陕北派来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领导的。现在一听冯雪峰被捕而且马上要押来集中营的消息，怎么不叫吴大琨着急呢?稍顷，郭静唐又告诉他："好在敌人现在还不知道冯雪峰的底细，他现在用的是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敌人是把他当作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进来的。"说到这里，郭静唐传达了地下党的意见："外边的意思要我们把冯雪峰掩护下来，并加以照顾。"

　　从郭静唐告诉吴大琨“冯雪峰被捕了，而且明天就同王闻识一起押到集中营内”的重要信息，到“外边的意思要我们把冯雪峰掩护下来，并加以照顾”的指示，这事发生在1941年的3月份，距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从义乌神坛村家中抓捕，不过十天左右的时间。联想到三年前冯雪峰频频收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发自武汉要他去皖南新四军的指示，由此可见我东南地下党活动频繁，情报工作周密细致。笔者认为，自冯雪峰等人被捕之日起，我地下党就亦步亦趋密切注视着他们去向。同时，也印证了笔者前文论述的有关冯雪峰被押解到上饶集中营五个月后，萧军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营救冯雪峰的动议所产生的一个重大疑问——而在这之前，我地下党不会不向党中央报告冯雪峰被捕的消息，因之，延安和毛泽东也不会不知道他被捕一事，……那么，延安为什么不及时指示展开营救工作，而非得在好管闲事仗义执言的党外作家萧军提出后才启动营救实施计划?

　　这是一个谜，一个延续了七十年难以破解的谜。现在，随着几乎所有当事人的纷纷谢世，也将成为历史上一个永久的谜案。

　　两人经商议决定，利用特务大队长王寿山这层关系，由吴大琨先去同王寿山疏通，力争把冯雪峰和王闻识一起分配到吴大琨任"分队长"的班里，以便给予有效的掩护和照顾。上饶集中营有1000余名被俘的新四军官兵，不乏有认识冯雪峰的，如若冯雪峰被分在别的分队里，就有可能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天，就在冯雪峰和王闻识被押解来的下午，吴大琨找到王寿山说："今天来的两个犯人，其中那个姓冯的，郭静唐说是他的同学，可将郭静唐叫来问问情况，以便管教。"当王寿山问及郭静唐时，郭回答说："冯福春是我私塾时的同学，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不通人情世故，不知为什么他竟也成了共产党的嫌疑分子。"岂料，草包特务大队长王寿山竟不屑一顾地说道："咳，这有什么稀奇的?你不是也成了共产党的嫌疑犯，吴大琨不是也被怀疑是共产党了吗?"此时，吴大琨乘机要求道："既然冯福春是郭静唐的同学，王闻识又是和冯福春一起送来的，彼此之间了解，干脆编在我们班好了，也便于管理。"

　　见吴大琨愿意管他们，王寿山也就乐得自己省心，于是，十分痛快地将冯、王两人给编在了吴大琨任"分队长"的班里。当晚，吴大琨和郭静唐就向冯雪峰汇报了他们所掌握的集中营里各个方面的情况。

　　战士毕竟是战士，仿如调换了一个新的战斗岗位，冯雪峰很快担负起了领导集中营内斗争的重任。在集中营里，冯雪峰不但同被俘新四军中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而且还成功地领导党员和全体被俘新四军战士抵制了敌人炮制的集体自首阴谋，并帮助多名战友逃脱囚笼。这其中有著名书画家、中国版画新徽派主要创始人、诗人赖少其同志。赖少其1934年12月起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还亲自将他的版画推荐至《文学》月刊发表。抗战爆发后，赖少其毅然奔赴新四军从事军旅文化宣传工作。几十年后，赖少其在其《悼念冯雪峰》一文中回忆道："1941年11月，我在集中营被敌人抓了起来，宪兵把我押解到茅家岭监狱站铁笼，雪峰同志为了帮助我和邵宇同志越狱，不仅为我们准备了路费，还为我们准备了越狱之后要找的'关系'。他亲自给我写介绍信。我记得：他给我的介绍信是写在两条像筷子那样小的纸条上，一条写收信人的姓名和内容，一条写他自己的名字，我把这两条小纸条分别缝在衣服的夹缝里。越狱以后，我们就是按照雪峰同志所介绍的关系到达上海，在上海找到地下党的关系回到解放区的。"

　　继回归热后，在集中营里冯雪峰又患上了严重的肋骨结核，整日淌脓水，而且得不到有效治疗，直到逃离上饶集中营后抵达重庆才痊愈。

　　冯雪峰在集中营里艰难地生存着，为了信仰，为了气节，他一边与敌人周旋，一边帮助战友越狱。而且在外边他的战友们也时时刻刻挂念着他的安危，对他进行声援。在延安，萧军等人向毛泽东提出了迅速营救的要求;在大后方桂林开展文化工作的邵荃麟将冯雪峰自1938年至1940年之间所写的论文及1937年10月鲁迅逝世周年所作的关于鲁迅的一个研究稿和一篇短记编成《鲁迅论及其他》，收入《充实丛书》，由桂林充实社出版;而在沦陷区的孤岛上海，楼适夷在听到雪峰已经遇难的传闻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作《怀雪峰》以纪念，发表于1941年11月出版的《奔流新集》上……

　　在被关押一段时间后，集中营的特务主任肖芬找冯雪峰谈话，他一开口便问道：“胡秋原，你认识吗?"冯答：认识。于是，肖芬就得意洋洋地说开了："你还说你不是共产党，胡秋原就是有名的共产党!"冯雪峰据理辩解道："胡秋原是国民党;以前是陈铭枢派，现在不知道他是哪一派。"见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肖芬眼珠子一转，抛出了一个令冯雪峰意想不到的问题："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冯雪峰吗?""是的，"冯雪峰虽然吃了一惊，但是丝毫也不迟疑地给予了回答："我在胡秋原编的杂志上写过文章，就用的这个名字。"而实际上，冯雪峰并没有在胡秋原编的杂志上写过什么文章，恰恰相反，他还同瞿秋白等人一道，同胡秋原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好在这个特务头子并不清楚过去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对于冯雪峰以往的真实历史，同样一点也不曾知道，否则的话，集中营早就向戴笠和蒋介石请功了。不过，在肖芬的问话中，冯雪峰断定是重庆有人要胡秋原打电报来保释。冯雪峰于1942年11月逃离集中营后于次年6月抵达重庆，重庆八办负责人董必武亲口告诉他：正是他要胡秋原打电报设法保冯出去的。但无论是周恩来、董必武也好，还是受委托的胡秋原也好，谁也没有想到冯雪峰自抓捕之日起一直用的是原名冯福春的名字。冯雪峰也许是虚惊一场，因为在以后的讯问或谈话中，肖芬再也没有提起冯福春就是冯雪峰的问题了。但此后不久，冯雪峰的肋骨核由于得不到及时而又有效的治疗，病情越来越加剧，虽然免除了他的苦工，但仍要每天参加跑步。而每跑步一次，他都会体力不支疼痛难忍而摔倒在地下，不得已，他住进了集中营的医务所，直到1942年11月间被保外就医为止。

　　1942年5月间，日军占领金华、衢州，进而逼近上饶，6月上旬攻占上饶。顿时，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作鸟兽散，集中营也开始向福建建阳转移，至6月17日迁移结束，其间，以被俘新四军为主体的茅家岭禁闭所和第六中队相继举行暴动成功。也就在同一时间内，一直给冯雪峰照顾的好友郭静唐获保释放。郭静唐的获释，是其同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有亲戚关系的夫人求汤恩伯打电报给顾祝同保出来的。这是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军统上饶集中营建立以来第一个获得释放的人。郭静唐被保释后，并没有立刻回到浙江或去桂林、重庆，而是与前来迎接他的夫人及10岁的女儿一起挤在同行的难民中间，一直跟随着迁移中的集中营队伍徙步从江西铅山到福建崇安直到建阳。还是在即将进入福建境内的铅山之南的石塘镇附近，身穿一件夏布大褂的郭静唐专门停留在迁移队伍经过的路旁，对队伍中的冯雪峰说了一句令冯雪峰终生感怀的话：“你放心好了，不把你弄出去，我决不离开福建!“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郭静唐被捕时，他的儿子还不到10岁。就在他出狱并全力以赴营救冯雪峰时，他的儿子病情加剧，待到他与冯雪峰一起安然赶回设在庆元县的浙江儿童保育院时，天天盼其回去见面的儿子已经死去十多天了。

　　同郭静唐一同出保冯雪峰的人名字叫宦乡，营救冯雪峰时宦乡是国民党三战区《前线日报》的主编，同时还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国际问题顾问。在这之前，郭静唐并不认识宦乡，而是经过一个既同他是朋友又是宦乡知交的人相识的。当集中营还在上饶的时候，郭静唐曾经几次请宦乡出面保冯雪峰出去治病，宦乡也确实给集中营主任张超打过电话，但事情一直没能办成。郭静唐从集中营出来后，一直跟到福建建阳，再次极力提请宦乡出面保冯雪峰出去治病，宦乡当即表示愿意，还说他完全可以承担责任。集中营在福建建阳30多里外的徐市安营扎寨后，集中营主任终于批准了郭静唐和宦乡两人的具保。事先，宦乡给张超写了信，又由郭静唐拿出与宦乡两人署名的"保结"，上写："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字样。1942年11月底的一天傍晚，郭静唐手持张超手书的放人路条，找到了"代教务主任"的唐教官，那几天，凑巧特务教官肖芬不在，不然的话，凶多吉少。就这样，在一个落日向黑暗的迸落时分，连出集中营的手续也没有办理，冯雪峰就被保外就医了。次日一早，在郭静唐的陪伴下，冯雪峰拖着极其羸弱的身体离开徐市去建阳，三十多里的路程，一走就是大半天，直到下午才到达建阳。在建阳《前线日报》社的宦乡家中疗养了两个星期，宦乡一家对其十分热情，还在饮食上给予他精心调养。两个星期后，冯雪峰身体转好，又在郭静唐的陪伴下，踏上了赴浙江义乌老家的路程，每天仍是只走三四十里地。由于日寇的大举进犯，此时的家乡义乌已经陷落敌手，局面混乱，道路阻塞，妻子及一双儿女音讯全无(直到次年初，才由友人将其妻儿接至偏僻山区的云和--笔者注)，无奈又从义乌接壤处返回了丽水。稍事休养后，在郭静唐的提议和陪伴下，冯雪峰来到距福建接壤处仅十公里的浙江庆元县。海宇(戚铮音)先生后来回忆道：

　　1942年12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的同乡、老熟人郭静唐同志从"上饶集中营"脱险出来，径直到浙江庆元下济村--我当时工作的浙江第二儿童保育院临时避难处来找我，与他同来的有一位身穿青灰色哔叽长衫，脸容消瘦，好像大病初愈的中年人。我为静唐的脱险分外高兴，庆幸他终于恢复了自由。但看到他的同伴那样衰弱的身体和极度憔悴的神情，不由使我有说不出的难受。静唐向我介绍“这是老冯“之后，忙着扶他在椅子上坐下，回过头来关照我"让老冯好好休息一下，详细情况晚上再同你谈"。我就忙着去安排他们的住处和准备饭食了。

　　到了夜深人静之后，静唐才来告诉我：老冯就是冯雪峰同志，国民党反动派想把他拖死在"上饶集中营"里，而他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与自己的疾病作斗争，终于活着出来。实际上他在集中营里起着党的领导的作用，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同志。静唐要求我尽最大努力帮助他隐蔽在偏僻的山区里，先把他的身体养好，以后再作打算。并嘱咐我要严守秘密，切不可泄露给任何一个人……

　　冯雪峰在浙闽交界处的偏僻山区养病，一住就是半年。1943年4月29日清晨，在郭静唐老友海宇先生的陪同下，冯雪峰自浙江丽水登上一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西行，绕道福建经江西、湖南至广西，行程2000余公里，车行五昼夜，于5月初抵达各路文人云集的桂林，在桂林稍事休整后，于同年6月初抵达战时陪都重庆，并恢复了在上海时使用的名字冯雪峰。其时，皖南事变风波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国共之间的关系趋于平缓，经请示重庆"八办"负责人董必武，并由董必武征得周恩来副主席同意，既是为了养病，又是为了便于工作，冯雪峰先是住在第三种人韩侍桁的家中，后又住进了姚蓬子开办的作家书屋。

　　据冯雪峰后来同人回忆说，当他抵达重庆，步入曾家岩50号出现在敬爱的周副主席面前的时候，以致周恩来忘情地张大手臂紧紧地拥住了他。随后，周副主席又和邓颖超一起招待他吃了一顿饭，以示庆贺他的新生。这血浓于水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情感及共同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友之情，令冯雪峰终生难忘。不仅周副主席如此，长征途中与冯雪峰同属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受命亲自委托胡秋原设法营救冯雪峰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于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筹备会议时，还特地给冯雪峰买回来一本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代表作《草叶集》呢!

　　据说，提及六年前他同博古发生争论后一怒之下回家乡的事，周副主席严肃地对他说：你同博古的争论，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因此闹意气，回到老家义乌去写小说，是不应该的，并谆谆告诫他道：在复杂的斗争中，要讲究方法，要提高斗争艺术。

　　有意思的是，当冯雪峰在国民党的战时中心重庆频频亮相的时候，集中营的特务头子肖芬拿着当初宦乡与郭静唐两人具保的那张"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的保结，找到宦乡说："冯福春就是冯雪峰，现在重庆。"宦乡听后立即把他顶了回去："我不知道就是冯雪峰。你们自己到重庆去要人就是了!"好在宦乡是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国际问题顾问，肖芬之流也拿他没办法。何况委员长就在重庆，委员长不下令捉拿冯雪峰，别人自然不好说什么。

　　尽管真正起作用并且最终营救冯雪峰出集中营的是两位非党进步人士宦乡和郭静唐(新中国成立后，宦乡出任我驻英国首任临时代办，还先后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外交学会负责人等职。郭静唐与冯雪峰1943年4月29日分手后，于次年投奔了浙东新四军，并在新四军北撤至山东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郭静唐随我人民解放军自山东南下浙江，任杭州市军管会工业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省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工矿厅副厅长，杭州市工商局局长等职，在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倒把、建设国有工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7月30日因积劳成疾，患肝癌在上海去世，年仅49岁—秋石注)，但当年在延安，毕竟是萧军率先向毛泽东提出营救冯雪峰，毛泽东确也当场指示陈云、凯丰打电话给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经商议后，委托胡秋原向顾祝同拍发了保释的电报。

　　这是一个历史，一个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