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看今朝，俱往矣：大人物的为人和讲话

【转载】看今朝，俱往矣：大人物的为人和讲话

本文转载自迁客樵夫《看今朝，俱往矣：大人物的为人和讲话》

邓小平与汪东兴

(一)人在屋檐下  邓小平写信感激汪东兴：

东兴同志：
    好久没写信了。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我的两个最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上大学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

    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岁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住一时期。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护一个残废大儿子，因此，我暂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

    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疾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万一有一个人生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过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

    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

    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年，这里的夏天，对我们都太不习惯了…… 

汪东兴 

(二)邓小平破口大骂  汪东兴黯然辞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东兴的心彻底凉了。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什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随着一声大喝，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甚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着急地说明！”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就开了腔：“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再说，这些日子来，揭发和反映汪东兴问题的材料和报告，源源不断地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考虑到汪东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过功劳，我希望他还是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

    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于是，他等别人纷纷把话讲完以后，自己又开了口：“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即将辞职的时候，我还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讲一讲，保留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嘛……”话一出口，满座顿时安静下来，眼睛全部转向了汪东兴。

    “不错，我作为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官员和后来一直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要职务，我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思想很深，这也大概就是我迟迟不能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现在你们一直主张的要为少奇彻底平反等意见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和思想与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汪东兴的意见一说出来，只见邓小平看了华国锋一眼，扭过去又和叶剑英、陈云咬了咬耳朵，显然是在交换什么意见。半晌，他才正了正身子说：“好吧，汪东兴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好的。我们党内允许一个党员或官员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坚持真理的一种方式。有些问题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就是完全的真理，就不需要接受检验了。但是，我们党从来就有这么一个规矩，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的意见，除了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外，不允许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但是，如果你自己认为干不下了，可以像汪东兴这样地提出辞职。这同样是党章党规所允许的。不过，这个问题需要在全会上决定。如果没有甚么特殊的情况，我建议把汪东兴的这个意见拿到会议上去。”

这时，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汪东兴回到家里，老伴看见他的脸色不对，急忙问道：“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摇摇头：“我很好，我已经辞职不干了，从今往后就是一个老百姓。” 　“真的？”老伴说，“这也好，省得担惊受怕了。” 汪东兴点点头：“是呀，别人不想让咱干，咱也就不能再干下去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已经干了快一辈子了，也该休息休息了。”

从这天起，他就闭门谢客

毛泽东与邓小平：人民能否评说？

    凡外国人都可以评论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他们眼里也是外国人；凡中国人都不可以评论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他们眼里毕竟是中国人。毛泽东逝世大约两年的时候，中国人人都可以评论毛泽东，且一直评论到现在，历时二十七八年了；邓小平逝世已十年，中国人至今仍不可以评论邓小平，其中原因无人能说得清。

    同样是中国的领导人，同样是已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不乏神圣和伟大，而毛泽东却普通得像个老百姓。邓小平已经成了神，中国人不能妄加评论；毛泽东早已成了人，中国人尽可以说他好、说他坏、评他的对、评他的错，甚至辱骂、攻击、贬低、诽谤无有不可。

    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功过是非皆应由人民来评说。中国给予邓小平不被评论的特殊待遇，而给予毛泽东的却是开放性的政策，对毛泽东而言，显然有失公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思想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二十七年；邓小平执掌中国政权以来，他的理论同样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二十七年。如今，毛泽东思想已然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所取代，而新的理论和思想无疑将继续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所以，为了中国及世界的稳定、进步和长足发展，中国人民不仅可以评论毛泽东，中国人民也需要评论邓小平。 

中国有句老话--盖棺定论。然而，中国的大人物往往盖棺后难以定论，毛泽东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毛泽东生前曾提出，他身后如果人们能对他作“三七开”（即七份功绩，三份过失），他就很高兴、很满意；邓小平则希望，对他的一生能“四六开”或“对半开”。

一九八○年二月，邓小平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谈到：“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一九八○年八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又一次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毫无疑问，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的本意都是希望得到人民实事求是的评判，而不是无人给予评判——尽管所开的比例有可能相差悬殊。

但遗憾的是，中国对毛泽东的公开评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情绪化，并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即否定为主流。这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邓小平多次评价毛泽东的言论有关。

    众所周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即成为中国的实际掌权者，他的话具有最大的权威性。而他的当仁不让和直言不讳，更使他的言论溶入了浓重的个人色彩。 

    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座海岛上去了；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将他的第二件事定性为一场“浩劫”，并给予了彻底否定。此举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泽东的“三七开”，使人们在“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大气候下，对毛泽东的评论愈发深刻、全面，有的则无所顾忌，甚至不惜将其丑化和妖魔化。

    就邓小平而言，他对毛泽东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绩的评价，态度十分中肯。但是，对建国后，具体讲是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后的评价，则显得莫测高深。尤其邓小平在避九大、十大不谈的情况下，以八大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先后五次主动对毛泽东所犯错误承担了部分责任，其姿态颇为耐人寻味。

    一九七九年九月，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通过此一决议给人一个总的印象，即：我们是在真正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叫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然而，随着一九八○年的到来，毛泽东的画像被从首都的标志性建筑物上摘下，全国各地纷纷拆除毛泽东的雕塑和语录牌，以及邓小平关于继续保留毛泽东纪念堂和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十分勉强的表态，否定的浪潮不谓铺天盖地，此时已是无可阻挡。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也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虽然《决议》认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在全国范围内，以“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过”的评语来评价毛泽东的，不仅大有人在，而且还得到了普遍认同。 

    真理与谬误仅一步之遥。正是由于对毛泽东的公开评论，使人们的认识走过了由否定到肯定，又由肯定到充分肯定的崎岖之路。毛泽东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的功过，已呈现不止“三七开”的总体趋势。就连早已彻底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在被人们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和理性的方式予以重新认识和评价之中；即便为修改过的历史课本所影响了的整整一代人--一代对毛泽东不屑一顾的青年人，也开始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位曾经顶天立地的巨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敬和怀念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愈来愈强烈，这种现象不能不发人深思。

    可以认为，人民之所以不能评论邓小平，与目前维护他所创立的思想体系的正确性、连续性不无关系。如今，邓小平不意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要么允许评论，像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一样接受人民的评判——这无疑要冒在某种程度上被否定的风险；要么一如既往地不允许评论，以求在今后的三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继续得以保全——但此种做法的必要性大可置疑，长此以往，亦终非良策。

    毛泽东之所以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衷心爱戴，是由于他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遵循的唯一宗旨、及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人民的爱戴发自内心；邓小平之所以尚未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衷心爱戴，是由于他只能被说好，不能被说不好，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且人民无权评论他。

    对邓小平的“免开”、“免评”，是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有欠健康的一种表现，既非他的本意，又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 

    无可否认，在人们的争论中，毛泽东的形象愈加鲜活、高大；而在人民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