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十四名革命志士全部被捕 24革命志士被捕的历史背景 “1931年1月7日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于持不同观点的中央委员不予参加，剥夺林育南等人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到会代表也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和内容；规定列席会议的非中央委员与中央委员享有同等的表决权；据报道陈云等列席了会议。但提付表决时以一票之差通过了四中全会‘决议’。可见，王明不让林育南等参加会议，而又规定列席人员有表决权，是一大阴谋。这次会议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王明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王明路线的上台，遭到党内许多同志(注：包括随后回国的张国涛。参见张国涛《我的回忆》一书)的反对，当时反对最厉害的是：全国总工会党团，江苏省委以何孟雄为首的部分同志，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办事处（简称苏准会）以林育南、李求实为首的同志。这种非常会议遭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的坚决反对”。 “1月13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在静安寺路1幢花园别墅内召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开会，被称为‘花园会议’。会后与会者都被扣上‘右派’、‘托派’等帽子，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5日，中共中央发表四中全会《告全体同志书》，提出‘严厉的反对何孟雄等同志利用反对立三路线斗争，来拥护右倾机会主义或无原则派别斗争的企图’”。 “1月17日，上海的各级党组织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分头秘密开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试图说服全总党团改弦易辙，支持四中全会，结果，他们的努力落空了；沪东区华德路小学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作出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上边派下来参加会议的区委干部宣布解散支部大会，引起更激烈的争论”。 被捕的详细经过： 就在王明采取“非常”组织手段取得领导地位而遭到大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岀现了难以解释的一幕：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四中全会文件，会上有人拥护，有人反对。这些在上午召开的有拥护四中全会的人出席的会议，均未遭到破坏。就在当天中午，上海市敌公安局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情报：十七日、十八日，共产党召开重要会议，地点：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一点四十分，敌公安局派人到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请求协助，共同行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沆瀣一气，开始大搜捕。警车出动了，迅速包围地处租界的东方旅社，特务、军警、西捕直扑三十一号房间，逮捕了李云卿、林育南、苏铁、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刘后春（即彭砚耕）八位同志。敌人立即把这八人押上警车，撤销了包围，并且留下特务“蹲坑”，等候再抓来人。 柔石和胡也频是“左联”的执委，上午出席了执委会，会后柔石和冯铿去东方旅社。东方旅社是三零五月开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为文艺界代表租用的。柔石参加了这次大会，冯铿是大会的工作人员，她后来同林育南、李求实一起对四中全会提了意见。在新新商店（现第一食品店）门口，他们碰到正准备去买东西的胡也频，冯铿邀请胡也频同行，胡欣然同意。胡也频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入党，同时被文艺界选为赴中央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因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交通断绝，未能成行。胡也频因此每隔一周，总要到东方旅社去打听行期。他当时对党内争论还不太清楚，只是一心一意想去苏区。他们三人到三十一号房间，同林育南同志谈了一会儿话，便被突然冲进来的特务逮捕了。 敌人从东方旅社出来，直奔天津路中山旅社，在六号房间逮捕了阿刚、蔡伯真、欧阳立安、伍仲文四同志。把人押走后，也撤销包围，恢复平静，派人“蹲坑”守候。 下午三、四点钟，孙玉法（孙玉华）和王青士两同志回到东方旅社。孙玉法从外地来沪，住东方旅社十八号房间。上午他到闸北区去找王青士，不知道中午捕人的事。两人推开三十一号房间的门，见没有人，又听见隔壁房间有异样的声音，知道不好，刚转身，去路已被特务堵住，他们被捕了。 龙大道同志接到开会通知，从杭州赶到上海。正在先施公司（现上海服装商店）后面找中山旅社，不想黄理文从中山旅社出来。他俩从“四·一二”之后一直未见面，此次相逢真是喜出望外。谈笑间，巡捕来了，恶声问道：“是不是从六号房间出来的？”未容分辩，将两人带走了。原来，黄理文到中山旅社开会（里面秘密设有江苏省委的一个机关），找不到人。茶房一听找六号房间的人，神色顿时紧张起来，表面却假意倒水让坐。黄理文感到不对头，加之不见人来，马上起身走出旅社，没想到这时特务已盯上了他。 傍晚，何孟雄同志来到中山旅社，他长期做地下工作，富有经验，先去敲七号房间的门。狡猾的特务早已得到情报，将他骗到六号房间内逮捕。 晚十一时三十分，敌人悄悄地包围了华德路鸿运坊一五二号，从房间里搜出“左联”的文件，逮捕了房主汤士德同志和他的爱人王孙氏（化名）同志。敌人从被检查的物品中发现一封信，按信上的地址逮捕了费达夫和王小妹同志。 十八日凌晨一时，敌人漏夜搜捕，在昆明路逮捕了汤士德的哥哥汤士伦。 十八日一早，李求实从上海静安寺延年坊家中出来，到愚园路庆云里十五号。这是单开间的三层小楼，楼下布置成客厅，二楼是林育南、李林贞夫妇的住房，三楼是苏准会秘书李圣悦、胡毓秀夫妇的住房。这是我党苏准会办事处，李林贞和胡毓秀以主妇的身份看守机关，李林贞担任交通，胡毓秀负责采买，苏准会秘书彭砚耕住在外面，每天到此工作，李求实经常来这儿开会。李求实一进门，李林贞、胡毓秀就围了上去，李林贞彻夜未眠，坐立不安，她告诉李求实，林育南一夜未归，彭砚耕今天也没来，可能出事了。李求实问他们开会的地点是新东方旅社，还是旧东方旅社，李林贞只知道是三十一号房间，很想去找找看。李求实拦住她说：“我去。”大家都认为危险，主张再等等看。李求实为同志们的安全担心，执意要去。 李求实先到五马路的新东方旅社（现西藏路八十号），他警觉地四周望望，然后推开三十一号房门，见没有人，平安地退了出来。他又赶到三马路（汉口路）旧东方旅社（现上海工人文化宫），见马路上没有可疑的情况，旅社内依然如故，便在走廊里徘徊片刻，伸手平静地拧开三十一号房门，见里面仍然没有人，心中诧异，顿觉事情严重，马上退出身来，可是已经走不出去，他也被捕了。 十八日下午，敌公安局又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可靠情报——华德路小学共产党正在开会。他们马上搜查了华德路小学，没有发现开会的迹象，无可奈何，只得抓走了贺治平、王佩云夫妇和刘桂贞，逮捕了进来的王和鼎，然后封闭了校产。二月十六日因证据不足将王佩云和刘桂贞同志释放。 夜十一点，敌人在武昌路六五零号逮捕了陈铁如同志，他是我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的干部。 我叔父恽雨堂、婶母李文是在新闸路复康里623号住处被捕的。被捕时，当巡捕抄查出大量传单和俄文版马列著作时，我婶母当机立断地说：“这些传单和书刊，都是我自己的，与胡迪生无关(注：恽雨堂化名胡迪生，李文化名李胡氏)”，以此掩护我叔父，但仍双双被捕。上海尤华烈士纪念馆大厅陈列着我叔父和婶母的遗像和遗物；还有一张国民党反动派捕房送案单，上面写着我叔父、母被捕后的化名胡迪生和婶母的化名胡李氏，送案单上开列了匪徒们抄出的他们的全部家产：传单一箱、大洋二元、票洋一角、铜元五十一枚。注：解放后在挖掘烈士遗骸时，随同挖出了银元和铜元，很可能是恽雨堂、李文烈士的遗物。 二十四位革命志士全部被反动派逮捕。 三、是谁岀卖了二十四位革命志士 2001年，24烈士遇难70周年的清明节，我专程第一次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扫墓。在这前只是听岳母及当地政府介绍过叔父、母牺牲的大致情况，而这次扫墓，我初步了解了24位烈士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情况。我很受感动，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夫妻俩生的孩子，解放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多方寻找，至今无下落。我作为晚辈，有这个责任，尽可能把他们的光辉史迹整理出来，对党、对人民都有必要。这次扫墓后，顺便回到常州探望亲友，岳父家给了我恽逸群同志写的关于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证明材料，其中还谈到陈云是恽雨堂介绍他入党的。但当地政府向我们反映：武进市在编纂地方志时，派专人到北京采访陈云，指望陈云能提供一些恽雨堂在商务印书馆的情况，不料陈云拒不接待。另外，我哥哥恽仁根(1937年入党)比恽雨堂略小几岁，也同我谈了些情况。因此，回京后多方搜集资料，并于2007年清明节后在《常州日报》发表了《龙华24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一文。但文章不仅写得简单，而且有好几个关键问题沒有找到资料，例如岀卖他们叛徒是谁？解放后怎么发现具体埋葬遗体地点的？在监狱受了些什么酷刑……？这些问题，在文中都只好照抄展览馆拍摄回来照片上的解说词：叛徒出卖、根据群众反映、受了严刑拷打……。说实话，这些话虽都不错，但都是含糊话。从此，我花了点精力，搜集了一些可靠的材料，而又决定今年清明节再次去上海为他们就义80周年扫墓，并认真录像回一些材料。回京后又查到了大量材科，才动笔写这篇文章。 我声明：是谁岀卖了24位中共早期的高级干部、工人运动领袖、一些优秀的无产阶级青年作家……？应当说，这个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但又难作结论，我把有些材料原文转抄，供大家进一步研究。下面首先介绍一段经我从几个方面搜集到的内容都一致的被称为第一手材料摘录如下： 他们被捕后监狱内外的一些情况 十八日，李求实被押到老闸捕房的拘留所，见林育南、李云卿、冯铿、彭砚耕都在这里。他们相互询问和研究了被捕的经过，都感到自己的言行没有什么破绽，何以招致这样的逮捕呢，一时摸不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了不暴露身份，每人编了一套口供，然后想办法向外面传递消息，托人找律师，以便通过特区法院争取尽快结案开释。 十九日上午，林育南、李求实、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李云卿、刘后春（彭砚耕）、王青士、孙玉法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不一会儿，何孟雄、阿刚、蔡伯真、伍仲文、欧阳立安、龙大道及黄理文(注：他是解放后能调查清楚24烈士提供了最关键情况见证人，这在后面介绍)也解来了。大家不由心里一惊，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同志被捕，而且大部分是给四中全会提意见的同志，感到蹊跷。 开庭了，旁听席只坐着林淡秋等几个人。首先由工部局的律师甘镜光报告逮捕过程，大家才知道是敌公安局请求逮捕的，如果由捕房引渡到公安局，二、三年内是不会释放的。 西探福特报告：在东方旅社搜出共产党文件，从第三个被告（即林育南）身上搜出一包重要的东西。在中山旅社第十一个被告（即阿刚）身上搜出几张纸头。 华探报告：东方旅社的房间是李云卿开的，中山旅社的房间是王君明开的。王君明的下落还未查到。 敌公安局侦缉员抢着补充说明：本案是市党部报的，十七日、十八日共产党有重要会议。 法庭上一阵骚动，敌人提供的情况，使同志们感到问题严重：毫无疑问出了叛徒。 法官按老闸捕房送案单的顺序依次审讯被捕的同志，大家按事先编好的口供对答如流。可是，这次审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判决书早已拟定，法庭对律师的辩护全然不顾，审讯长宋源宣读审判结果：“被告等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时，串同在汉口路111号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内秘密会议，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犯刑律第一零三条。被告等再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在同上地点，宣传违背三民主义及反革命之意义，犯禁止反革命暂行条例第六条。被告等犯共产党之嫌疑及疑与共产党有关系，华界公安局当局请求上海特区法院将伊等移交。谕知准予移提，搜获文件等交公安局来员带去。”同志们听到案子要移交敌公安局，立刻大哗，一起举起拳头抗议：“租界的案子应由租界处理！”“我们不服从判决！”“我们没有罪！”敌法院不容分辩把这十七位同志押往上海市敌公安局。 这时，外边搜捕仍在进行，十九日敌人搜查了华通书店，逮捕了郑襄阁。二十日早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秘书李宜兹同志（即李初梨）赶到沪东区委书记罗铁成家里，向他传达江苏省委的精神，不知机关已被破坏，进去后被包打听逮捕。敌人搜查了何孟雄同志的家，逮捕了何的妻子、妻妹和两个孩子，并抓走了前来联系工作的张诗人同志。敌人又逮捕了从南京刚到上海的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李文夫妇。连同费达夫、王小妹、杨士德、王孙氏、汤士伦、陈铁如、贺治平、王和鼎等十五人，加上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十七人，共三十二人，一起押在敌公安局。在他们解来之前，拘留所里已有柯仲平等四人，是属于另一个案子的。敌人给每个人照了相。二十日下午开始提审，敌公安局审讯员问话时，不时地看着案头的照片，又翻过去看看背面写着的名字，他准确地指出了一些同志的真实姓名和化名，看来敌人掌握了一部分情况，并对这次审讯做了充分的准备。 汤士伦从敌人的审讯室回到牢房，往床上一坐，气愤地说：“完了！”大家围上去，汤士伦站起来，他穿的是长衫，两个袖子耷拉下来把手遮住了。他环视一下，问大家：“你们谁注意过我的手？”不等大家回答，他又说：“我一上堂，他们什么也不问，让我把手伸出来。”说着他伸出手来，大家才看到他一个手指少了半截。“我失去这个手指有个故事，在前线和敌人打仗负的伤，到上海后我只告诉过一个人，他就是红旗报的记者。”恽雨棠的被捕更使大家震惊，他刚从南京到上海，在住地就被捕了。何孟雄十分生疑，因为恽的住址开始只有他一人知道，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只告诉过一个红旗报的记者，叫唐虞。恽雨棠夫妇和汤士伦的被捕都与红旗报记者有关，唐虞有重大的叛变嫌疑，需要赶快通知外面的党组织，进行调查，采取措施，防止敌人继续破坏。 但是，仅仅一个唐虞很难把敌人这次突然大规模的准确搜捕完全解释清楚。因为，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严格规定，系统与系统之间，支部与支部之间绝不能有横的关系，上下级单线联系。这样一旦出现叛徒，便可以把破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林育南、何孟雄等三十几个同志，分属几个不同的组织系统，他们同时被捕只能说明在上层领导中出了问题。笔者对一部分当事人作了调查访问，认为这次大逮捕和当时的党内斗争有密切联系。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分别接到相同的匿名电话，报告共产党要在东方旅社开会的消息。敌人研究了情报，遂决定进行大搜捕。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后，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知道，林育南、何孟雄开会是研究反对四中全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和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搜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 另一段材料是：《林育南就义之谜（2）》 2010-08-28 11:46 稿源：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编辑：新闻编辑 林彪的堂兄林育南被捕之后舌战陈立夫。当时的情景那真是棋逢对手啊！陈立夫旁征博引步步紧逼，林育南则是大义凛然寸步不让。在国民党内，陈立夫的理论知识是首屈一指的。他原来以为，凭他的地位、资历、学识，劝林育南归顺国民党不成问题。没有料到，劝降一开始，林育南居然攻得他拙嘴笨腮。那么后来的事情又当如何呢？请继续收听《林育南就义之谜》。 林育南大义凛然，陈立夫尴尬无言。但他仍不甘心，又将手往上一扬说：“秘书长先生，你很年轻，只要与我们合作，你前途无量。来，合作吧！” 林育南拒不伸手，并对陈立夫说：“我们信仰不一，道也不同，不存在合作的问题。” “秘书长先生，”陈立夫缩回手，又说，“你要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只有一次。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要六月天戴风帽——不识时务。你怎么不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这我已经想过了。俗话说，落在鬼手里，不怕见阎王。我的生命属于人民，属于我们的党。我想，只要我是为党而死，为人民失去生命，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比那些只知道为自己私利苟活的人要高尚得多。” 在国民党内，陈立夫的理论知识是出类拔萃的。他原来以为，凭他的地位、资历、学识，劝林育南归顺国民党不成问题。没有料到，劝降一开始，林育南却攻得他舌笨口拙。更令他难堪的是，国民党原准备用握手的照片做政治宣传，林育南的手不伸出来，使在场的国民党记者举着照相机按不下快门。陈立夫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特务押走林育南后，他在会客室余气未消：“对这样的共党首领分子，只有用子弹对付！”当天晚上，国民党又用专机将林育南送回上海。林育南回到狱中时，已经是晚上12点。难友知道他去了南京后，纷纷向他打听在南京的情况。林育南不顾疲劳，连夜向难友们讲述了在南京与陈立夫舌战的经过。大家听后，拍手称快。 从摘录的上述两段文字，认为是一名叫王拙夫（又名唐虞）的记者（据《党史资料．第七辑》李沫英同志的回忆）叛变出卖的。还有文章披露，由于王拙夫当时受了处分，而叛变出卖了24位同志。但正如何孟雄等在狱中分析的：由于当时都单线联系，一个记者怎么能掌握那么多同志的详细情况(包括各人的照片)？由此，基本可以推断，王拙夫很可能背后有人。这背后的人，我所见一些材料，疑点都集中在王明和王明当时调整后的特工科。就连著名的美国学者、中国通费正清博士也认为是王明一伙告的密。他在《费正清对华回意录》一书中写道：“1931年5位殉难的青年作家，连同英勇就义的19位即将离去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实际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出卖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藉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王明一伙是否真的出卖过何孟雄等？这也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但毫无疑问，王明对何孟雄的被捕牺牲是幸灾乐祸的。当时担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回书记道：‘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时任江南省委书记──笔者注），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至少先通知有关人员再也不要去东方旅社了。王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老党员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进一步写道：将这一消息通报省委的是刚调入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着急，王明冷漠地讲：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是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这是咎由自取’”。据本人所见材料，当时的特工科有陈云(1924年入党)、康生(1925年入党)、潘汉年(1925年入党)等。关于许多材料指控是“康生岀卖的”，毛主席、周总理都予以否定(参见内蒙人民出版社岀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另外，钟文编著《陈云传》第37页，介绍陈云在特工科工作，在陈云“智勇斗叛徒”一节，有这样一段话：“如1932年，沈寿业接待了一个秘密自守的叛徒，得知该叛徒已告发了中共重要领导人、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书记的张浩(即林育南)的职务和住处。国民党特务机关指示该叛徒继续与张浩保持联系，以便一网打尽。由于情报及时，中央特科立即保护张浩夫妇摆脱敌人的监视安全转移，并制裁了特务”。 看了这一段文字，不仅“制裁了”的特务还不公开其姓名，而且该特务是自守报案立了功的，按党的政策怎么还该制裁他？更不可思议的是林育南烈士己在一年前即1931年2月7日光荣牺牲，这几乎是全民皆知，但特工科担负领导职务的，竟还在林育南去世一年后引救林育南夫妻二人“安全转移”，岂非咄咄怪事。可见，党内外有一些人士关于24烈士问题对特工科有各种议论，而特工科领导也在虚构(？)这些拯救24烈士的情节，更添了几层乱。今年清明节我去龙华烈士陵园扫墓，同陪同我扫墓的陵园工作人员交谈时，关于现展览馆材料说唐虞叛卖了24烈士，本人对此提出：需进一步研究。本人摘录的这几段文字，并谈了几句个人看法，供读者进行深入研究。我坚信，这个至今未彻底解决的迷，迟早会水落石出。 四、24烈士在狱中 (1931年)“1月23日上午，敌公安局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门楼上架起两挺机关枪对着院内。士兵们荷枪实弹押着我们36位同志，其中二十九名男同志，七名女同志，何孟雄同志的身边还有两个孩子。这三十六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上了警车。车门一关，警车发动了，突然响起了刺耳的军号声，年轻的同志以为要枪决了，高呼口号，但马上被其他同志制止住：‘慌什么，到刑场再喊也不迟’。” “警车风驰电掣从南市开进龙华警备司令部，车停在院子里一个多小时，却不见动静。原来，南京的命令是立即全部枪毙。可是由于我党领导的互济会买通了警备司令熊式辉的小老婆。当敌人请示熊式辉何时执行时，他的小老婆说：总得审一审吧。于是，熊式辉下令把36名同志押进牢房”。 “36名同志分成两组钉镣，直到傍晚才钉完。李文、伍仲文、冯铿等七名女同志押到女牢，29名男同志分别关在川字形的三个弄堂。何孟雄、胡也频、柔石、柯仲平等人关在第一个弄堂，汤士伦、费达夫、李宜兹、陈铁如、张诗人、郑襄阁（陈迪威）和黄理文关在第三个弄堂。大家做了长期坐牢的准备，柔石抓紧时间向殷夫学习德文，胡也频积极收集材料，准备写小说。何孟雄住的左方最末尾的一间号子成了辩论的场所，大家热烈地讨论理论问题”。 “林育南、李求实不知道他们被捕后几天，王明停止了苏准会工作人员的组织关系。监狱支部不了解四中全会的情况，接到外边的指示后，拒绝和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编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这些误解没有动摇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对党的信念，他们仍把全部爱倾注给党，相信真理一定会胜利，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还行使共产党员的权力和义务，和何孟雄一起给党中央写信，再次申述意见，交给互济会的同志递上去”。 “二月份，敌人又开始提审。这次审问排场很大，有南京方面来的人参加。敌人怀疑李求实是瞿秋白，被李求实几句冷嘲热讽弄得无以言对。敌人故意问何孟雄：‘你死后，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处分？’想借以判断他对党的态度，挑拨他和党的关系，何孟雄厉声严斥了反动派的无耻”。 “欧阳立安在审讯结束转身走时，听见审讯官连说：‘可惜，可惜。’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二月三、四日互济会干部黄浩同志通过关系给他们送来了钱和日用品。大家讨论如何用这笔钱，有人说添些衣服过冬，有人主张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欧阳立安说：我们是有今夭没明天的人，不如用这些钱吃一顿饭，唱国际歌也有精神。胡也频建议让大家理理发，死后拍照片还威武些。 李求实、林育南又被单独提审，敌人对李求实再一次利诱劝降，李求实正气凛然地痛骂敌人：‘禽兽！闭住你们的臭嘴！共产党员都是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这样的人，你们永远杀不完。我们的良心和灵魂，永远属于我们的党。你们应当知道，中国人民你们杀不尽斩不绝，全世界共产党人你们更是无法斩尽杀绝的。你们要当心的，倒是你们这些禽兽的末日快要来了，你们受民众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原文注：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人员李超时同志当时从敌人刑讯笔录中摘录）。 五、英勇就义 “敌人一举逮捕了这么多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喜出望外，弹冠相庆。蒋介石也从南京拍去电报表示祝贺，并责令上海市市长张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等人抓紧时间审问口供，以便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被捕的这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又面临一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敌人采用软硬兼施，企图从被捕革命志士口中摸清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情况，以达到蒋介石“将上海共产党一网打尽” 的目的。24位革命志士，坚贞不屈，经受住了敌人的酷刑，充分表现为共产主义不惜牺牲一切的钢铁意志。现仅介绍敌人对龙大道烈士采取的种种逼供的极为阴毒手段如下。 1月19日上午，江苏省高级法院第二分院在浙江北路英租界会审公廨组织特别法庭对龙大道等秘密开庭审问。这次审问不过是一种过场，敌人好像也不打算得到什么。审问草草收场后就将龙大道等由公共租界引渡到上海南市公安总局侦缉队拘留所里。 1月20日下午，公安总局对龙大道等进行提审。这次担任审讯的是侦缉队长鲁松生。他审问时，不时地翻动着案头的照片。当龙大道仍以“王明石，湖北武昌人，由杭州来找朋友……”作答时，便不耐烦地摊牌了：“你不叫王明石，是龙大道，上海总工会的秘书长，以前还被罚过50元！” 龙大道见自己的身份已完全暴露，便轻蔑地答道：“既然你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狡猾的鲁松生眼珠一转，强装笑脸地讨好：“你们反对王明，我们也反对王明，咱们观点一样，应该联合起来。” “反对王明的错误，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情，与你们毫无相干!”龙大道怒火中烧，不等鲁松生答话，又厉声痛斥道：“我们反对王明，是因为他路线错误，不能很好地领导人民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包括你们这些屠夫走狗，明白了吗?” 鲁松生自知不是辩论的对手，立即喊来卫兵，把龙大道押走去用刑。 1月23日，龙大道等被秘密移解到了位于上海西郊的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这里是一座人间地狱。自“四·一二”反革命以来，这座阴森恐怖的魔窟不知吞噬了多少爱国志士的鲜血，绞杀了多少共产党人的生命。 在这座魔窟里，龙大道和胡也频等被关在监牢的2弄3室里，与关在2弄9室的柔石、欧阳立安等相邻。对于铁窗风味，龙大道并不陌生。然而龙华监狱，不仅阴暗潮湿，空气龌龊污秽，令人窒息。而且折磨革命者的手段更为惨绝人寰。警备司令雄式辉辉是个杀人如麻、以屠为乐的刽子手。龙大道等落到他的魔掌后，他立即命令看守长把久已不用的特大“半步镣”钉到他们的脚上。这种镣重达20余斤，镣铛只有20厘米宽，中间装有3个铁圈联起来，因圈越少，走路就越重越慢。所以，带着这种镣，一次只能蹒跚地移动半步，它是虐待囚徒最残酷的一种刑具。按当时监房的规定，只有土匪和杀人犯才钉“半步镣”。至于吃的，一天两餐全是沙子、稗子和谷子混合的“三子饭”及腐烂发臭的烂菜叶。敌人对革命者的折磨极及残忍和卑劣! 一天，新的审讯又开始了。刑讯室里摆满了各种刑具，龙大道被推进来，老远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军法官坐在靠椅上显出了一番的客气和斯文：“龙先生，请坐!今天请你来，是想交个朋友。听说你是个大共产党，工运巨头，鄙人很佩服。你们这次在旅社密谋乱国，已被我们掌握了确凿证据，请你随便谈谈……” “法官先生，你们不是掌握了确凿证据吗?那还有什么好谈的?”龙大道反唇相讥。 军法官强耐着火气，站起来傲慢地说：“叫你谈谈，是看在你是个人才，免得用刑，遭受皮肉之苦。本来嘛，对付你们共产党政治犯的办法很简单，既可以要你活着，也可以叫你死去。” 龙大道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回答道：“共产党人对生命置之度外，视死如归! ” “来人!我看是你嘴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军法官恼羞成怒。几条彪刑大汉冲到龙大道面前，龇牙咧嘴，俨然几只饿狼。 “现在讲还来得及。如果再嘴硬，我倒要领教一下你的骨头有几斤几两!”军法官瞪着凶残的两眼威逼着。 龙大道连眼也不眨一下，冷冰冰地说：“没什么好谈的!” 军法官一手拍打在桌子上，大声吆喝：“上电刑!” 龙大道被捆在电刑架上，敌人抓住他的双手，把两个亮晶晶的夹子，夹在他的手指上。军法官仍不死心，满脸狞笑地威逼：“你再不讲，就要过电了!” 龙大道面不改色。军法官气急败坏地吼道“过电!”。 行刑的敌人一边按动电钮，一边观察龙大道，只见电流通过他身上后，引起一阵阵痉挛，接着呼吸急促，嘴唇抖动，脸色渐渐地惨白。龙大道咬住牙关，双目紧闭，开始觉得心跳气短，呼吸紧迫，神经麻乱。但他没有哼出一声，随后便失去知觉，晕厥过去…… 当他醒来时，已经躺在潮湿冰凉的地板上。这时已是深夜时光，囚室里没有灯光，只有窗外高高的围墙投下黑魃魃的影子和值班哨兵来回走动的脚步声，除此之外，便是死一般的寂静与恐怖。他的身上仍一阵阵的痉挛，心跳紊乱，神经麻疼。他在地板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他心里明白，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反动派的屠刀随时都可能向他们砍来。人生一世，谁能无死呢?只是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太短，贡献太小，还未能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就身陷囹圄。革命斗争是多么艰难复杂的事业啊，既要把敌人的牢底坐穿，还要经受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迫害，承受心灵的巨大打击和精神创伤，这时多么的痛苦、悲哀和令人深思啊！当然，他最担心的还是党的事业的损失。他痛恨王明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独裁，打击异己，迫害同志，推行新的“左”倾主义。他认为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只要统治党一天，党的事业就必将损失一天。他也相信党是英明伟大的，王明扣在他们头上的“右”倾帽子，总有一天会被历史否定。到那时，他将含笑于九泉…… 第二天醒来，龙大道就抓紧利用“放风”的机会，与林育南、何孟雄等一起交换意见，研究继续与王明作斗争的策略。他们还抓紧时间给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再次陈述了“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和他们强烈要求中央与共产国际予以坚决纠正的鲜明态度，并详细汇报了他们被捕的经过和狱中的斗争情况。龙大道还将侗族人民的历史文化与生活习俗介绍给胡也频和柔石，鼓励他们写反映侗族题材的小说。完成了这件事，大道的心情仿佛轻松了许多，似乎这是生前还能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当时，因为天气很冷，党组织十分关心狱中同志的生活，经常派人以家属的名义，前去探监、看望和鼓励，同时通过互济会给他们送去衣被、药品和钱物。其中鲁迅先生也捐了一些钱。这一切都使龙大道他们激动不已，从而更坚定了他们那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一天，龙大道被脱掉了沉重的半步镣，由卫兵带到一间十分豪华的办公室，早已在此等候的军法处长即起身欢迎：“请坐，请坐。今天鄙人特意来看龙先生!”随着送上烟茶招待。 “处长先生，有何见教，就开门见山吧!”龙大道神态自若。 “主要是拜访龙先生，听说你是工运活动领导人，故来拜师求教，请随意闲谈。”军法处长显得彬彬有礼，笑容可掬。 大道哈哈大笑：“我们搞工人运动，是因为你们剥削所逼，这样的道理不是妇孺皆知吗?!” “煽动工潮，引起国乱，罪当杀头，龙先生可否深思?” “我们共产党人献身工农解放，何惜此头!” “但人头落地，你又何利之有?”军法处长谲诡一笑，显得十分亲切和投机：“依先生的才华，来与党国合作，为蒋先生效力，定会荣华富贵，前途无量！” 龙大道只觉得这是一种人格侮辱，他拍案而起：“士可杀不可辱，与你们这帮屠夫合作，那是痴心妄想!”说着将茶杯击碎地上，拂袖而去。敌人封官许愿、利诱劝降的阴谋彻底破产。 “当蒋介石得知龙大道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而下属又黔驴技穷时，他气得暴跳如雷，直骂‘娘希匹’。于是，他那 ‘全部就地处决”的密令，就传到警备司令熊式辉的手中’。” “二月七日晚收封时，月黑，风高，整个看守所笼罩在深沉迷茫的夜色之中。突然，一阵杂乱的皮鞋声由远及近，只见看守长拿着一本簿子，来到大道囚室的铁门外，他身后跟着十多个杀气腾腾的宪兵，看守长亲自带人点名。他们手里拿着支尺把长的电筒，看守长点着大道的名字时，电筒就在他的脸上照了几下，看守长似乎还不太放心，又再问了一句“‘你是龙大道吗?’待得了肯定的回答，再去问第二个人。点完一间号子便锁上一间。这样的收封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预感到要出事了，不再讲话，也不能再睡下去”。 “当晚10半点钟左右，看守长带领大批宪兵又来了。他们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提着马灯。看守长拿着尺把长的电筒，看着名单点名，指挥看守提人。犯人们紧张地趴在窗口看，林育南、李求实等被叫出来的人反而很坦然，提着脚镣向前走，和狱中的其他同志点头告别。看守长到各个囚室对龙大道、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男21人、女3人)给每个人戴上手铐，带出牢房”。看守长宣布：“恭喜你们今晚解南京，快要开放了”。“一个犯人从窗口看见从女牢里押出三个人，刚一到院子马上五花大绑捆起来。‘是打靶！’他赶快告诉同号子犯人。在监牢中忌讳说死，打靶就是枪毙”。 “他们被押到司令部军法处楼上提审。在昏黄的灯光下，审问开始了。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南京来的代表、军法处长、法官等坐在台上。旁边站着两个人，手拿公文，依着照片，点名喊每个人去盖手印。开始的两个人，以为是解到南京去的公文，便随手按上了手印。当轮到第三人时才仔细地看了公文，结果发现这是写着“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执行书。他忙转过身来，愤怒地对大家说：‘这是执行书啊!同志们，我们不能盖!’” “后面的同志立即愤怒质问：‘我们犯了什么罪? ’接着响起了如雷爆炸的口号声：“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力气大的同志即以手铐与宪兵扭打起来，有的把玻璃窗打碎，霎时间一片混乱。军法处长一看情况不妙，慌忙命令宪兵把人拖出去执行”。 “宪兵们蜂拥而上扑向龙大道等24人，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大难莫过于死，同志们早已作好牺牲的准备，24人排成一行，一个个连人带镣气宇轩昂走向刑场，哗哗的铁镣声打破沉寂的黑夜。敌人在小桥旁摆了一张茶几，放着照片，每过一个人和照片对一下。过了小桥，被押到龙华塔下，24人排成两行，预先埋伏在屋子里行刑队的士兵，枪从窗口伸出来。突然，一阵枪响，第一排的同志没有准备，也来不及喊口号就倒下了。第二排的同志勇敢地走向前，高喊：“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又一阵密集的枪声，刽子手向他们连发87枪，不少同志中弹倒下，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仍坚持喊口号。“据目击者说，伍仲文烈士连中十枪，仍站立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把刽子手吓得胆战心惊，直到中第十一枪才倒下”。24位烈士，为劳动人民解放当家作主、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人类伟大的共产主义，光荣地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是光荣而伟大的，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了24烈士，激起了国内外对国民党反动派一片声讨和对24烈士深情地哀悼。“二十三烈士牺牲了，监狱党支部马上把消息及烈士在狱中的表现报告给组织。我党办的《红旗日报》和《海光报》发表了消息。1931年4月25日左联在《前哨·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一期发表宣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屠杀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呼吁国际革命团体的声援”。烈士们牺牲后的两周年，鲁迅先生为此发表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沉痛悼念牺牲的烈士们，对敌人表示严正谴责；并发表了著名诗篇：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1934年囚禁在龙华狱中的革命志士，在狱中墙上写下诗篇，悼念二十四烈士：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首广为人知的悼念24烈士的著名诗作，一直被解释为“无名烈士诗作”。现已查明，这首诗是老干部张恺帆同志所作。在此仅介绍2008年9月，钱之俊同志为纪念张恺帆诞辰100周年发表在《巢湖日报》 2008年10月30日、《无为文艺》2009年8月总第44期的《张恺帆与“扪虱诗社”》一文，详细介绍了张恺帆同志写这首诗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张恺帆，安徽无为人，1908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党内既是革命家，也是知名书法家、诗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几次沉浮，曾先后官至安徽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张恺帆曾在上海党组织内担任过领导工作，1933年底被国民党逮捕，被关押在上海多处监狱，后被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区司令部看守所期间，他和狱友一起组织了“扪虱诗社”，创作了大量诗词，谱写了一段恐怖岁月的温情“佳话”。2008年是张老诞辰整整一百周年，今天我们再回首这些往事，也算是对他的一种特殊的纪念吧。 诗社成员有八九个人，除了张恺帆还有陈晶秋、彭国定（左洪涛）、黄金月、李一清、陈宝箴、谢武潮、沈蔚文、刘金吾、朱天纵等。大家在一起彼此唱和，以诗文相互激励。张恺帆自小在私塾读书时，诗词的水平就很高。年幼就为他的先生吴凤楼作过诗：“雅爱吾师好杜康，醉时走笔更锋芒。前朝多少真名士，翰墨千秋带酒香。”张恺帆在诗社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一首著名的龙华“烈士遗诗”其实就出自张恺帆此时的手笔，现在还留在当时牢房旧址的狱墙上。那时张恺帆睡上铺，他用铅笔（一说毛笔）把诗写在墙壁最高的地方，还不忘署名“扪虱居士”，由于位置隐蔽，并没有被人发现，后被抄录保存了下来。诗云：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现在我们大多所见到的这首诗主要还是通过萧三编辑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所收录的，但已有所改动：“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现在有些语文资料在配合高中课文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教学时，就要提到当年龙华监狱中的这首诗，但总称其为“无名烈士”所作，其实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张恺帆。龙华风景秀丽，以盛产蟠桃著称，而桃花盛开之景最为有名，中国十大观桃花盛地，上海就独占两处：一个是南汇桃园，另一个就是南郊龙华镇。作为江南古镇，明清之际，龙华即有“三月三，逛庙会，看桃花”的民俗。但因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也在这里，把这里变成了残杀共产党人的屠场，就多少让它带上了些血腥味。鲁迅先生曾在《给颜黎民的信》里说：“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鲁迅先生说的是发生在1931年冬的惨案。这年2月7日，是 “二七”大罢工的纪念日，再过10天就是除夕。国民党选择了这个据说“天色灰蒙、寒雪纷飞”的日子将24名建党早期的高级干部和青年作家杀害。1934年春天在一个桃花盛开的时节，张恺帆触景生情，想到三年前在这里关押、牺牲的二十四位烈士，甚感悲痛，就写出了这首流传甚广的龙华诗。这首诗现在也镌刻在安徽无为张恺帆墓上。 注；以上仅摘录了其中几段主要内容。 “可是，王明对这些烈士怀恨在心，在他们牺牲后仍写文章点名批判何孟雄等同志，给这些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直到延安整风，清算了王明路线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二十三烈士做出公正的评价：“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毛泽东选集》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卷966——967页）。1949年刚解放，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时，派专人给我岳父家从上海送来100斤大米、一面粉袋的面粉等表示慰问。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龙大道亲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褒扬烈士永垂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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