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万亿元人民币意味着什么？
2013/6/5 东方红编者按：这是一篇金融方面的重要文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值得一读。至于有些具体观点，是否讲的那么准确，让实践去检验吧。 摘要：本文认为：2013年3月末全国流通中货币103万亿元,相对于正常生产流通的需求超发了30万亿以上,但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经济运行的需求。估计实际货币及可换取货币的凭证总量高达155万亿元。除上述货币外，还包括国债、地方债及银行债券32万亿元。巨量货币主要被炒卖证券、期货和固定资产投资占用，其中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24万亿元。但正常生产所需货币资金反而不足。其后果除推高了房价及教育、医疗费用，拉大了贫富差距外，还可能导致房市、股市崩盘，政府债务、金融和粮食危机爆发。热钱大量退出可能成为爆发的导火索。如不改变经济发展总体思路，危机难以避免。
目录
一、相关的货币常识:
㈠货币供给：1、流通中现金 (M0); 2、狭义货币(M1); 广义货币(M2)
㈡货币需求: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
㈢货币发行过程: 1、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发行渠道;2、商业银行派生存款的形成
二、现代中国经济运行特征引起货币供需变化
㈠新增的货币需求: 1、巨量固定资产投资；2、飞速发展的房地产业；3、炒卖证券、期货所需的货币；4、银行购买有价证券及投资所需货币
㈡新增的货币供给: 1、外汇储备增加的人民币供给；2、巨额储蓄新增的货币供给；3、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及发行债券获得的货币
三、103万亿元广义货币意味着什么?
㈠按传统的货币理论，发行总量超发30万亿元以上
㈡按新增需求,实际流通中货币及货币凭证虽增至150万亿元，正常生产所需货币仍然不足
㈢过量货币已形成通货膨胀，并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㈣潜在问题难以避免，后果更将严重：1、房地产泡沫可能破裂；2、可能形成政府债务危机；3、股市可能崩盘；4、可能出现粮食危机；5、可能出现国际支付困难；6、可能使优势资源变劣势；7、可能使环境恶化到难以承受的程度。
小结。
附表1 2003~2011年外汇储备增加额及构成表；
附表2 2010年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平衡表
注释
2013年3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余额103.61万亿元。注[㈠]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用100元纸币一张接一张，可绕地球赤道4000圈。如果平均发给全国人，每个三口之家可得到23万元。注[㈡]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只是51.93万亿元，而当年末广义货币却达97.4万亿元，为GDP的1.88倍。注[㈢]
如此巨大的货币流通量意味着什么呢？回答这一问题前有必要了解相关的货币常识及中国特色经济运行与货币的关系。 一、相关的货币常识 ㈠货币供给:广义货币内含三个等级：
1、流通中现金 (M0):银行、居民和单位的纸币总量称为“流通中现金”，代号M0;
2、狭义货币(M1):企事业单位(包括企业、机关团体及农村)的活期存款，随时可以开現金支票从银行取出现金，也可以通过转账给其它单位用于结清帐目，同样“当钱用事”。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隨时可通过取款机存取,个人活期存折同样可隨时取款。
狭义货币(M1)=流通中现金(M0) +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信用卡类存款+个人活期存折;
3、广义货币(M2)：城乡居民定期储蓄存款及企业定期存款,在约定期内一般不可以取现金。但可通过贷款转化为企业活期存款，再转化为现金在市场流通。外币存款可兑换成人民币存款提取现金流通。信托类存款存期较长(一年及以上),并有用途限制，但被转化成贷款，经使用后也可以取现或转账。可见这些被称为“准货币”的定期存款、外币存款及信托存款都可以转化成现金。
广义货币(M2)= 狭义货币(M1)+“准货币”=“流通中现金”(M0)+各类活期存款+各类定期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注[㈣]
简言之，广义货币是流通中纸币及可转化为纸币的凭证总称。 ㈡货币需求:按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通规律: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必要量(M)=待销售商品数量(Q)*单位商品价格(P)/ 同名货币流通次数(V)。即M=QP/V。注[㈤]
中国只使用人民币，符合同名货币。若某年平均待销商品总量1亿单位，每单位商品价格100元，货币一年流通4次，则货币必要量M=1亿*100元/4=25亿元。这里的“货币”流通次数，在“钱货两清”的现金交易中,与商品流通次数是一致的。一年内“商品流通次数”可借用会计的“流动资金周转公式”求得。
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是由商品赊销引起的，用于归还赊销欠款的货币,起到支付作用。尽管赊销时所需货币较少，但若不计利息，还款时仍需新增“赊销时少流通”的那部分货币。长时段、大范围内所需货币总量，与“流通职能的货币需求量”基本一致。 ㈢货币发行过程:
1、央行基础货币的发行渠道：中国的货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又称货币当局)发行的,发行的货币叫“基础货币”或“银根”。包括现钞和存款。其发行渠道有：
一是借给财政部门或允许其透支。税收等财政收入一律存入央行代管的“金库”(即国库)，支出时由金库转至商业银行的财政帐户。当财政收入用完，仍允许财政从央行拨款给商业银行时，“金库”余额发生负数。实际上把财政赤字转嫁给央行。财政获得拨款可购买商品或用于其它支付，也就将增发的货币流向社会。自《中国人民银行法》生效后(1995年),已不允许以这种方式投放基础货币。1979~1995年全国财政累计赤字0.28万亿元。注[㈥]2002年前“财政借款”余额保持在1582.1亿元，2003年起已为“0”; 注[㈦]
二是央行向商业银行贷款(称为再贷款)。商业银行获得央行贷款后，可将此款贷给客户，客户再提取现金或用于转帐，新增货币就投放到社会上了；
三是央行从商业银行买入外汇，同时按当期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承认商业银行增加在央行的存款。商业银行一方面在外币帐户中减少客户的外币存款;另一方面在人民币帐户中按汇率增加该客户的人民币存款，同时增加等额的“外汇占款”。如某客户将1亿美元存入某商业银行，假如当期1美元兑换6.5元人民币。被央行买入后，给商业银行6.5亿人民币存款。商业银行减少该客户1亿美元外币存款的同时，在人民币帐户的负债方中增加該客户6.5亿元人民币存款,并在资产方的“外汇占款”中增加6.5亿元(“外汇占款”可理解为：“6.5亿元人民币被央行买去的1亿美元”占用了)。2010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22.58万亿元,都是由外汇储备引起增发人民币所致。由于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以“买入外汇”形式增发人民币,已成为发行的主要渠道;
四是买入国债。国债发行有多种渠道，央行购买只是其中一部分。2006~2010年的5年内共发国债(多数国债5年期)6.28万亿元。但至2010年末央行买了1.54万亿元,约为国债发行额的24.5％。注[㈧]
人民币与黄金没有等值联系，增发货币无需以央行的黄金储备作后盾。只要开动印钞机，央行可以无限增加人民币的发行量。
2、商业银行派生存款的形成：无论是那种方式投放基础货币，央行都通过增加商业银行的存款或现金实现。客户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不可能在同一时段都取现金,总有一部分暂时不用的钱存在银行。客户用取出的现金付给个人劳动报酬，个人当期用不完也会以储蓄的形式存入银行。银行可用单位及个人暂时不用的存款借给需要用款的单位(贷款)。单位收到贷款立即存入银行，也不是立即用完，银行又可把暂时不用的企业存款再借给需要用款的单位……。如此往复,央行发行的1亿元基础货币可增加数亿元的派生存款,这叫做货币乘数。为了控制贷款总规模以免货币泛滥，也为了保证客户取款兑现，央行要求商业银行按一定的存款比率，以“存款准备金”的名义存入央行,这部分钱不能作为贷款借出，因而不能派生存款。中国2010年末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8.5％。假如没有其他因素，则广义货币(M2)可达基础货币的5.4倍。注[㈨] 2010年末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18.53万亿元,注[㈩] 同时全社会广义货币72.58万亿元,基础货币被货币乘数放大了3.92倍。 二、现代中国经济运行特征引起货币供需变化 ㈠新增的货币需求:传统的货币需求只考虑物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货币需要量。当代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方式,既引进了西方的货币与证券交换的虚拟经济，又强化了高度集中的党政指令经济，因而增加了相应的货币需求。 1、巨量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货币需求:本来生产流通企业的固定资产通过折旧进入成本，并包含在商品价格中。当初建房屋设备投入的货币,已在交换时由购买者用货币分期补偿。其中维持原规模简单再生产的更新改造资金，源于企业计提的折旧基金。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源于利润，都已获得购买者的货币补偿。这部分货币在马克思的公式中不另计需求,无需为此增发货币。但中国特色下，把“GDP的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列入各级地方党政负责人的政绩指标。致使“固定资产投资额”远远超过企业折旧基金和利润中可能支付的建设资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把财政对国营企业基本建设的拨款改为贷款—即“拨改贷”。从那时就注定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可以超过企业及财政许可的财力范围。只能用增发的货币向企业贷款来完成固投。九十年代向公有企业强压“技改”任务，迫使企业大量借入年息10％以上的贷款。新世纪以来又把“城市化”和招商引资任务压向地方各级政府。各地争相扩城、建开发区。2008年起为救美国金融危机，抛出4万亿元救市计划，大搞公路、铁路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其巨额资金除来自增发货币外，还来自国家和地方的债务。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32.2％增至2010年的69.3％。同期除房地产以外的投资比重也从27.7％增至57.3％。以2010年为例，全年GDP为40.12万亿元，全社会投资达27.81万亿元，占GDP 69.3％。2012年投资攀升至36.48万亿元。2010年筹集的31.1万亿元中，预算内仅为1.47万亿元，只占4.7％。所缺29.63万亿元，除增发贷款4.73万亿元外,还需开辟其它融资渠道。不仅投资规模远远超过经济总量承受能力，而且在当年投资总额中，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高达11.35万亿元，占投资总额的40.8%。至2010年末，以前年度“已投资未形成固定资产”的“在建工程”高达32.52万亿元，占当年投资额的117％。非生产投资和未形成生产能力的生产性“在建工程”都需要占用货币资金，不参与“货币-商品-货币”的转换,必然要增发货币。这种“货币需求”,既不同于西方资本家各自作出的投资决策机制，更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及财力可能的“量入为出”的约束机制,而仅仅是为实现最高层既定的“GDP与投资增速”和地方各级的政绩目标而已。 2、飞速发展的房地产业创造的货币需求：政府及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房地产方面至少做出了3项理论创新：
一是强拆强征,人为增加商品需求。住房是生存必需品。城市多数住房原本是公房，居住人只付极少租金用于维修。新建住房由单位或政府出资。后为甩包袱将公房一律改为私有，贱卖给居住者。将建房权拱手让给私有的开发商,房价由开发商任意推高(造就中国的“房地产商队伍”,及为日后的土地财政打基础，可能是“房改”的真实目的)。为满足开发商的获利及土地财政需求，政府以“旧城改造”为名强拆民房。有的10年房龄，可住上百年的新房及几层、十几层的楼房也被推倒或爆破。许多县城已找不到“改造”前的民居了,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是对有房可住的居民“创造”出来的居住需求；后来的“扩城运动”至今方兴未艾:在城郊大建新区、开发区，其面积可达旧城的几倍;强征耕地，强拆农民房屋，又增加了需求；再后来以“建设新农村”为名，强拆农村腹地的村庄，把村民集中到由开发商新建的居民点，“创造”出更多的住房需求;
二是把无价的土地纳入房屋价格。按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格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其中不包含自然资源。地租是开垦荒地的劳动积累--包括水肥凝聚、道路及各种设施。城市土地是若干年劳动积累形成的,包括交通、排水、商业文教布局等。改开后把宪法规定“国家所有”的城市土地改为“地方政府所有”，自行定价卖给开发商建房。全国平均每平方米土地出让价格,从1998年的371.3元增加到2010年的2502.9元。12年增加了5.74倍，年均提价17.2％。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按公顷计价(注意：是带强制性的“征”，而不是双方愿意的“买卖”),折成每亩2~3万元，就把“集体的所有权”转为地方政府所有。再把“50~70年的使用权(不是所有权) ”出让给开发商。2010年平均出让价166.9万元/亩。凭借权力提价几十倍。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高达3.15万亿元，用于贴补财政或搞政绩工程。最终把出让金纳入房价构成,转嫁给购房人。这样，用资源和官员意图确定的“货币需求”就被“创造”出来 (或许有人反驳“拍招挂”定价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挂牌底价是政府官员定的) 。西方国家土地私有,买卖与官员无关。所以不能抹杀这项“创造”的专利;
三是银行按揭: 实现商品销售的条件之一，是买方具有相应的支付能力。现在购房人只需付少部分现款 --如20％，其余由银行垫付。购房人用产权证抵押，较长时期内--如20年，每月还本付息。实质是用“未来的购买力”购买“现在的商品”，从而增加了现在的货币需求量；
2012年末全国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高达24.07万亿元，占同期贷款总额的38.2％。其中房地产及开发贷款15.97万亿元，个人购房贷款8.1万亿元。注[11] 3、用于投机的货币需求。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把货币需求分为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三类。注[12] 投机性需求包括:炒股票、基金、国债、企业债券及期货等。这类活动不增加货币供给，却要从银行存款中把钱取出来，用于购买这些证券。银行需要准备相当的钱,供这些投机人随时取用。虽然交易后又将大部分钱存入银行，但毕竟要保留相应的“备取存款”，而不能用于放贷。这类交易规模逞现快速上升的趋势:2003~2010年各类证券及期货的年成交额从32.49万亿元增至365.79万亿元。年递增速度高达41.32％。2010年虚拟经济总成交额为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69.78万亿元的5.24倍，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7万亿元的23.3倍，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流通规模。其中股票成交量54.56万亿元，期货成交量295.95万亿元。银行只能多存少贷：2003年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少5.06万亿元，2010年这个数字增至22.42万亿元。这种从“供给方直接取款来满足的需求”可以称为“供给方的货币需求”。 4、银行购买有价证券及投资所需货币。银行用存款购买了证券，必然减少了用于放贷的货币。在2010年该项目余额为9.96万亿元（央行4.05万亿元，商业银行5.91万亿元）。
㈡新增的货币供给:
1、外汇储备增加的人民币发行；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集中在2003年之后。1981-2002年的22年只增加到2864亿美元，年均增加130亿美元。2003~2011年的9年却增加了28947亿美元，年均增加3216亿美元，是前时段年增额的24.7倍。由外汇储备增发的人民币，2002年末为2.3万亿元，2010年末增至22.58万亿元。2003~2010年,年均增发人民币25350亿元，为前22年总和的24.2倍。“外汇储备增加”的构成见附表1。
由附表1可见，外汇储备由外贸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外热钱三部分构成。在2003~2011年增加的2.895万亿美元储备中，三部分分别占49.5％,24.7％和25.8％。9年累计增加的“热钱”高达7464亿美元，比外商直接投资还多3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包含实物、技术和现金三部分，如果只算现金，热钱数字更大(见附表1说明)。“热钱”是非法入境的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后，可通过套汇、套利，炒股、炒房、炒期货等賺更多的钱。这些国际炒家发现风險后,迅速兑换成外汇出境。入境的热钱不仅为此增发人民币，而且严重扰乱金融秩序。
把“自营出口总额”和“注册外资实际到账”两项列入政绩考核指标，并用“退税”刺激出口。不求外贸平衡和利用外资的实际效果，导致连年顺差,实际使用外资逐年增多，加上涌入的热銭，增发了二十多万亿元人民币。 2、穷富差距拉大导致储蓄增加,从而增加了相应的货币供给；
城乡居民储蓄从2000年的6.43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0.33万亿元，增加了3.71倍，年均递增16.8％。而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加11.8％和10.1％。储蓄增速比收入增速高5~6.7个百分点。不是中国人偏爱存钱，而是贫富差距拉大所致。10年内城市人均年收入从6280元增加到19109元，而农村仅从2253元增加到5919元。城乡差距从4027元增加到13190元，差距增加了3.28倍。2010年城市最高的20％人群年收入41238元，是农村最低20％人群1870元的22.1倍。可见绝大部分存款是少数富人存的，他们存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炒房、炒股等賺更多的钱。而中低收入的人存钱是为了将来子女上学、看病或养老。
股市波动也影响到储蓄增幅。2007年上证指数从上年的2675点猛升至5262点，当年城市人均收入增加了17.2％，而储蓄增长率仅为6.8％，比收入增速低10.4个百分点。可见大量的钱用于炒股了。相反，2008年上证指数从上年的5262点猛降至1821点，尽管城市人均收入增速降至14.5％，但储蓄增速却猛升至26.3％，比收入增速高11.8个百分点。大量的钱退出股市回到银行了。股票成交量从2006年的1.61万亿元，猛升至2007年的3.64万亿元，2008年又降至2.41万亿元。也可证明：富人的钱在股票和银行间来回搬运。股指上升时“取存款买股票”；反之抛股票，增存款。 3、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发行债券获得货币。在2010年末商业银行（并非央行） “对政府债权”余额为43460.5亿元，表明银行用钱向政府购买了这么多国债，通过这个渠道向社会供给货币。
在2010年央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央行累计发债券4.05万亿元，商业银行发债券5.91万亿元，合计债券余额为9.96万亿元。银行用债券向社会换得货币，可增加信贷资金来源，从而增加了货币供给。此外,“借入外债”及“其他负债”也增加了货币供给。
综上所述，改开后新增的货币供给和需求项目如表1。
表1 新增货币供给和需求项目表 新增货币供给项目 新增货币需求项目
外汇储备增加的人民币发行 过量的国定资产投资贷款
居民储蓄快速增长 快速增长的房地产及购房贷款
银行购买国债 证券及期货交易用款
银行发行债券 银行购买有价证券及投资用款
借入外债和其他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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