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三次“大变局”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中国历史的三次“大变局”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而作

                                                            张亦民

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

这首42字的《中国历史朝代歌》，一目也然地显示了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唐尧禹舜开始，并有纪年可证的夏商周以降上下五千年，前后20个朝代的文明历史。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唯一不曾被中断 而绵延不绝的独特文明史，但也是在分分合合的艰难曲折复杂发展的斗争史。凡事物都是矛盾的集合体，有矛盾就会有形形色色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在今天的国际环境里，国家民族依然存在分裂可能的条件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弘扬优良传统，对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什么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三次“大变局”？

地球在宇宙间只是一粒沙子或尘土，但中国在地球上却是一块巨石。据科学家称：45亿年前形成地球，15亿年以后才出现原生的单细胞的生物。生物由微生物到原始植物，再到脊椎动物，最后到哺乳类动物，从低级到高级，在地球生物界居统治 地位约六千万年。在中国境内，约距今200万年开始有人类祖先的活动，约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已能制造简单的劳动工具，使用天然火，过着原始人群居生活。一万八千年后，按血统关系组成集团，过着氏族公社的生活。六七千前会驯养动物，使用瓷器，过着定居生活。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种植的水稻是当今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总之，从洪荒野蛮到文明发展，自从有文字记载开始，中国历史尽管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变革，但都离不开三次大变局：

第一次大变局：从夏禹商汤西周开始，经过春秋战国到赢政统一前（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21年）即“家国天下”时期。

中国历史是按照《史记》记载的传说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和夏、商、周开始的。夏禹时，正是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社会过度时期。当时，大大小小部落联盟散处各地，《史记》中有“天下万国”之称，到商代末，周武王伐纣时，还有1800“诸侯”。西周王朝建立后，虽然还有“大小邦国”一百五十，而周“天子”却以“下天共主”身分君临各邦国了。此后，经过春秋、战国549年的争雄，形成了秦、韩、魏、楚、赵、燕、齐七国称羁局面，最后由秦皇赢政翦灭了其它六国，实现了“大一统”。

所谓“家国天下” ，指黄帝建立的一种“划野分彊” 的体制：八家为井？三井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设官司职；在经济上即井田制，将土地划成“井” 字，中间一块为“公亩” ，归政府所有，其余八块为“私田” ，由八家合种，收获归政府。家，指大家族，国，指大家族组成的城邦；所谓天下，指成邦组成的同盟，是一种宗族奴隶制。家主、国主是世袭制，周后为分封制。

文化是社会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集中反映，又是社会矛盾斗争发展为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产生了老子、孔子、墨子、荀子等一大批思想家、改革家，他们面对诸侯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治国安民提出各自方法，形成了各种学派，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乱而有治，政治上的诸侯争雄，文化上的百家争鸣， 就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大变局：从“大一统”开始，经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发展与崛起到大清帝国后期的衰败（公元前221年到1840年）。是中央集权制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跨入崭新的封建社会的大门，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强国地位。从秦汉统一到近代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过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但统一总趋势不变，特别是唐王朝的建立，更揭开了中国古代辉煌夺目的篇章，被称为世界上最文明最安乐的国家，唐都长安宾客如云，成为亚洲文化交流中心，影响世界。到了元代，意大利游人马可·波罗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繁华、最有钱的城市”。明代前期，航海家郑和七次率领厐大船队下西洋，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至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民族心理归一和文化结构趋于定型，终于结成以汉、满、蒙 、回、藏五大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华民族还以聪明智慧与创造力，不断为世界文明宝库増添物质和精神财富，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明朝以前世界上的重要发明创造约300多项，其中中国占175项为57%。英国李约瑟说：“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越过同时期的欧洲。但时至清代，虽然一度迎来了“康乾盛世”时期，但到嘉庆道光年间，它已成为驱壳中的巨人，进入了“日之将夕”“大乱将起“（龚自珍语）的衰败状态；政治上吏治黑暗，贪污成风；经济上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对外关系上“闭关锁国”； 军事上军力衰竭，武备不整；思想文化上处于“万马齐”的局面。如此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和“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民族心理，严重地扼杀着民族的生机，并在国际环境的驱使下被迫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变局。

第三次大变局：从鸦片战争的屈辱中奋进到新中国成立的重新崛起。实际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到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形成的官僚资本义政治，向新中国的人民民主转变时期。

中国落后挨打的远因，应该从16世纪开始。当时欧州，从古罗马帝国解体之后 ，经历了“近千年黑暗时期”，借助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科技成果，发展了航海事业，出于对东方文明的羡慕，决意航海 到东方取宝，却意外地发现美洲这块新大陆，从此开启了海洋时代。谁占有海洋，谁就占有世界。并随海洋时代同时跨越式地推进了资本 主义的发展。马克思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早在中世纪就在西方传闻遍地是黄金的中国，自然成了特具吸引力的掠夺目标。于是，在鸦片战争前的300多年间，葡、西、荷、英、法、美等一批批来自大洋彼岸的“红毛夷人”来中国掏金。发展到1840年，英国侵略军直接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接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 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一次又一次的失地赔款，使中华民族元气丧尽，“天朝上国”成了“洋人朝延”，救亡图存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的封建士大夫中涌现出一批主张“外抗强敌”， “内求变革”的有识之士，林则徐  、魏源、龚自珍等就是 这批人的杰出的代表。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出现，康梁戊戌变法，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等，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在屈辱中奋起抗争。洋务运动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中国失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条件下，变相产生的中国特色官僚资本主义。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28年的国内阶级斗争和抗日民族战争，终于打倒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赶走了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

总之，“三大变局”告诉我们：一：“三大变局”的过程，是从“分散的中国”到 “统一的中国”再向“世界的中国”之发展过程;二:第二次大变局是由”帝王将相之中国”向”人民之中国”的历史转变,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回归；三：中国三次大变局，特别是第三次大变局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爱憎分明，道德水准最高的文明，它既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思想来源，也是能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文明与民族。  

二、中华文明为什么在世界上一枝独秀

众所周知，为世人公认的世界文明发源地，除了中国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外，还有东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徳文明即古巴比仑文明、南亚印度河流的古印度文明，南欧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迈钖尼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及中南美洲墨西哥和秘鲁的玛雅文明等五、六处，但这些文明都在中国统一前二、三百年甚至在千年前先后消失了，唯独中华文明一直沿着自己的轨道延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为什么上天将这个“唯独”赋予中国而不是其它地区？

首先，中华文明的区域优势。人类文明发祥地像一匹红飘带，系结在地球北纬30度线的上下两侧和东西半球，唯中华文明境内的地域独具特色。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中下流，是以中原大地向四周扩展形成的。它的东南濒临大海，西南是高耸入云的喜玛拉雅山脉（几亿年前是大海，有人说最古人类是帕来尔高原繁衍起来，再向各大洲扩散的），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接西伯利亚，整个西北横亘着茫茫沙漠，东北有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  岛。中国四周的海洋、沙漠、高山和江湖河流，既使境内有广阔的囬旋 余地，又避免了外来侵略势力的威胁，是独立发展文明体系的最好屏障；对于世界，中国在秦汉的几个世纪里，与地中海沿岸崛起的古罗马帝国，是共同支配着东西方世界格局的主要两大帝国，也是后来世界史学家最感兴趣和关注的两大中心。而罗马帝国，还有南亚的安息帝国，中亚的贵霜帝国，一旦分裂解体就再也统一不起来了，其地理环境就是一个重要原因。诚然，由于对外部世界交流的困难不便，在漫长的演进和走向辉煌的过程中，无不同时衍生与积淀下负面的制约因素，滋生着“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民族心态，最终到“大淸帝国”的“康乾盛世”后期走向衰败。失去了“大陆文明”的老大地位。

其次，封建集权制度的保障。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起，虽然也曾经历了统一、分裂、再统一的交替发展过程，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即使在统一时期，也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而封建皇帝 一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在分裂时期，各个割据势力也大都以“正统”或以“中央”自居，总是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相号召，如三国时代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请侯”，以中央自居；刘备则自称刘姓王室后裔，以“正统”自居；孙权也在一心筹划“帝王之世”。南北朝时代，北人称南朝为“岛夷”，南人称北朝为“索虏”，互相指称对方为外族，而都以华夏正统自居，都在企图建立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地位。可见，即使在分裂时期，仍然存在着强大的统一趋势。

第三，得益于广大臣民有“大一统”的思想根基。“大一统”由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阐释演变而来，它萌生于春秋时代，当时代表天命的周王朝权力衰落，一些诸侯国崛起争霸，政治上的剧变动摇了人们对“天”的信仰，诸子百家都提出处理人际关系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张，如儒家的礼治说，法家的法治说，墨家的兼爱、非攻说，道家的无为而治说，阴阳家的五徳 终始说，各家的名实相符说，纵横家的合纵连横说等等，都是围绕安邦治国的思想，既相互批驳与诘难、吸收与综合中不断丰富发展社会思想，又在共同反对战乱中促进了“大一统”思想观念形成。以后经过秦汉政治上的统一，思想上主张“独尊儒术”，随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法家等各种学说融合成所谓“霸王道杂之”的封建统治思想。它以礼治为基础，主张大一统，追求忠孝仁义，视忠君爱国为最高道徳 ，维护国家社稷的长治之安。在这种思想熏陶下，强调文化精神价值的可贵，在臣民中建立起以国家统一为荣，赤诚爱国为荣，江山分裂为忧的观念，改朝换代并非不可，分裂江山绝对不容，所以，每当国家面临安危存亡关头或在抵抗外来入侵时，总会涌现出一批爱国烈士和民族英雄，并激励着人们为维护国家而奋斗不息。

第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传统观念。上古时代的中国人逐水而居，传说中的黄河中下游，东西西头，南北两侧，居住着“蚩尤”、“炎帝”和“黄帝”三大族群，黄帝“一日百战” ，先后战胜蚩尤、炎帝， 蚩尤败退南方与苗，蛮相结合共同发展，黄河流域成了炎黄两大部族的发展地，黄帝作歹为最犬大部族和“家国天下的形成，被后人称为、“人文始祖” 和中华民族（华夏族）的共同祖先。其实，汉族本身就是多种氏族融合而成。只是两汉后统称为“汉”而成大族。此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虽有纠纷和战争，但民族间的纠纷始终是支流，而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吸收和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一直是主流。如秦代，中原地区华夏族与东南沿海越族之间的融合；汉唐时代与西北各少数民族的融合；魏晋时代，北方内迁中原各族同华夏族的融合，以及元明清的更大融合等。尽管各族之间发生了错 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使国家发生战乱和出现暂时分裂，但随着中国边缘各族人民的大量内迁与汉族人民的混居杂处，反而推进了中华各族人民的融合进程，最终形成了汉族为主干的56多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第五,中华民族是一个从文明开始就讲求和平,正义,信用的民族,也是善于从大局出发,趋利避害,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完善自己优良传统的民族。毛泽东说,我们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道出了第三次大变局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所以,正确认识对待的三次大变局的历史经验,不仅是强国之道,也是引导人类走向世界和平之路。   

最后，各侵略国家之间的矛盾，使中国维护着表面形式上的统一。鸦片战争开始，特别是八国联军之后，国门大开，山河破碎，中国的势力范围几乎被瓜分殆尽（英美在长江流域，法在西南、沙俄在东北与西北，日本在东北与闽浙、德国在山东，英在西藏等等）。形成“权中有权”、“国中有国”，只因各国侵华目的、手段不同，矛盾多多，犹如蛇要蚕象，狗要吃天，中国太大，不知从何下手。各帝国都在寻找培植他们的代理人，操纵着中国内部的派系斗争。表面上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实际上只是维系着外表独立的躯壳。近代史上沙俄占领我国领土最多，受美英的文化侵略影响(精神麻痹)最深。 受日本的伤害最大，他还曾想独吞中国，至今不承认日本被中国打败的史实，还在妄想围堵中国。

总之，上述六点是因当时环境条件而存在的，须知，优势与劣势是受主客观的因素而变化的。随着近代主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优势与劣势正在变化之中，的结果。总结历史经验，就在于强化主观因素去适应对付客观环境，以随时处于主动掌控局势,立于不败之地。

三、“三次大变局”中的三个代表人物

时势造英雄，变革出人才，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大变局”中，人才挤挤，英雄辈出，伟人伟事都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大变革的产儿。在三大变局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孔子、嬴政、毛泽东。

孔子名丘（公元前551—前479年）春秋末期人，春秋战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井田制开始破坏。势力逐步强大的君主要征城掠地，称雄为霸，战乱不止。孔子对此极为不满，称为“礼崩乐坏” ，并为此提出一个纲领性的口号：“克已复礼，天下归仁”。“克已”即按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纲五常”这套要求克制自己，做到安分守已；“复礼”就是恢复宗法社会秩序，把周朝制定的“礼”看成最高理想的社会秩序和个人际关系上的基本准则。“礼”是表现形式，实质是仁，“仁”是建立儒家学说思想核心，并通过“复礼” 与“归仁”，达到“天下为公”的“大同” 世界。

其实，孔子的这种思想只是一种理想主义，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孔子的儒学也只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并在他生前死后的战国时期都不曾是主导地位，大多是以老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为卫国争霸的武器。孔子只著有《春秋》一书，主要是学生将其生前一些重要言论汇集成《论语》之后，才引起土大夫们注意逐渐成为一大主要学术流派。因为儒学与官制相制约，有利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才被定为专制统治的“指导思想”，成了官僚政治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分子的“万世师表”。显然，这一措施是与当时维系国家土地所有制及地主，小农经济的农业文明时代相符的，所以，孔子倡导的儒学，一旦被统治者 钦定，就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成为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思想。

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9—前210）战国末期，赢政是第一个反对孔子只讲“和”而不讲“斗”，只讲“仁政”不讲“暴力”的皇帝，并经十几年的征战，第一次将封建割据的六国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以集权官僚制度统治的封建国家。诚然，秦皇赢政是政治家，孔子是思想家，赢政虽然反孔，但在一定意义上又是这位“反孔”的皇帝，将孔子的思想付诸实践，并建立了大一统的“礼制”，进行了“废分封、设郡县”的行政改革，制订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制度，成为封建社会时间最长，制度最为完备的封建大帝国，自称始皇，名符其实。 实，无人取代。尽管在秦汉后有唐宗宋祖“一代天骄”等风流人物，但都离不开秦皇设计的制度框架，也越不过秦皇对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只是事业未尽身先亡，公元前210年，秦皇第五次出巡返回咸阳途中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年仅49岁。

司马迁对秦始皇评价 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