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门口。

　　“15分钟距离”摄影作品展出。

　　展馆一角。

　　“生活不容易，当我们把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建设起来，但却没有我们的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为了生活……更多的是为生存吧。”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里，一位打工者写下自己的心声。

　　2008年，孙恒和他的朋友共同创立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我们并不只是想展示苦难，而是想要改变。真实地记录历史是第一步。”在孙恒看来，小小的博物馆远远不能承载反映2.63亿打工群体生活的重任，“我们的力量很小，但尽了最大努力。”

　　打工者也该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位于皮村。这是一个位于北京东五环外城乡结合部的村庄，本地居民1000余人，外来打工人员超过1万人。一块匾，一个木门，300余平方米的展厅，2000余件展品，构成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全部。

　　创始人孙恒今年38岁，是河南小伙儿。2002年，他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新工人艺术团”，利用空闲时间到工地、工厂、社区为工人义务演出，成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想法就在此时萌芽。

　　孙恒讲了一个关于彪哥的故事。那时孙恒离开家，背着一把吉他在全国卖唱，经常会在工地给端着饭缸子的工人唱自己写的歌。彪哥是来自安徽的一名建筑工人，矮瘦的个子，黝黑的脸庞，从来都不爱说话。“我在工地待了三天，最后一天他跟我聊天，并把一双粗糙的大手伸到我面前，告诉我，他用这双手养活一大家人。他以为只要拼命地干，生活就能改变，但是社会却依然瞧不起他们。”

　　彪哥是孙恒流浪时遇到的众多人物中的一个，影响了孙恒很多。从那之后，他开始关注身边的劳动者。

　　“在城市里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大街桥梁，但背后却是像彪哥一样默默付出的人。他们创造了历史，却被人忽略。”孙恒认为，如今科技如此发达，打工者可以用录音笔，用数码相机，用DV来记录自己，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2008年，在香港乐施会等机构的支持下，他和工友们将原本是琉璃瓦厂房的5间屋子租下来修葺整理好，并通过各方努力收集了博物馆的首批500余件展品。工友们更是支持这个想法。北京昌平一个建筑工地的30多名工友，看到报纸上关于博物馆征集物品的报道后立即开会，推选出3个工友，坐了3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皮村，送来了一大包暂住证、工装、工具等物品。一名山东籍女工也送来了家书、打工时的照片以及一辆摊煎饼的三轮车。

　　做自己想做的事最幸福

　　打工历史、妇女、儿童等5个展厅内部的照片、信件、暂住证、就业证、工资单、欠条等全部来自全国各地工友们的捐赠。其中，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几十个暂住证最为引人注意，一张孙恒在2002年因为没带暂住证而收到的50元罚款单也在其中。当时，他已经辞去了河南老家音乐老师的工作，在全国各地流浪了一段时间后到北京闯荡两年多了。“有暂住证的时候感觉没有安全感。现在，虽然收容制度取消了，但还是需要暂住证。”

　　孙恒已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和众多工友们一样，每年仍需去办理暂住证。

　　除了暂住证，工伤断指的X光片、工资欠条等，馆内还展出了在深圳工业区打工的工友集体完成的名为“15分钟距离”的摄影作品。在展览介绍中写道：“从他们居住的工业区到商业街，步行只需要15分钟，但这15分钟的距离，却标示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自从2008年5月1日对外开放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每年接待5000余名参观者。在这5年的时间里，展品有所增加，留言簿也写满了一本又一本。

　　孙恒的同事郝志喜现在主要负责博物馆的日常运行。除了每天打扫卫生外，他还负责给前来参观的学生、工友等讲解各个展厅的展品。“我也是打工的，很多展品在我看来都很平常，但是很多参观者却感觉很震撼。”收集展品也成为了博物馆的日常工作。由于皮村面临拆迁，他们正在努力实现把博物馆放到网上，“这样的话，即使皮村拆了，博物馆还在。”

　　打工博物馆对面的简陋院子里，住着孙恒和同事们。每月2000余元的收入、没车没房，但他们觉得生活得充实快乐。“什么才是幸福的标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幸福。”

　　问及孙恒的梦想，他弹着吉他唱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打工子弟之歌》，简单优美的旋律，却唱出了随迁子女们的心声。“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

　　他说，自己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让新工人的子女能够享受同等教育，让新工人能够在城市安心住下来。孙恒坦言自己并不喜欢“农民工”这个词，“虽然我们的户籍在农村，但是已经来到了城市，不再靠土地生存。‘新工人’这个叫法主体性更强，也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