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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关注中共高级幕僚王沪宁

2013-6-21 22:0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979| 评论: 1|原作者: 转载|来自: 多维新闻

摘要: 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说,他的作用就是负责对中共进行理论“包装”,以使中共看起来“与时俱进”。至于,“代表了谁?”“中国真和谐了吗?”“中国的发展真的是科学决策的吗?”这些问题,王沪宁是绝对不屑于回答的。

美媒关注中共高级幕僚王沪宁

时间:2013-06-21 16:37来源:转载 作者:转载 点击: 286 次

      【多维新闻】2013-06-05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庄园会晤前夕,美国媒体把聚光灯聚焦在王沪宁身上,指出,作为唯一为三位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撰写演讲稿的高层智囊,王沪宁在中共党内享有独特地位;而在中共现任25名政治局委员中,王沪宁是唯一一位美国政治专家。以这样的身份,王沪宁在本周举行的中美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可能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
      《华尔街日报》6月5日发表的这篇题为《王沪宁:学者出身的中共高级幕僚》的文章,内容如下:
      今年3月,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海外,在同俄罗斯和非洲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每一次我们都能看到习近平身后坐着一个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的人物。此人在一旁专心致志地倾听,不时记着笔记。本周五,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加州兰乔米拉日(Rancho Mirage)举行峰会期间,预计我们还将看到此人。
      即使在中国,也很少有人会认出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政研室是一个行事隐秘的机构)主任王沪宁。这不足为奇:曾任大学教授的王沪宁几乎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很少同老朋友交流,坚持不同外国人打交道。
      然而,中共党内人士和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认为,王沪宁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过去10年来中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一位重要设计师,现为习近平标志性的“中国梦”运动的策划者。习近平的“中国梦”意在唤醒一个军事和经济上强大的中国,令中国重新争取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曾短暂在美学习的王沪宁自2002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作为唯一一位在担任政府首席政策顾问的同时为接连三任国家主席撰写演讲稿的人,王沪宁在中共党内享有独特地位。这三任国家主席分别是:江泽民,其继任者胡锦涛,以及习近平。
      王沪宁的影响力部分源自他作为中国新保守主义教父的身份。自1989年以来,这一派力量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思想支柱。他们反对西方式的民主,青睐威权政府和国家支持的民族主义。现年57岁的王沪宁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唯一一位美国政治专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
      这意味着王沪宁在本周举行的中美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可能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此次峰会的目的是让习近平和奥巴马能够避开正式会晤的礼仪礼节,进行广泛的、非照本宣科式的会谈。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会晤形式尚属陌生。从中国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画面中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天习近平访问加勒比和中美洲国家时,王沪宁就坐在他的身旁。
      一位资深外国外交官称王沪宁将“卡尔·罗夫(Karl Rove)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集于一身”,因为王沪宁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其他观察人士则更多地将他比作将一生献给皇帝的传统儒家士大夫。
      王沪宁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的具体角色目前还不清楚。中央政策研究室没有网站,也不设发言人,甚至没有公开电话号码。记者试图直接联系王沪宁置评,但未成功。
      中共党内人士、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说,王沪宁的专长、经验和在中共党内不断上升的地位表明,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塑造中国的过程中他将发挥重要作用。去年11月,王沪宁升任政治局委员,这使他成为2017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的有力竞争者。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如果目前有关高级领导人退休的规定不发生改变,那么王沪宁要到2027年才会退休。
      由于王沪宁有担任过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一背景,许多观察人士曾预计他在今年3月的“两会”后将取代戴秉国成为中国负责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员。王沪宁曾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
      但实际情况却是,尽管中国进行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领导层改组,但王沪宁依然留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外界预计王沪宁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些西方官员和分析人士希望,王沪宁能对鹰派军事官员和其他利益集团起到制衡作用,后者希望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但王沪宁的几位朋友和前同事说,这种希望可能找错了寄托对象。他们说,王沪宁的学术专长是比较政治学,即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体系,而不是国际关系,他预计会赞同中国领导人在国内老百姓面前树立强有力的个人形象。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教授、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黄靖是与王沪宁同时入读复旦大学的,他说,王沪宁现在有了更大权力,他将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挥更大影响力。
      另一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认识王沪宁的中国学者说,如果王沪宁在外交政策方面获得更大发言权,将是一个“灾难”,因为他是更加自负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持者,这种政策已经疏离了中国与其许多邻国的关系。
      这名学者说,当共产主义破产时,他们需要某种其他东西来取代它,王沪宁给出的建议是爱国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但就像在美国政治体系中一样,中国领导人也往往会依赖一个小的顾问圈子,他们认为这一圈子里的人与其有共同的观点。据王沪宁的朋友们和中共内部人士说,与习近平一样,王沪宁也钦佩美国,也想学习美国的长处,但他认为共产党应该维持对国内权力的垄断,同时在国内进行有限的改革。
      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的另一位同龄人及友人说,我认为习近平信任他。
      王沪宁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每天都有机会接触到习近平。他已在连续三任国家主席的手下工作过,过去10年里他们几乎每次国内视察和出国访问都有王沪宁陪同。
      除王沪宁之外,能这样经常接触到中国领导人的就只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国家主席的日程安排、生活起居和文件流通。但是据外交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说,由于栗战书去年11月才被任命,他在政策方面几乎没有影响力。
      过去11年,作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管理着最高领导层的“智囊团”,提供政策建议,实施调研,起草演讲稿和官方报告。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教授朱旭峰研究过智库在中国体制中的角色。他说,王沪宁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内部智囊。朱旭峰说,作为演讲稿起草者,对王沪宁的评价取决于他起草的演讲稿需要多少改动。如果几乎不需要领导修改,那就是好的演讲稿──这意味着你了解领导在想什么。
      在组织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议方面,中央政策研究室也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央政治局大约每个月举行一次集体学习。据研究过这一程序的分析人士说,中央政策研究室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一道负责为学习会议确定主题,并审查讲座的专家以及他们的演讲文本。
      美国的一名前官员说,他第一次见到王沪宁是在1989年,当时王沪宁正在美国进行短暂的学习。这位前官员回忆自己在华盛顿的一个正式双边会议上曾穿过房间与王沪宁打招呼。这名美国官员说:他转身走开了,完全没有理睬我。显然他不打算与美国人扯上任何关系。
      王沪宁的经历与大多数同辈人不同,在“文革”中,他没有被迫辍学下乡。认识他的人说,因为童年时患有疾病,而且家中有关系,王沪宁进入了上海的一所精英外语学校,学习法语。
      王沪宁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学习国际政治,成为第一批接触西方民主和法律概念的中国学生。他的许多同龄人成为了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他的一些早期文章曾流露出自由派的倾向,比如,他在1986年撰写的一篇论文认为,“文革”的爆发要归咎于党内缺乏民主。
      1993年,王沪宁的知名度进一步增强。当时,他率领复旦大学的一个团队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辩论赛上获胜。他还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一本与他人合著的书中。
      辩论队成员张谦回忆说,王沪宁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管理中国。张谦现在是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社会学副教授。他说,王沪宁当时表示,把社会凝聚起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他每天晚上都泡在办公室,哪也不去。
      2007年,王沪宁坐在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身后。
      1995年是王沪宁政治上的转折点,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召他进入中央政研室。上世纪80年代,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就认识王沪宁。天安门事件后,江泽民十分赞同王沪宁的新保守主义观点。
      此后,王沪宁在中国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倡议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他就“软实力”问题写了中国首份学术论文。软实力指的是一国的全球影响力不仅来自其军事实力,也来自其理念和文化价值观。过去10年,中国在海外宣传本国文化方面做了大量投入,王沪宁被认为是幕后的推动力量。
      中共内部人士说,王沪宁是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设计团队中的一员。该理论使得中共党章2002年被修改,首次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表示,他还帮助制定了胡锦涛提出的推动“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思想。此外,据中共党内人士透露,胡锦涛在去年中共18大上所作报告终稿也由王沪宁领导的团体撰写。
      这些人说,如今王沪宁负责习近平“中国梦”运动的监督工作,这项运动的目的是以一个简单的流行词汇重获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并且树立习近平强大、有魅力的领导人形象。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靖说,王沪宁非常善于解释领导人的理念。他说,领导人常会提出一些大的理念,但不知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王沪宁知道他们的想法。

网友评论(8)

2#  匿名提交日期:2013-06-05 08:47:01


王沪宁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中共高层纸上谈兵地提出了“三个代表”,“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等政治新图腾。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说,他的作用就是负责对中共进行理论“包装”,以使中共看起来“与时俱进”。至于,“代表了谁?”“中国真和谐了吗?”“中国的发展真的是科学决策的吗?”这些问题,王沪宁是绝对不屑于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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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ahjoe 2013-6-22 12:15
这篇文字真真假假,真中带假!

毛主席生平有两件大事:

一件是已竟之业,就是领导1949年革命的成功,把封建腐败的旧社会一举推翻,把帝国主义送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民从鬼变成人, 站起来了!

另一件是未竟之业,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功败垂成,让邓腐党人趁虚而入,让封建腐败的旧社会一举复辟,把帝国主义从历史的垃圾堆又请了回来,中国人民又从人变成鬼, 从新又跪下去了!

王沪宁表面上是三朝帝师,暗里,也是富有特殊任务的“监国”,其势力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而不衰。他对毛主席一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的描写,不但说明了邓腐党三十年何以堕落跟祸国殃民至此,还说明了邓腐党幕后操纵中国政治走势的轨迹。王沪宁是邓腐党的发言人,是邓腐党的无冕“总书记”,但实质上,更是世界垄断资本集团新帝国主义安置在中国的一个木马。

下面请看看王写的一篇反文革垃圾:

王沪宁: 要政改,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

2013-05-22 15:42:23 环球网  


(原题:“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檫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

“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这是值得我们细而研究的。其他原因暂切不论,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对文革做一反思。

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对社会政治生活行使着全面的领导权,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道路的。但是,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当时党的领袖的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我们党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能为力。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损害。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文革的发生和进程,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宪法规定。“文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合宪法的。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权限、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使国家机关陷于瘫痪。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权利与地位,然而在“文革”中这些权利和地位根本没有得到保障。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也是文革发生的条件之一。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文革”当中,有许多违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机构能加以束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行政诉讼系统,对政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处申诉,“四人帮”极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机构可以为所欲为,一般公民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文革”破坏了一般诉讼体系,公民之间发生的侵害权益的也行为无处申诉,结果出现了一些人打、砸、抢,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行为。不仅如此,公检法机构甚至合而为一,被用来推行“文革”,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这样“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联模式的原因,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给政治生活造成了潜在的可能性:即如果发生失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被卷入进去。地方没有相应的权限,对上级决策没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来行使不受干预的话,那么在发生“文革”这样的内乱时,各地就有可能不被强行卷入一场错误的政治动乱中去,一般机构也无法强迫地方政府做出与宪法相悖的行为。由于过去缺乏这种机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时无能为力。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活动,无论是合乎宪法的活动还是不合乎宪法的活动,均需要一定的人来作为活动的主体。“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免干部。国家相当一级的工作人员,都应通过权力机关来任命或罢免。如果干部制度能保证人民相信的干部担任政治责任,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革”。然而,这套体制在“文革”发生时没有牢固地形成,这样在稳定时期可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内乱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文革”虽然是一场危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政治动乱,但它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灾难。“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社会原因,是社会广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象“文革”那样的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内乱,如果是在一个每位公民都坚信民主、任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难以发生的。社会民众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观念,政治体制有不能有效惩罚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诚然,即使从政治技术上考察,“文革”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为其中的基本。一个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一项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为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社会政治生活按照人们选择的原则和方式展开。一定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均需要经过周密的政治工程建设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没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则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实现的基本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如何从政治技术上来建设民主法制的工作,结果当“文革”发生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身顷刻之间就被内乱破坏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政治原则,这一般是不能互通的。但是作为政治体制,每个人类共同体都会面临一些相似的社会性事物和要求,都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矛盾和问题。为满足这些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技术,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正象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技术可以引进一样,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管理技术部分也可以引进,或加以改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东西。只有研究并采纳了世界上一切科学合理的政治技术,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在“文革”之前,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方面工作没有进行。今天,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有这样,“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会得到空前的发展。  王沪宁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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