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关于庐山会议，此前出版的著作已有评论： 胡绳的《七十年》说： “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 “毛泽东认为，从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若干空想的执着追求。他认为一九五八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到上海会议……已经大体解决”。 “由于对彭、张过去积有不满，更加重了毛泽东看到他们的信和发言记录后产生的反感和猜疑。” “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国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联系起来”。 “把庐山会议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这就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 薄一波的《回顾》中说：“这表明毛主席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认为庐山会议原来就不应该反‘左’，而应该反右。这是庐山会议造成严重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毛主席和大家都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能动摇的。虽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就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各种问题，但始终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不认识也不承认指导思想上有什么失误。毛主席积极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辩护，甚至搬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辩护。” “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 本书也说： “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指出“大跃进”中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组织原则来说，都是正确的。(虽然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和个别谈话中，也说过一些情绪偏激的话，对毛泽东有刺激。)如果没有彭德怀那封信，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激烈的程度。这样看起来，事情似乎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的问题，这又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庐山会议的斗争是怎样引起的？其性质及影响如何呢？ 不妨再分析一下会前会中的情况。 已经出版的各种著作，只突出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在会上的发言，而对其他的重要情况，不是不说，就是把它湮没在各种“材料”之中。最典型的是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关于这本书，据李锐说，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中央领导同志即建议作者写出这一段历史，胡在11月19日的信中说：“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充审定。这事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之祸福），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并“指定党史研究部门的同志，从资料方面给我以帮助。”后来，胡乔木收到这本书以后说：这是我建议写的，我对此完全负责。胡乔木确实有心计，想问题想得深。诚如他所预料的，李锐的这本书出版以后，成了有关庐山会议的最具权威的说法，几乎占领了整个干部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市场。市场如此看好，因此，在1988年内部出版以后，又于1992—1993年加以增订并公开发行。无庸讳言，既然李锐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写的，在选择材料时，极有可能只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就不选用，或者在材料的处理编排上加以“淡化”，使它湮没在材料的海洋之中。关于前一种情况，一般人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既然不是“党史研究部门”，就不可能垄断占有党史资料，也就不可能提出新的资料去反驳他。但是，邓力群说过：“李锐在他的一本书中，把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了，但只是把对他有利的发表了，不利的就删掉了。他的书中，资料不全面、不准确。我保存的档案资料里有毛主席历次讲话的记录。”（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关于后一种情况，一般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就是把那些被他湮没在材料的海洋之中的资料找出来，还它本来的生命和价值。 下面把《实录》提供的情况作一些梳理： 1959，7，1 在专列上，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在一起谈话： 几个人都“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第一版，第12页，以下简称实录） 几个人都认为：“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变了。”（实录，13页） 李锐说：“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据李锐说，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实录，158页） 1959，7，1，在专列上，彭德怀说，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实录，96页） 1958，7，3 中南组开会传达十八个问题。李锐感到“依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大跃进等‘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从根本上纠‘左’”。 李锐与田家英交谈：“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实录，35页） 1959，7，5 周小舟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组织和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起铁托左右有几十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此时毛泽东脸色顿时发红。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他自己对某些工作的缺点，倒是敢于说话的，并且还给毛泽东送上些反面材料，例如这次送的广州军区材料。毛泽东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否则，不愿转弯或回头。有些意见想找他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实录，99页） 1959，7，3-10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发言说： 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一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个月。 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实录，98页） 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的娘”。（实录，119页） 1959，7，12前，张闻天与彭德怀多次交换意见： 张闻天说：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不同意张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不同。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包括对他的批评，他是不满意的。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不认帐，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 两人都认为，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也有些骄傲了。 （实录，100页） 1959，7，12日上午，周小舟再次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会议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周小舟很赞成写信，说将那些发言加以充实，就很好了。（实录，99页） 1959，7，12日以后，彭德怀的信写好以后，把内容都讲给张闻天听了，并告诉张：信中安了五条刺毛泽东同志的“刺”。并叫张看信。张没有看，怕说搞宗派。（实录，266页） 1959，7，14日下午，彭德怀把信送到毛泽东处。 1959，7，16， 在这天之前，周惠在一次打牌中说：“1958年是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看风使舵。”“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实录，69页） 1959，7，16，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信，并对参会人员重新编组。 1959，7，17下午，毛泽东又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 1959，7，16日之后，李锐、胡乔木、田家英、张闻天等聚谈，李锐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持悲观论调，自称为“低调俱乐部”）。胡乔木马上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实录，122页） 1959，7，21日早，胡乔木给张闻天打电话：“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实录，122页） 1959，7，21日，张闻天在第二组作长篇发言。 张闻天把发言提纲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赞扬讲得全面，张闻天说“这是支持你的”。（实录，266页） 1969，7，22日前，田家英对李锐说：“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会议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惠。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些话都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还有传言，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等等。（实录，119页） 1959，7，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 1959，7，23日晚上，李锐去周小舟、周惠住处谈话。周小舟说：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李锐、周惠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说：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斯特朗曾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而毛泽东没有答话。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李锐说：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周小舟说：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实录，141页） 1959，7，23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谈话。 周小舟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 彭德怀进来后，周小舟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真有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实录，141-142页） 1959，7，23-29之间，李锐同周小舟、周惠之间还有来往，田家英也悄悄与李锐联系。 “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这期间田家英还告诉我一些重要情况：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毛泽东独自在房间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我向二周转告了田家英的关照之后，觉得有必要作最坏的打算了。约定三人之间所谈的种种危险的东西，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再提了，免得情况说不清楚，搞得越来越复杂。“ （实录，169页） 1959，7，29日，田家英向李锐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李锐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二十三号夜晚的猜疑”。（实录，172页） 1959，7，30日，毛泽东与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 李锐在毛泽东处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田家英对李锐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毛泽东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担心总理被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实录，173页） 当晚，李锐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他的相信。”（实录，174页） 1959，8，13日，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写到李锐与田家英等来往交谈之事，特别是提到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时向毛泽东的三条进言（即：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实录，34页） 后来周小舟在大会上作交待时又重复证实这件事。当场，李锐为了保住田家英就站出来说：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实录，305页） 以上只是根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提供的某些材料。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