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几节田埂，却见一些农民匆匆都到场上去。一个走过他身边的农民向他问候，他顺便问，去开会吗?农民说，是开会，把三队分下来，让孙家墩那一窝子自己成立一个队。再不行，就分田、散伙!说罢，恨恨骂了一句，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弄不清是啥事，也不想多打听，看着农民走了过去。
他想起亭州街上那纷纷沓沓走着的人们，而在农村，各种力量似乎也正在“登上历史舞台”。他虽不了解情况，但能估计到刚才农民说的事情，那就是农民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要跟孙支书这个家族分开来过日子，不愿跟他们呆在一个生产队。可以想象的是，孙支书的弟兄之类，在过去，会仗势欺人，处处占便宜，从而影响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正是集体经济内部的矛盾之一，涉及“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个生产力要素。平时无可奈何的农民，趁着“革命”的机会，要用分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所谓再不行就分田，说的是气话。分田这样的事，即使发生在一个生产队，甚至也会惊动很大的，因为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如果分田单干了，农民头上就不会有欺压他们的势力了吗?可以说，那时自会有那时的欺压势力，这只要稍有社会经验就可以想见。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农村，最有利于不法之徒的横行，也正是封建统治的基础。相比之下，集体经济的农村，除了有利于农田水利和乡村建设之外，实际上也让一家一户的农民不再孤单无援。
三队正在发生的分队，是受到压抑的生产力要素，在要求改善生产关系，从而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那第开头的一部份，他是记得的：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互相支援，共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繁荣。国家要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多么美好的前景，完全是可以想象的。他记得这个《草案》的第七章谈的是对农村干部的要求，要求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要求他们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和群众同甘共苦，反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他记得读来心中是很感动的。但像三队这样的情况，说明着孙支书这位农村干部这方面很没觉悟，做得很不够，日久积下的问题在文革中这样爆发出来。
亭州街头曾有转抄“农业部”的大字报，说：在人民公社八年以来的发展史上，开始曾经自发地有过以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以至一个县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现象，有几个显赫人物，提倡就如此这般赶紧“穷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认为要不然就错过时机了。毛主席对这种“热情”大泼冷水，自称“保守派”，反对“共产风”，使人民公社终于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较现实的基础上。可是到一九六二年，面对暂时困难，有人又从极“左”跳到极右，主张“分田单干”。而在那样天灾人祸三年、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让农民分田单干，要引起怎样的混乱?要有多少农民流离失所?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水平咋能提高?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业基础在哪里?这不是全要乱套吗?这究竟安的啥心啊?多亏毛主席顶住了“单干风”，保往了农村集体经济，即时总结，制定了这个六十条《草案》，只用几年时间，胜利实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走出了困境，现在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有的人是一有机会就极右，往往先极“左”后极右……
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一般只有二十户左右，是很小的集体。距离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较高程度的集体所有制，还相差很大一截，要等待经济基础的壮大。由小集体而大集体，由大集体而全民所有制，那起码要经过三五十年的努力，在农村拿眼一看现实就知道，真是还需要几代人的奋斗努力，积累起足够的集体财富，才能像国营农场似的给人发工资。“穷过渡”肯定是渡不过去的，只有一步步的往前走。真难想象竟有“穷过渡”这样的主张向毛主席提出来。
看来，即使是“队为基础”这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生产关系内部，也不是没有矛盾了，像三队的这种矛盾，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虽不是敌我矛盾，却是十分尖锐、令人痛苦，非解决不可。如果孙支书平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的家族，三队的矛盾就不会有今天这么深。搞社会主义确实不容易，它要同人们千百年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自私心理、狭隘眼界做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应当说，三队的这些农民，虽然是在闹分队，却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想把社会主义道路走好。本来对这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们，应该反躬自省自己平时的工作做得怎样?但如果这时有个人来说，你们集体经济弄不好，散伙吧，各人管自己去!这个人未免就太粗心浮气、不负责任了。
在集体经济内部不断克服孙家墩这样的情况，从而维护大家的生产积极性，这决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而是经常会发生一些争争吵吵，生产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就在这痛苦而又有趣的内部斗争中发展起来，就像喜剧电影《李双双》所表现的那样。三队的农民借着文革的东风，进行着这样的斗争，他们庄严、郑重、全身心投入，他们是在创造历史，应当对他们抱着一种敬意，而不是怜悯和讥笑之类的。
他因为接触到现实，而叹了一口气，深感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农村的生存发展，是很艰难的。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是不是就解决了农村问题呢?从事实看，确实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农业的前提，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正是这样对抗着外部封锁而建设和强大起来，也不过才十年左右，当中还有或“左”或右造成的损失，有连续三年大旱这样的自然灾害，有苏联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所造成的困难。以生产力五要素来分析集体化的农村，得承认每一种要素比单干时期都有了很大进步。只是农民在个人自主方面是受了一定束缚的，但也不应把这个作为某种绝对的标准，如果拿这个来否定集体经济而重归小农经济，则农民、农业、农村的真正大自由，将从根本上、全局上遭到损失，这是可以想见的。
他从那个发狠的农民忽然想到，小农经济的“复辟”，确实是很容易的，一纸命令下来，把集体的这么一点钱粮财物一分，把田亩一划，回到一家一户，就大功告成了。那样的话，人是多么自由啊，并且有些能人会在那自由中崭露头角，可是那自由的前景，必定是往回朝着旧社会的情况走去，而且势必要跟国家工业化和社会思想革命化发生冲突，是很难想象的了。国家那样做，国家将失去自由。果真能成功走出一条与合作化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不同的成功之路来吗?他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吗?是无规律的而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吗?
如果现有的集体所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当然应该被农民抛弃。事实上，土改之后，单干时间很短，单干的积极性确实还有待发挥出来。你说“不能走那条路”，农民却充满个人发家的幻想，许多人想走单干的路。合作化之后，这好像存了一段不了情在农民阶级，特别是中农以上农民的心中。只要这种不了情释放出来，集体就会“散伙”，土地成为自由的土地，资本主义将自然而然地从复苏到迅速成长，土地向少数人手里汇聚而去，为他们生长财富;社会工作部门仍然是大有作为的，只是所忙的事情却越来越不同了……
这是可能的。这是随时可能的。这是很容易的。这比想象的还要容易。一切可能都已经包含在现实情况之中，要不然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场大争论了。那么，究竟往哪里去是乌托邦，往哪里去是现实之路呢?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句话，能够被修正吗?确实有人像怀有“和氏璧”那样，拥有更好和最好的东西吗?
卢梭的一句话大约会让所有的人们都要悲观和深思，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看来，自由以不自由为前提或后果。存在着不同的自由、不同的不自由。可能你的自由就是我的不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可能以多数人的不自由为代价;长久的根本的不自由可能以一时的局部的自由为诱惑，一时的局部的自由可能以长久的根本的不自由为代价。
活着的人总是要戴着卢梭所说的“枷锁”的，问题是戴哪一副“枷锁”好一些?人们只能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
他感慨着，无章无序地思想着，就像山里人的头脑里总是有山，沙漠人的梦中也会有沙漠一样，他散步在田野上，处在文革中，而考虑着农村和农民，考虑着“道路”与“自由”的问题。他继续漫步，脚下的土地也似乎跟他有着思想情感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