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九）上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等等。 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周恩来和雷英夫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毛泽东说：“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最后，毛泽东提出，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毛泽东这次谈的，有两点值得重视，都是属于涉外重大方针的。其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盘子”。其二，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这个判断决定着中国长期以来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在谈到一九六0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说：“一九六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和彭真都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毛泽东紧接着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毛泽东总想把钢铁搞得多一些。 

　　彭真谈到农村整社，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彭真说：“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毛泽东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然后又谈到水利。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胡乔木讲了一下他在河北的所见所闻：“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六百万人，不过两百万劳动力，他就有一百六十万人上水库。” 

　　这种景象，可以说是当时大搞水利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接着说：“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六个要收尾，又增加了三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毛泽东：“安徽大旱。” 

　　周恩来：“比湖北还好一点。” 

　　彭真：“三十一号到一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泽东：“下了四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胡乔木：“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还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来：“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第二天，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彭真等返回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继续留在杭州，准备他们两人一起，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谈谈国际问题。 

　　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信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信是七日发的，八日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这一点被毛泽东估计到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往后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美国政府对外策略的变化，以及赫鲁晓夫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以上就是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由来。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所关注的，一是国际问题，一是国内经济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庐山会议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贯穿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有时候偏重于国际问题（这种时候更多），有时候则偏重于国内经济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两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和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会议地点在南屏游泳池。 

　　会议第一天，李富春作一九六0年计划的报告，然后讨论。十二月三日起，讨论国际问题。 

　　毛泽东有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关于一九六0年的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六0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要留一年的余地。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三千万吨钢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二千八百万吨（对外的）。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要做十年和十三年的打算，一九七二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十三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相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头猪，今年达到一亿八到二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一千斤以上，到一千五百斤，即比现在要加一倍，这也要十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开荒，不是搞十四亿亩，十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粮食重点，第二个十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十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四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 

　　上述意见，大都是压缩指标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地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毛泽东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讲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说，我们革命，开始不知如何革法，想革而已，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得到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经验，所以不断总结经验是重要的。 

因为吃了高指标的苦头，毛泽东对八大定的计划指标，颇有些留恋，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这次讲话，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0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

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这个讲话，提出大后方的问题，包括全国的、各大区的以及各省的。这可以看作是后来提出三线建设布局的先声。 

　　这个讲话，从回顾中国共产党近四十年的历史，说明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并开始考虑如何总结建国以来十年的经验问题。 

按照这个讲话的思路，毛泽东的认识在继续深化。 

　　十二月三日起，杭州会议讨论国际问题。这天凌晨三时，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 

　　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专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没有正式记录，但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份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他接着写道：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②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这个提纲，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共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中苏之间的分歧，后来继续扩大，演变成为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以至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此时毛泽东仍认为这些分歧，这些不团结，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十月二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也反复指明了这一点）；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如何发展没有说死，还要看。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国而言，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这个提纲，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计，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具有长远和战略意义的。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国际，特别是国际共运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