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九）上

第五节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开始，十七日结束。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这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准备的，首先要把一九六0年的计划指标确定下来。会议的第一天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会议集中讨论的是计划问题和国际问题，还议了一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是一月四日晚上从杭州乘专列于次日凌晨到达上海的。十七日闭会那天，发表讲话，主要讲形势问题。 

　　他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他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在讲到国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这次整风反右比历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包括了富裕中农中间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他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除了杭州会议上讲的那些内容以外，他还对赫鲁晓夫访美一事作出这样一个评价：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国家讲好，我们公开支持这一点；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讲话失去分寸。西方国家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但是他们比较有原则，有分寸。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还是着重讲团结，说这是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鲁晓夫虽然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同时他又说：“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邓小平插话说：“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这次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一九六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0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第六节    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上海会议结束后，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二十七日到广州，在这里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六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泽东亲自动手作编辑工作，而是在别人编好之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他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 

　　《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 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毛选》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它的生命力。 

　　三月八日，是审读的最后一天，在毛泽东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进行。除康、胡、田三人，参加《毛选》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参加了。开始有的同志还有点拘谨，经毛泽东一番轻松的谈话，紧张气氛顿时消除，觉得很舒坦、愉快。 

　　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日，毛泽东又审读了《毛选》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在题解和注释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怀。彭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编《毛选》第四卷之时，正值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怀的名字和他的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里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为此，田家英专门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这是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郑重态度。这一卷军事方面的注释比较多，涉及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部队等，所以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挂帅，请三位元帅、五位大将参加了注释工作。 

《毛选》第四卷于一九六0年九月出版，随即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