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九）上

  第七节    天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审读《毛选》第四卷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文件看得多，批语写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仅在一九六0年三月一个月内，他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批语和指示就将近二十件。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

广东提出的五个问题，都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问题，现在重新出现。其中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是为急于过渡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些问题又跟干部作风密不可分。对急于过渡，广东提出了种种限制，诸如：规定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当毛泽东看到反映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报告时，十分愤怒。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毛泽东写到这里，觉得说得很凶，笔锋又一转：“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 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 “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他要求“在一九六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　　

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有一个报告，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毛泽东却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里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他写道：“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在毛泽东批转贵州文件的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出一份关于各地整顿和积极发展公共食堂的材料。另外，河南省委三月五日报来的一个材料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就只占百分之二点八。毛泽东立即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一九六0年，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这一年的卫生工作做得不错，还出现了一些环境卫生搞得很好的城市和街道。这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件。一般说来，像这种内容的文件，很容易写得比较枯燥。毛泽东起草的这一篇却不是，写得很神气，很生动，很有思想，一看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即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 这个一千二百字的文件，像一篇散文，读来朗朗上口。关于写这个指示，毛泽东讲了一段故事：“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毛泽东写的这些话，是他早想说而没有说的，一直压在心里。他说过：“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开了个展览会，群众那么热烈。因此，我就灵机一动，写文章一篇。这是反华以来，主要是去年十月赫鲁晓夫跟我们当面谈话，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开会，积了好久了。要说透一篇道理，要有个形成时间，巴基斯坦这个群众运动影响了我。”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反华的人，不仅指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也包括赫鲁晓夫，就是批语中所说的“半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一直发到人民公社一级党委，在当时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浪潮的情况下，对于帮助全党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三月九日，《毛选》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经衡阳、株洲、金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津，历时十五天。沿途与当地的省、市委负责人和一些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天津会议只开了两天，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风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③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 

　　（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毛泽东说，他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十七个问题。下午，邓小平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议论。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风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又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还是第一次。 

　　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第八节    撰写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由陈伯达主持起草。这篇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说明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由胡乔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篇是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着重讲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