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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年总结》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第一站是天津。四月三十日，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 ，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 。”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毛泽东希望这个三反指示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他说，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作，不然要受处罚。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到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 他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 毛泽东在郑州看了东郊人民公社的麦子，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随后登上南下的专列，五月十二日到达下一站武汉。 毛泽东在抓国内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忽略国际问题。他频繁地会见各国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他在济南、郑州、武昌三地，先后会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工会等代表团，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和著名人士，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还会见了一些外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在谈话中，向各国朋友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指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们老家去。 五月一日，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肯定苏联做得很正确。他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毛泽东说的“这些人”，就是指赫鲁晓夫以及国际共运内部与赫鲁晓夫持相同观点的人。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首脑会议。对首脑会议的看法，中共与赫鲁晓夫之间存在分歧。赫鲁晓夫把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国首脑会议上；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大国首脑会议固然有重要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这个首脑会议，就是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决定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对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毛泽东认为是好的，说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做对了。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 。五月二十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二百余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经长沙、九江，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下车后直往南屏游泳池，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 二十二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关于对苏共的方针，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 这次会议还谈了一下国内问题，决定六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月下旬召开八大三次会议。后因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八大三次会议没有举行。 正当国际局势出现紧张的时候，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应邀来中国访问，五月二十七日到上海。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北非战役，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这时他虽已退休，但在英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军界仍有影响。为了与蒙哥马利会见，毛泽东专程从杭州到上海，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而无拘束的谈话。 毛泽东谈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接近起来。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他问：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在全世界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三百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从事使四国能在一起的工作。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蒙哥马利的心思，对他说：“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 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实行的一个重要国际战略。 这次会见，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题名《我同毛的会谈》。他说，他三十年前到过中国，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领导人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这就是蒙哥马利眼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上海参观了一个光缆技术展览和一个工业展览，便回到杭州。在杭州，一面审阅《毛选》第四卷注释；一面审阅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0至一九六二年）的计划报告，这个文件准备提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六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日和七日两次来信的复信问题。苏共二日来信，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七日来信又提出，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推迟举行，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代表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根据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六月十日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名义复信苏共中央，同意七日来信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复信指出：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还建议，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时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 ⑤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 ⑥，值得我们警惕。 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团于六月十六日离开北京经莫斯科赴布加勒斯特。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这次会议，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质量第一，数量第二，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就提出来了。但那个时候，人们正大讲“大跃进”，大讲“开门红”，高指标居高不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事过五个月，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把它同降低指标结合起来，就前进一步了。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会议最后的一天，毛泽东一清早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一篇《十年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 。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 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比方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就是一个重要判断。毛泽东的总结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一九六0年一月上海会议，三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为了全面降低计划指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他在谈到《十年总结》时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 毛泽东极端重视主动权这个东西。人们都还记得毛泽东说过的关于军事上争取主动权的那段话：“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不是没有过丧失主动权或者处于被动的时候，但是凭他超人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求是的精神，总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因而对高指标虽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提出减少盲目性，争取主动权，是他对两年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邓小平对《十年总结》作出一个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 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人员都一致赞成这个总结。 《十年总结》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是适用的。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0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