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九）下

第九节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上海会议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严重事件而转移了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几乎全被吸引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要对中国共产党发起全面攻击。中共代表团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受到全面封锁，在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二十三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他们还把这封信改为《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二十三日这一天，苏共又送来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二十四日开会讨论。因此，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从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议，也就是苏共在六月七日致中共信中所提出的所谓会晤。“会晤”一开始，就是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 

　　当时，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这场斗争，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北京和上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收到彭真来电，报告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来信即《通知书》的要点。中央书记处临时开会，讨论如何答复来电问题。同一天，毛泽东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的抄件，当天晚上，他邀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商量此事。从这一天起，毛泽东等四位常委，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连续开会五天，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问题。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六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七月二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五日开始，八月十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就讲到：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业、农业都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但是，中苏关系问题却始终吸引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注意力，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七月八日，彭真向会议作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分歧问题的报告。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的恶劣做法表示极大愤慨。为了使大家了解中苏两党关系怎样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了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邀集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和有关负责人，连续开会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如何作出答复。 

　　七月十八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苏联政府七月十六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七月二十五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关心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贸易占一半，中国主要出口粮、油、肉、蛋等农产品。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 大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他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关于中苏关系，他说，反对修正主义问题讲了好多了，许多同志都讲了，你们也分组讨论了，特别是总理、彭真同志他们作了系统的报告，我就不需要多讲话了。 

　　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少看文件。”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这时，康生插了一句话：“《毛选》第四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彭真：“不要他看了。” 

　　邓小平：“可以不看了，我们定了算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 

北戴河会议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形成几个文件。一是《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二是《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三是《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扭转困难局面，而规定和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成立中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