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北戴河会议以后，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中苏两党会谈，是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提出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开好世界各党代表会议及其起草委员会会议作准备。 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两党会谈前，就把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发出去。《答复书》的起草工作，在北戴河会议时即已着手，会后写出了送审稿，共十二个部分。八月下旬陆续送毛泽东审阅。九月七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过一次。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九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文件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提了些修改意见。明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讨论，常委同志不参加，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给他，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和吴冷西谈了一次，《答复书》最后定稿。当天（九月十日），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把《答复书》交给他，同时通知他，中共代表团于九月十五日动身去莫斯科。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代表团出发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两党会谈从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汇报会上讲了一些意见。大意是：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 九月三十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是苏共准备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起草委员会从十月一日到二十二日，经过三个星期激烈的争论，声明草案最后基本取得协议，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可能性问题；（二）关于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中共代表团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把上述问题暂时挂起来，强调团结，高举团结旗帜，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 ⑾二十四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他们汇报。 十一月五日，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离京飞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这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件大事，引起举世瞩目。 十一月七日，红场游行后，苏方交来一个对中共《答复书》的答复，并且申明，希望不要把它与会议联系起来。苏共的这个“答复”集中攻击毛泽东的一些论点，同时也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文章和讲话中的论点。十一月九日，苏斯洛夫等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是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答复书的问题。两党的分歧今后还可以讨论，不要拿到这次大会上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向他们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目的来的，原定在会议上要讲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话。现在你们十一月五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可能，原来的想法已经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面说要团结，不争论；一面发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要团结的讲话，是不真实的。看来是非在会上回答你们不可。争论是你们引起来的。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十一月十日正式开始。会议开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团鉴于大会的情况有新的变化，与起草委员会时不同，许多党的代表发言，指名指责中共搞宗派主义，以分裂相威胁。因此，代表团一致意见，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去中共代表团所坚持不同意的几点，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代表团立即发电报向中央说明情况并请示方针。 十一月十六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小休息室，同周恩来、陈毅、李富春、陈伯达一起，研究代表团来电，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并告诉他们一切应作最坏的打算。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邓小平，转达中央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般性讨论结束。二十三日，赫鲁晓夫发言。他有意放低语调，力图抓住团结的旗帜，以争取群众，而对中共则是针锋相对，继续进行指责。二十四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在休息时间，苏方人员全体出动组织一些与会代表发言，一时会场情况十分紧张。休息后，发言的人，大都是一套定型的语言，明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但有的党的代表敢于出来说话，说这次会议已表明有多数对少数作决定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危险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用不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分歧，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篇讲话震动了全场。 这时，会议已经进行了两周。中共代表团对会议前途作了分析和估计。从现在看来，全部关键是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反对在声明草案里写上苏共二十大，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样做却不能像反对写上集团派别活动那样得到支持。对这个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直接关系对声明是否签字的问题，代表团曾几经考虑，并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连发两个电报，请示中央。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电，因事关重大，把各中央局书记也都请来了。会后，中央致电刘少奇：提议在声明草案有关的一段中，强调一致协商的原则；签字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待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才能答复。 中共中央关于签字问题的指示电，二十八日发出，主要精神是：要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 。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 在二十八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过程中露出一点迹象，苏共做出一点让步，他们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 二十九日，起草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一开始，双方各不亮底。就一些不一致的意见，继续争论。在会议休息时，中苏双方单独会谈，中方是彭真，苏方是科兹洛夫。中方要求苏方提出自己的方案，苏方即表明：（一）二十大必须写进声明，二十一大可以不提；（二）集团派别活动可以不写；（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可以考虑；（四）可以考虑写上协商一致的话；（五）内部秘密决定可以不写。中方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苏方的办法解决，各向自己的代表团长报告，并约定时间由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会谈。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关键问题就是写不写苏共二十大。二十大被苏共视为命根子，别的它都可以让，唯独这一条万万不能让。中共中央根据对会议形势的分析，作出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的决定。这是关键的一招，使整盘棋走活了。 对于这一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形势好转的一天，也是此次会议的最后关头。经过我坚持力争之后，对方的诡计未得逞，逼得它不能不退让，显示了我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从此以后，指挥棒的作用可能更加不灵，老子党地位动摇，减少一切服从的恶习。总之，也是打开脑筋、破除迷信。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和各国革命的胜利，才更有了希望。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贡献，将来是会载入史册的！”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状况。 十二月一日，八十一党会议全体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各党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并通过公报、呼吁书等。刘少奇、赫鲁晓夫先后讲话，都着重讲团结问题，会场空气为之一变。为时二十二天的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在充满热烈、团结的气氛中结束。 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十二月九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表示对中共代表团工作的支持和肯定，对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及其声明的支持。 从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共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圆满结束，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方针，经过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中苏两党的争论告一段落，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是符合中苏两党、两国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各党一致的要求。 后来，毛泽东对八十一党莫斯科代表会议及其发表的声明，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九年春季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一九六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摧垮。” 但是，八十一党会议声明，毕竟是中苏两党双方妥协的产物，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只是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第十一节 再一次纠正“共产风”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从六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际问题方面。 进入十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毛泽东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转回到国内。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斗争在第一线，他很放心，只是对代表团请示的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同周恩来等人商量后，下最后决心并给予指示。八十一党代表会议的胜利结束，中苏两党关系的改善，也为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抓国内问题创造了条件。 虽然中央决定毛泽东休息一个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他照样很忙，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当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时，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从十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七十五公斤。 对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认为，需要从坚决纠正“共产风”和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下手。十月十日，毛泽东看到湖北省和福建省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为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十二日发出。这个指示强调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信阳事件的材料，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反“共产风”问题，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历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0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问题如此严重，“共产风”酿成的危机已是迫在眉睫，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纠正。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毛泽东十一月二日收到指示信稿，三日早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 三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发出。 毛泽东对指示信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毛泽东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泽东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 从这些修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纠正和防止“共产风”，表现了更积极、更坚定的态度。 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共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的确，这是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纠正“共产风”和其他一些“左”的错误，而走出的重要一步。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毛泽东特地嘱咐值班秘书：“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毛泽东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包括像信阳事件那样的报告，对他震动极大。“五风”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这个问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以后发动“四清”运动的重要起因。 十一月十五日晨，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问题，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信中对当前农村形势作出严峻的判断，他说：“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限，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指示中说的中央将召开的会议，就是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 像以往指导任何一项重要工作一样，毛泽东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报告，随时加写批语，转发各地。在他写的许多批语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毛泽东在这个批语里，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对于“大跃进”以来急于过渡的问题进行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检讨，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训。 这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 央 1960年11月28日” 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但是，问题的解决从何着手，情况和问题是不是已经清楚了，怎样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有条不紊地把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掉，特别是怎样使“共产风”等“左”的一套东西不再出现反复，这就需要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动员全党的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才能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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