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实践工作方面 1，关于把庐山会议的决议发到各省市的问题 胡绳的《七十年》说：文件全部发到各个省市，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浪潮。后来统计，在这个浪潮中，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367页） 本书说：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有关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向下传达，是由中央决定的，也是毛泽东同意了的。向下传达以后，在整风反右过程中，毛泽东批转了那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怎样推动运动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其中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究竟有多少人？），这个情况，当时，在中央书记处，这个工作是由谁负责的？毛泽东是否知道？ 本书只提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日，彭真向毛泽东汇报谈到农村整社，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又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从这个材料来看，整风反右，当时由彭真具体在抓，毛泽东听了汇报以后当即指出：个别地方已经出现了“左”的苗头，反右又必出“左”。彭真是怎样贯彻执行的？然而，本书却说“对“反右倾”运动中出现的“左”，毛泽东已多少有所察觉，但他认为只是有这个苗头，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或者防范。”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人们口口声声强调集体领导，难道每一个方面的工作都要毛泽东亲自去贯彻落实吗？即使如此，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时，毛泽东还是说1959庐山会议那个时候不往下传达就好了。这说明毛泽东承担了这个错误的领导责任。 当然，在他们看来，庐山会议反右倾就是错误的，向下传达就更是错误的了。 本书说：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虽然，在下面的干部和党员中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错误的，但是，批判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右倾思想，还是对的。“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并没有错，“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也是对的。 2，关于1959、1960年钢指标的问题 本书说，关于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一九六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等等说：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本书说，因为吃了高指标的苦头，毛泽东对八大定的计划指标，颇有些留恋，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这次讲话，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0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毛泽东确实想留有余地，但实际上即使按照当时留有余地的要求作出来的计划，仍然是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本书说，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在高指标的硬任务下面，这个要求在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本书说，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这些话都说得很含糊，是毛泽东的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呢？还是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呢？ 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到了这个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六五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独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三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他还说：“我本人也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0万吨。” 看来，把“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的这顶帽子戴在毛泽东的头上并不合适。 三、关于庐山会议后“左”的“共产风”又起来的问题 1960年上半年，信阳事件反映出来了，这个时候山东的共产风又出来了。庐山会议以前批判的那些东西，又起来了。 本书说：一九六0年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来，和原来的预期相反，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从四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农村中的“五风”和急于过渡的情况，虽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严重干旱，粮食形势非常紧张。 本书说：一九六0年三月，毛泽东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持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这个产生“共产风”的根源没有触及，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0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自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的纠“左”过程被庐山会议打断后，随着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从上到下，大讲一九六0年要持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本建设项目上得过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猛增，粮食征购任务一再加码，仍不能满足需要，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在一九六0年春其实已开始暴露，到四五月间局势已很紧张。计划完成的情况也很不好。这些问题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最初还被一些假象掩盖着，一旦发现问题严重，而且是大面积的问题，事情已很难办。到四月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告急，纱厂停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没有料到的。” 本书说：一九六0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这是为什么？ 本书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毛泽东的错误。它说： “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尽管规定了这些限制，但在强调“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方针又没有改变，可以预料，这些限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的。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既要求积极创造过渡条件（即提高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又不准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 “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现在毛泽东却相当程度地离开了这些，他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再做当年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他所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有些书面报告，不只是存在粗枝大叶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比如这次外出，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少数地方或者个别地方，经过工作，困难局面一定可以转变过来。”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下面是本书引用过的一些材料：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他看到浙江的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他说：“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六0年二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 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说：“农村人民公社的五风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五月六日，毛泽东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搞点，到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 他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 八月十日，毛泽东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开始，毛泽东就开始强调指出：有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要在全国查一查。以后三番五次地讲，为什么就是贯彻不下去？阻力究竟何在呢？ 十一月初。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并由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是为本书充分肯定的。其实，正如本书说的“十二条政策，在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 由此看来，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既定政策，必须下大力气排除干扰，重新教育干部。 阅读本章结合学习下列文章： 十年总结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作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基本上是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吨钢。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吨，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个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2005年2月初稿 2013年7月1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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