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即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比较，主要集中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问题；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两条路线问题；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问题；两个战场和两个结果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全国爱国军民奋起抗战。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考虑它的态度。7月17日，蒋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和平幻想，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蒋在庐山谈话将中共代表排除在外，他对周恩来转交他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态度冷淡，搁置一边，而另提一套中共中央根本不能接受的所谓方案。其实质，他仍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毛泽东、朱德“出洋”到苏联，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致使庐山谈判未获结果。到平津被日占领，上海形势日趋紧张，蒋才不得不认真对待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8月4日，中共中央应邀派周恩来等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对改编红军，设立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项达成协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形成，即派周恩来等再次上庐山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反反复复，我党的不懈努力，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蒋介石被迫于9月中旬同意谈判达成协议。中共代表坚持宣言中所提的基本政治主张，对某些用词的修改，也作了让步。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历经八年抗战直至胜利，中间多少险恶复杂紧张局势，尤以1940年前后日帝主要军事进攻矛头对准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蒋介石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皆因毛泽东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剖析时局，始终抓住中日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放，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为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破裂，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及斗争原则和方法；并且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抗日战争得以胜利的重要保证。 ——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 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此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蒋记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 这个时期一开始，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存在着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样就会失败。两条路线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在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它把实行抗日同争取民主紧密结合起来，争取抗日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在处于全国执政地位的蒋介石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贯彻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着重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为实现全面抗战创造条件：一方面，精心策划和部署八路军进行统一战略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引导八路军实现从国内正轨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另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政策，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终因蒋介石的本性所决定，他总是把“限共”和不给予人民民主、改善民生放在心上的重要位置，故在国民党战场，只能是片面抗战，其结果也只能是大溃败。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开始对抗战犹豫不决，后当日占平津，威逼上海，此时蒋才匆忙决定抵抗，并邀中共派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而此刻蒋对战略方针的考虑：一他认为国民党有200多万军队的强大力量，只要他一宣布抗战，很快就会胜利，即有“速胜论”的轻敌思想；二认为只要依靠政府和军队就可以取得抗战胜利；三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对正面进攻之敌实行消极的阵地防御，等到不能保守阵地时，则节节退却，很少使用较大兵力对敌实行运动战，因而不能主动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有爱国热忱，并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受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束缚，难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力，以至陷入被动局面，节节败退。 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提出有个发展过程。早在瓦窑堡会议他所作的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中，就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术的速决战。“七七”事变后，他不断强调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在8月初，他和张闻天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主要指战略防御阶段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同时还强调，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主要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当然，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得不听，但决不会认真听。 毛泽东对红军的作战方针作出了极正确的规定。他在1937年8月1日致周恩来电中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同一天，他又致电周、朱转彭、任，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极其重要意义。 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特别由于前方高级将领习惯于内战时期打运动战，而对现今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和艰苦的持久战很不理解，很不适应；提出以运动战为主，“独当一面”作战。故他一再强调“只宜作側面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不宜作正面战”，不宜独当一面作战；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许多不正常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十个师的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为了统一思想，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召开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及红军的作战原则。“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作战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但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毛泽东为指挥华北作战，经过周密谋划，下了五着高棋。 首先，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考虑：其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建立抗日根据地。其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盘。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错综复杂的矛盾。日军攻陷平津后大举进攻山西，严重威胁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山西落入蒋氏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姿态，想拉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以抗衡日蒋。阎不仅同我党我军建立了联系，还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其三，当时蒋介石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前进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马上车，到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这样，毛泽东把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不测。 其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象下棋，开始的布局如何，对以后情势发展至关重要。毛泽东总是根据情况的变化，作出正确判断，及时调整部署。他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当八路军开赴山西，华北局势发生变化，日军发动强大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线西进，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并于9月3日占领大同；在东路，沿正太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再按原设想行动，一旦出现此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内，这将十分不利。毛泽东洞察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及时改变原部署，将八路军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后又将一一五师一部部署在晋西南。这样，就以山西四个角为中心交界的山地发展成我党我军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我军作战区域的部署，既避免被日军包围，处于危险境地；又密切关注和警惕蒋介石借调动军队，使我被分割包围，以实施其假日军之手消灭或到将来时机成熟，乘机消灭我军的阴谋。这对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 再次，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时刻关切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部队在实战中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难以转变；还因为全面抗战爆发不少人十分兴奋，受“速胜论”影响，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大仗。聂荣臻回忆：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出现了不赞成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毛泽东同志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毛泽东于1937年9月21日致电彭德怀：“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对关键性的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仅在九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反复说服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毛泽东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側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兵力打仗为主。集中打仗而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9月25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指出：整个华北“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要负严重的责任。” 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必须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个极端重要问题。这实质是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运用、丰富和创造性发展。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毛泽东指出，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政治经济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他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是游击战争的后方。”经毛泽东反复的教育和耐心解释，使许多干部加深对指导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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