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毛泽东根据实情所确定的战略方针这一重大决策一旦作出，他是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的，不会因为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视革命实践的发展，研究变化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更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以便能更好地指导战争实践，一步一步将抗日战争引向胜利。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利用有利时机和条件集中兵力发动了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战斗胜利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而不因为暂时集中兵力取得胜利就轻易改变从全局上唯一正确的八路军在側面和敌后实行独立自主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但他又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丰富和发展原来的方针。经过十个月的反复实践和认识，到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时，他就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而在具体表述上更加严密和完备。从而使全军指战员更能灵活机动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 第五，毛泽东在领导华北抗战时，不单是从八路军局部考虑，而是着眼于整个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日全局来思考和指挥抗战。当1937年10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后，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側翼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为了协助友军（国民党军队）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10月5日致电周恩来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115师、120师主力将但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側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生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我129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见《毛泽东文集》2-P33-35）这是一个周密的作战方案，可惜阎并未完全照此方案去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120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截断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115师夺回平型关，收复涞源、定县等7座县城，切断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129师陈锡联团于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机场，焚毁日机20余架。由于八路军各部的行动，使日军依赖机械化部队的后方供给线陷入困境，对正面防守的友军是有力的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10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正确对待这支友军于10月4日致电朱彭任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物资给养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毛泽东传》P474-475）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129师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将南下日军挡住了21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配合作战最成功的一次，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正确的领导，来源于自觉地按照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办事，能有预见。毛泽东曾生动地谈道：“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这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P200-201）抗战爆发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写的《论持久战》。持久战——是中国人民（包括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及全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总的战略方针。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抗战已整整进行了10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1936年7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到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5月26日至6月3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个以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略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直到现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军事评论家近藤邦康评论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它是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哲学著作。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唯物辩证法。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整个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和过程。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程思远：《我的回忆》P131）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践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泽东传》P495） ——两个战场两个结果。 两个战场，即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两个结果，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失陷，华北失陷，上海太原失陷，南京失陷，徐州失陷，武汉广州失陷；整个平汉、粤汉线以东半壁江山沦落日寇之手。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大胜利：以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大本营，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10月又新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在我党领导下，从山地，到平原，到港河湖汊到处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到处形成了歼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什么？通过前面的分析，答案已十分明确。在正面战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国民党当局，实行一条镇压人民，不给予人民抗日的民主自由，不改良人民生活；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使然。在敌后战场，以毛泽东为最高统帅，实行一条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使然。 （4）从1938年11月（武汉广州失陷后）到1943年战略相持阶段 蒋介石这个所谓领导抗日的“最高统帅”转变了方向和路线。在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当局和军队由前一阶段的比较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以毛泽东为最高统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群众，在这个阶段处于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实行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且实行一系列正确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策略，渡过了难关；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面临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作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注意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方面，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日本侵略者为了弥补其兵力和资源不足的困难，加紧贯彻“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1938年12月，汪精卫亲日派集团公开投降卖国当汉奸；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英美派集团，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统过以反共为主的方针。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先后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50多起，其中军事进攻28起。突出的有：“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鄂东惨案”、“确山惨案”等等。 在刚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骤，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进一步加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基本上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全党的步调，推动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此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战胜了内外敌人的疯狂进攻，克服了极端严重痛苦的困难，迎来了胜利的新局面。 面对蒋介石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的严重后果，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复杂形势。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中国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同时领导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罪行。根据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我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国共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面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通过斗争，求得团结。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毛泽东为我党我军规定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我们只有进行“有理、有利、有节”这种坚定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华北、华中的新形势，决定：115师主力挺进山东，120师主力进入冀中，129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帮助和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军民结合，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大力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还作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在战略上是联系华北和华南的枢纽，这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武装力量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对于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1940年2月10日，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游击战争，打退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华北、华中连接起来，建设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巩固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各中央局、各根据地都认真落实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并取得了很大胜利。 为粉碎日寇进攻和克服国民党投降危险，华北八路军所属部队（不含山东），自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共投入105个团，对华北敌军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被称为“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对驳斥反共顽固派对我党我军的诬蔑，锻炼人民军队，提高八路军的威望，对遏制当时妥协投降暗流起了积极作用。但它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为我党我军制定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过早的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也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此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由华中增调兵力来华北，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致使我党我军在1941年、1942年进入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岁月。 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1939年冬到1940年春，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蒋指示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的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并占我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旬邑、淳化、正宁等5个县城。1939年12月初，阎锡山也乘机制造了晋西“十二月事变”。 毛泽东为首中共中央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但因蒋介石国民党一意孤行，不听劝告，致使谈判未获结果。此后即根据“自卫”原则，坚决打退了顽敌进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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