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八路军的进攻被打退后，又将反共摩擦的重点逐渐转向华中。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党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他严正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他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并且提出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 皖南事变激起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怒，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和全国军民的极大支持和同情。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并没有达到打击共产党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许多对它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自己。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政策策略掌握得当，极大提高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和政治地位。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斗争中，共产党内有一种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可以无限制使用的“左”的倾向发展起来。另外，不敢同顽固派斗争的右的倾向，也还存在。在这种形势下，党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具有决定意义。毛泽东在1940年间，先后写了《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系统的总结了抗战以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反磨擦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党内在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左”右摇摆，必须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上，作全面的了解，方能克服。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二者的辨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正确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党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积极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靠和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的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中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势力派这三部分人。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中间势力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就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是当权的统治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同他们的反动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直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使进步势力得以发展，使顽固派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在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放手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力争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毛泽东为我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贯彻执行，最大限度的孤立了极少数的反共顽固派，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接连发表演说，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专制独裁的假三民主义。他们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封建法西斯滥调；宣扬“承认三民主义”，“收起共产主义”；还有人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道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在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缺乏统一的理解，因而对于抗日战争同整个中国革命的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于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了当时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看待的。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毛泽东在延安从事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集中全党智慧，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重要著作。 毛泽东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详尽的完整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但是想要在这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走不通的”。为什麽这两个革命阶段能够有机地连接起来呢？这是因为这种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种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国无产阶级担当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保证。毛泽东还就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和蓝图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途径的问题，等等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科学的系统的论述。毛泽东有利地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中国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呢？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他精辟论述了“三个法宝”的丰富内容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使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论述。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成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这些著作使党和人民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有利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苏德战争在6月22日突然爆发，出人意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第二天，毛泽东即为中共中央起草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次来分界限”，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12月8日，日偷袭美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引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缓和。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如上所述，到1941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毛泽东用了很多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所做所思考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毛泽东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巩固和建设解放区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其中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两个中心环节，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迎来胜利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毛泽东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科学工作方法和优良工作作风，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 蒋介石在英美参战后，认为达到了他多年企求的依靠国际力量来解决中国战局的目的，从此边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身上。1941年到1942年，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的一些战役性进攻作战，如豫南战役、赣北上高战役、晋南中条山战役、长沙战役、浙赣战役，国民党军有的取得一定的战果，有的由于指挥不当、消极避战而遭到很大损失。1942年初国民党军还组成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和支援盟军在异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战斗。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在这些战役中英勇作战，抑制日军进攻，坚持抗战，对敌后战场和盟军战场都起过一定的战略配合作用。但是，蒋介石这一时期对于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等待胜利。蒋利用偏安西南的时机加强了对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更加依仗权势大发国难财。一时在大后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大大滋长了贪污渎职、苟且偷安的腐败风气。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接受日本的“招抚”，相继投敌。从1941年到1943年8月，投降日本和汪伪政权去的人数相当惊人，计有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占当时伪军总数的62%）。在这期间，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时掀起的猖狂反共活动虽由于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对而逐渐有所收敛，国共两党关系趋向缓和，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他们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投降日军的伪军同日本侵略军相配合，共同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些敌后地区形成日、伪、顽军三方夹击我人民军队的严重局面。在国统区，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搜捕和迫害共产党人，使共产党在大后方的组织巩固和工作发展都遇到许多新困难。 综上所述，在长达五年多的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这个名义上的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从客观上看，他最终还没有公开降日当汉奸，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实际上，他心目中总是把反共灭共放在第一位，他亲自指挥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第三次因我党造成强大舆论压力，使之胎死腹中）。他这五年多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更进一步证明：他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统帅、真统帅，而是一个坏统帅、冒牌货。相反，毛泽东用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更加证明：他是领导中国抗战胜利的最高统帅，也是最好统帅。 （5）从1944年到1945年8月战略反攻阶段，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转变为局部的反攻。 至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入侵南洋的孤军，消除美国远程轰炸机的威胁，决定在中国战场上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从4月起，日军以5个军16个师团和若干旅团共40余万兵力，向国民党战场发动豫湘桂战役。相对减轻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我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造成了有利条件。 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未根本改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在可能条件下，攻击敌占沦陷城市，拔除日伪军在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日伪军，使沦陷区变成根据地。 在敌后军民展开局部反攻的同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国民党军抵挡不住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的进攻，除在少数战役中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1944年4、5月间，向河南进攻的日军占领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并占领了洛阳。向湖南进攻的日军，于6月到8月间占领了长沙、衡阳。向广西进攻的日军，于11月间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一部分追击部队一直打倒贵州独山，震动了贵阳、重庆。 鉴于在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中河南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在中共中央要求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下，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1。1万余次，歼灭日伪军约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据点2500多个，光复大片国土，解放人口1700多万。这和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经过上年底的军事整训后，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此时，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不断扩大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的包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局部反攻，在战略上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英美盟军的对日作战，起到了重大的配合作用，同时也为对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仍坚持一党专政及其一套反动政策。其统治更加腐败，并陷于严重的危机。他们一方面对日军采取避战观战政策，把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美、英、苏三国；另一方面，力图加紧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准备发动内战，以求在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腐败，导致他的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日军向豫湘桂进攻后，国民党在1944年4月至11月的8个月中，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总计20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国民党政府军在豫、湘、桂地区的大溃败，是完全不应有的，它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恶果。请问：象这样的“最高统帅”能够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吗？！ 相反，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的主张，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实行国内的民主改革，坚持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3年0月，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分析了国民党当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他们可能选择的方向不外三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评论号召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和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各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鉴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曾表示国共关系问题要“政治解决”，毛泽东明确指出，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此后，即派出林伯渠先后在西安、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由于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问题上一再作梗，致使这次国共谈判未取得任何结果。1944年秋，在国民党军队豫湘桂战役大溃退后，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谴责中，国民党当局被迫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但同时，继续坚持“一党专政”。 鉴于国民党陷于统治危机，毛泽东认为，提出改组国民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即电示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并激起在国统区掀起广泛的民主运动。 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遇到新的外国干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结盟，在亚太地区抗击日本，援助中国抗战。但美国当局的真实目的，是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故当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美国）将军与蒋介石之间，因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态度问题，而日益激化的矛盾的解决上，美国当局则毫不犹豫地支持蒋介石而撤换坚持正义的史迪威。1944年9月，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长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来中国。10月，赫在重庆多次与我党代表董比武林伯渠交谈，表示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此时，毛泽东中共中央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既愿意同美国友好和在美国调处下与国民党谈判，又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推行反动政策。对赫氏来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很重视。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同他进行了三天会谈。赫带来了经蒋修改同意的“协议的基础”的文件。此文件，实质是保持已经为人民厌弃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毛泽东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指出：应该改组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改组哪个军队。毛泽东还强调，中国需要统一，为此就需要民主，中国需要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国民党的政策是统一的障碍。中国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改变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改组政府，组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经过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草案）》。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协定草案上签字，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也签字作证。赫在签字前还表示：“这些条款是公平合理的”。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一协定，认为这些民主改革会威胁国民党的统治。赫尔利即跟着变卦，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背弃他在延安的诺言。不仅如此，他还企图施压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无理要求。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在接见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时严正指出，中共不能被双手反绑着参加政府。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注定是要失败的。由于赫的支持，蒋更加顽固地拒绝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拒绝实行国内民主改革。此后，赫又给蒋出谋划策，向周恩来提出“新建议”。其实质，由蒋委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来整编中共军队。周当即予以拒绝，并指斥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露骨表现。总之，赫尔利使华6个月（1945年2月回国述职），完全充当了“扶蒋反共”政策的后台老板。对此，中共党的七大严正告诫美国政府：“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的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7月，毛泽东在《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中，又尖锐地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他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防碍抗日战争，在将来，防碍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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