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水泥最新雄文:澄清政治谣言，恢复历史原貌（续二） 十七、《武训传》的文化交锋 1951年2月公演了一部电影《武训传》，讲述清末武训的故事。 清道光年，武训出生贫寒，父亲去世早，跟着母亲要饭，虽受尽折磨，却渴望能够念书。他辛苦卖艺挣到钱，跪求私塾老师收他，结果被众人嘲笑辱骂，赶了出来。母亲死后，他被一位善良的伯母收养。为了不拖累别人，他到处流浪，外出打工谋生。17岁他给大地主张举人做长工，结识了豪爽的车夫周大。得知女佣小桃因不识字被张举人骗写卖身契而卖身为奴，深感穷人不识字的痛苦。他也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被赖工钱，被毒打……周大替武训打抱不平被牵连入狱。 武训沉思苦想，终于自认为感悟到穷人不识字就要永远受欺负，于是决定要办一个让穷孩子上学不要钱的义学。为办义学，武训强装笑脸，牺牲尊严以小丑的身份沿街卖艺乞讨，跪在地上求人打他骂他换几个赏钱。 从死牢越狱出逃的周大找到武训，邀他一起造反，武训拒绝与之为伍，坚持沉迷于办义学识字改变命运。十年辛苦，武训积攒下一百二十吊钱，存于地保高春山处，被高春山派人偷走字据，翻脸不认账，武训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受此沉重打击，武训仍不放弃，又乞讨卖艺任人羞辱二十年，攒够了办学的经费，开办了义学。 实现了办学愿望的武训，仍然一囊一钵，四处奔走乞讨募化。郭知县得知武训义学之事后，为他呈报请奖，张抚台为他向皇上请封号、造牌坊。此时的清王朝因太平天国农民暴动处于危机之中，告急文书雪片般地飞向京城。清王朝的大臣们纷纷献计，“对周大这样的‘响马’要剿，对武训这样的顺民要抚。”光绪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袍马褂。为其建造“乐善好施”的牌坊…… 按说武训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老百姓在民间巷议，同情并赞许他善良，本分，厚道，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的。但是用电影的艺术形式大张旗鼓地造势，占据文化阵地的主要媒介进行宣传，他的思想意义和文化内含就不同了。果然，公演后舆论在旧文化的引导下，举国上下一片叫好。竟有许多中央领导都对之赞誉有加，报刊评论连篇累牍，把武训乞讨募化提升为所谓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服务行为，极尽溢美之词。似乎武训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典范。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大力歌颂，这才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重视。 新中国才成立两年。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新生的人民政权要一改几千年劳动者低贱的旧思想，弘扬劳动人民高尚圣洁，有尊严的新风尚。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武训传》这支旧文化复辟的暗箭，这是一般民众并不深思的。如果像武训那样为了达到自己善良的愿望，不惜自毁人格笑迎侮辱，采取完全奴化的心态，希望通过似乎与世无争的自轻自贱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朴素愿望，而不去思考造成自己和更多的穷人为什么上不起学的社会根本原因，这不正是几千年来灌输于国人心中的奴才心理吗？ 共产党人几十年流血牺牲奋斗呐喊，不就是为了劳动者不要像武训那样受欺压受侮辱吗！ 不正是为了唤醒民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为了把劳动者变成有人格，有骨气，有尊严的人吗！ 武训作为生命个体和他的善良愿望来说，并没有多少需要谴责的地方，顶多人们只是对其实现愿望的方式觉得不可取。必须肯定，武训也确实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实实在在地想为穷孩子做点好事。看到他的遭遇，心中难免会在一番涌动后滋生出带着心酸难受的悲悯敬意，但绝不是由衷钦佩。就像旧社会有些女子为了亲人看病或其他善良的目的，不得已被迫卖身接客，牺牲了自己的尊严和脸面，我们同情她的不幸，但决不能把这种轻贱人格，牺牲尊严的方式大加歌颂，甚至把它冠以“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号召社会学习，效仿。因为这种轻贱人格，牺牲尊严的方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应该教育大家尽量避免的方式。 这样一个有感人素材的故事并不属于艺术代表性的个性素材，更不属于思想教育性的典型素材，从无产阶级文化的政治教育角度，他不应该加工成艺术作品，因为这个故事它在艺术上可能是感人的，但在思想上却是负面的甚至是反动的。它一旦经过艺术加工诉诸全民视野大加渲染，其影响力就非同一般。它会使许多思想觉悟不够的人们错误地认为，原来只要是为他人的善良愿望，任何没有尊严的自损自轻自贱的行为都可取。那么，新中国树立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新思想，弘扬劳动人民高尚圣洁，自强自重的新风尚要到何时才能形成？ 正因为《武训传》这种使人不讲气节不要尊严方式的“善良”误导，将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产生负面甚至是反动的影响！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格格不入！ 这才有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亲自操刀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建议对这部看似普通的电影《武训传》进行讨论，以便把许多自认为精通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理论家”从迷途中拉回来，教育他们清醒意识，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并引导民众觉悟起来。 毛泽东在文章里首先从历史背景上对武训的行为进行了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武训行为的被奴役性。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电影创作者却把这种“奴颜婢膝的丑恶行为”当做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一样的行为进行宣传歌颂。电影中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失败作反衬，宣扬武训所走的奴才路线的可取性与合理性，这是一心为了国家民族独立解放的共产党人所绝对不能允许和容忍的。于是毛泽东严正指明：“承认或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毛泽东一贯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它反帝反封的斗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毛泽东告诫过人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到。”说明在对待反动的政权时，必须采取斗争的办法去推翻它，如果一味妥协迁，则会永远无济于事。 封建统治集团正是看中武训身上的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性，才有众臣献计献策，所谓“对周大这样的‘响马’要剿，对武训这样的顺民要抚。”是啊，多十个百个武训那样的人，封建统治依然牢固，可是多一个两个周大那样的叛逆者，统治者就会如坐针毯寝食难安。显然，民众是历史前进的主要推动者，但历史绝对不是由武训那样的民众来推动的。 所以毛泽东在对电影创作者的思想误区进行深入分析后，联系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实际深刻分析和告诫道：“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一八四零年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就是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讲的，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做了上述分析后，毛泽东对准了党内的相当一部分自称马列主义的理论家们。指出了这些人在革命胜利以后，沉积在心头的资产阶级思想有逐渐泛起的苗头和危险。毛泽东对他们丧失鉴别和批判能力的危险性进行了直言的警示，要求大家对电影《武训传》开展讨论，最终“求得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作为世界历史上超第一流的顶级政治家，毛泽东对问题的透视的深刻程度远远高于同时代国内外一切政治家。对《武训传》的思想评论是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回击资产阶级文化复辟的一次果断批判。 十八、组织上入党不等于思想上入党 按说，共产党员应该追求什么，做什么，是非常明确的，他本人也应该非常清楚。 毛泽东给共产党确定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要求对共产党员是否合理呢？是否强人所难呢？ 今天的“法律党”张口闭口法治精神，从法制角度来看。什么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的本质就是契约精神。通俗的讲就是按我们双方事先约定好的办。 看看所有的共产党员，怎么入党的？毛泽东拿着刀逼你们入的党啦？没有。是你们自己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口头要求还不做数，必须书面申请。写份申请书就可以入党吗？不行，必须考察，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吗，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吗，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是会有牺牲的，是要献出生命的，愿意吗，能做到无怨无悔吗？通过了考察，本人多次申请才会批准你加入共产党。入党的时候，你自愿面对党旗，举起拳头宣过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这些申请书，这些誓言是什么？就是契约！所有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都是自愿的，而且入党之前共产党对风险和代价都事先充分说明了的，用“法律党”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履行了告知义务。共产党员遵守和履行诺言是做为一个人的基本道德和起码信用。 何况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共产党员所要牺牲的个人利益只是生活上保持艰苦奋斗，与战争年代要牺牲生命相比要小得多。共产党员做人民的勤务员，这些要求共产党员做的，与他们入党时所承诺做的要少得多。即便是一个普通的人，遵守人的基本道德和起码信用都是必须的，何况一个以更高革命理想，更高政治觉悟，更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必须做到的！ 所以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中，领导干部，工人农民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社会政治是平等的，党员干部很多时候应该委屈自己，服务群众。不是群众逼你的，是共产党员自愿，并发誓做到的。 如果某个共产党员思想发生了变化，觉得为人民服务是一件吃亏的事，不愿意干了，想像普通群众一样劳动致富，或者觉得搞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应该搞资本主义，共产党是否会像国民党抓壮丁一样，要把他关在共产党内呢？党章里明确规定，入党自愿，退党自由。 党章第九条明确规定，共产党员有退党的自由。那些抛弃了信仰，改变了世界观的人，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退党，你退出了共产党，交出了人民的权力，自然就不会再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要求你，显然，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确定的唯一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没有强人所难，没有对共产党员提出高于共产党员承诺的要求，也没有给共产党员强加非做不可难题，你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没关系，你退出共产党，则自然就摆脱了这份清苦。 可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新有权人共产党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在自愿前提下的基本要求，既符合法制精神，又兼顾民主自由，共产党员应该有道德，遵守起码的信用！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应履行党章中的法定义务，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时，党内高层就出现“理论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 “理论家”还堂而皇之地搬出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来佐证自己的正确。看来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在新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发展资本主义这个明显违背共产党宗旨，和入党誓言的思想倾向是非常错误的，这些人在党内还有不是极个别，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毛泽东后来在文革时给他们确定了一个名称叫“走资派”。 应该说这些人在组织上是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是还没有完全入党，这是共产党的瑕疵，也是共产党这个理想熔炉的水份。这些人在思想觉悟上距离共产党员的标准存在差距，但过去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做了一些益于革命的工作。 对功臣自傲，贪图享乐，确已堕落的贪污腐败分子，毛泽东履行诺言，坚决严惩！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立有功勋。但新中国成立仅仅一年时间，他们就利用职权，贪污国家救济粮款达171．亿元（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现人民币1元）。 党内有人想找毛泽东说情，毛泽东知道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 但对思想认识上存在差异的同志，毛泽东还是爱护的，宽容的。虽然意见相左，没有关系，可以辩论，对他们思想上的错误尽可能帮助改正，不一棍子打死，而是批评，说服教育，统一认识，团结一道再共同前进。对积极工作的依然提拔重用，1956年提携邓小平为共产党书记处的总书记，1959年培养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说服党内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形成团结一致后，否决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否决了封建王朝的封侯拜相，旧势力新的攻势又扑来了，那么，论资排辈的工资等级总要弄个吧？共产党内，由于党的宗旨，共产主义信仰，决不允许共产党员为个人要权要官要利，入党的誓言也使投机分子个人的要求无法直接提出，便以“向社会主义苏联学习”的借口，要搞军衔制，要搞等级工资制，要把等级塞进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中国。面对众口一词的要求，面对“学习苏联”堂而皇之地理由，毛泽东很孤立，很无奈，也很宽容，既然大家把这个看成是一种荣誉，那就给这个荣誉吧，毕竟是从战火中征杀而来，九死一生也当之无愧。但是毛泽东本人对此坚辞不受！任何人请求他接纳，毛泽东都谢绝了。将帅们一致坚持给主席做的大元帅礼服，最终也未能穿在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怀念过去，不止一次地感叹，战争年代，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过了二十多年没有工资的供给制多好啊。没有工资，没有等级，生活物资人人平等。实行等级工资制后，各种“奖金刺激”“物质挂帅”开始陈渣泛起。 1958年张春桥撰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强烈地抨击了这种资产阶级等级思想，文章回顾红军“供给制”的平等，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 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等级制”让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感到的是一种侮辱。 “等级制”后，也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 更为严重的是，等级制演变为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和国民党的官气，有些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平等待人没有了，对待群众不是说服，而是压服。破坏了党的群众路线，丢掉了党的光荣传统，所以文章呼吁我党应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 毛泽东认为张春桥提出的问题很好，支持全党讨论。 为了反对等级，毛泽东主动带头降自己的工资；发出“6.26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1965年6月1日取消了军衔制，要求军队找回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士兵委员会”的群众监督。 等级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要消灭压迫的主要“敌人”，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不断地缩小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城市和农村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可见在共产党内，存在一些组织上入了党，而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的人，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起阻碍作用。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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