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上

（二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原书第二十七、二十八章论述了毛泽东领导全党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在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在城市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可以分为六节来读。

第一节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毛泽东先后听了四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

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

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会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一百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五百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二十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一百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想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毛泽东说“这是个新办法”。其实，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说过：“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中国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一九五九年十月，柯庆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现在，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O年会好一些，便没有估计对。一九六O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最后，讨论一九六一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由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一月九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亦即党风中的要害问题。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一九三O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下发。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