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春节一过，毛泽东即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有的市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的好。还有人说，“大”还是个方向。
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由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他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接着汇报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正在汇报中间，毛泽东突然转到食堂问题：食堂可以搞多种多样，有长期的；还可以办农忙食堂；另外一些人可以让他去家里单独吃，但是这一种我们不提倡。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几年来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他说：“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王任重：“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告诉王任重：要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并没有规定生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生产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公社这一级管些什么事。”
毛泽东又问王任重：“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瞎指挥，这是造成农业连年减产的最大祸害之一，而且很顽固，令人头痛。毛泽东总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弊病。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他没有提到中央。毛泽东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为引起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在三南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将他的《调查工作》一文印发，并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信中写道：“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
北京方面得知毛泽东准备派陶铸向三北会议传达他的指示这一消息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鉴于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北京方面又得不到毛泽东的指示，建议双方合开为好。毛泽东同意两会合开，地点在广州。这样陶铸就没有去北京。
在三月十三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然后，他着重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强调，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要做这样的调查研究。他对三十年前写的那篇《调查工作》很有些偏爱。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O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讲到食堂问题。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毛泽东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这么尖锐的批评，还是第一次。 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三月十四日分乘两架专机，抵达广州。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讲了话。
他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第一是太长，第二是太杂，第三是逻辑性不强，要修改。
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公社、生产大队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过大了对生产不利。他说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他说：“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刘少奇接着说：“群众对多产多购少吃，很有意见。他丰产了，可以多购，但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购少吃，这个他倒没有意见。国家应该采取奖励的政策。按劳分配问题，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上。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个人，一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毛泽东举了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毛泽东又提出来，说还可以研究。可见，这个问题总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反复思考着。
毛泽东确定这次会议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月十六日写出第二稿，毛泽东决定印发各小组讨论。
从十五日开始，两会合一，重新编组。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关于调整社、队规模的意见。河北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印发时，在标题下面特别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有一个是陕西省委关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泽东印发这些材料，想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三月十九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当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了一次话，主要内容是：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一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其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O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O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O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研究。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
话是从《调查工作》讲起的。他对这篇文章失而复得的高兴心情，又一次流露出来：“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里，毛泽东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上，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他说：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但是不要满足。“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了一个故事：“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他说：“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一个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