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实一些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是前进了一步，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并且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开得比较活泼。 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夏荒正在面前。从“十二条”下发以后，农村形势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粮食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和陈云在全体会议上专门讲了粮食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这个问题讲了话。刘少奇说：现在各种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不可。现在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陈云分析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根本的。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这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中间，全国共招收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从九千九百万增加到一亿三千万，而粮食，一九五九年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动员城市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招收的职工)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成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林业问题、退赔问题等四个文件。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六月十二日上午，发表了讲话。 他说：这次会议大有收获。去年北戴河会议时不甚清楚。后来十月开了几天会，搞了“十二条”，但是还要办食堂，还要搞三七开。今年三月广州会议，大有启发，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不彻底。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林业问题，没有提到。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毛泽东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O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经过那次整风，七大以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套，全党就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非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毛泽东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八月。这一段时间先把农业问题搞好，下次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上山之前，他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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