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终结

　　2008 年 7 月世界贸易组织首脑会议在触及 “贫穷的印度农民问题”时失败了，至少在宣传性的术语上是如此。在本期《野猫》( 第 82 期) 的附刊中，我们强调，印度的新的工业中心的情况和当地阶级斗争的动态，只有以该国农村地区的形势为背景才可以理解。此外，在最近几年， “新农民运动”多次成为全球运动的焦点。他们的斗争提出了真正带有根本性的诸多问题——全球( 贫穷)人口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环境问题、我们怎样生产我们的粮食的问题，并且他们给出了答案！ 通过占有生产和生活资料，例如通过占有土地， “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似乎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得以证明。在几个世纪以来由 “小宗派集团”领导的此类运动的斗争经历中，例如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土著人领导的斗争中，浓缩了资本主义 500 多年的历史。事实上，同农业大公司、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斗争的全球运动是新的“国际”——而相比之下，工厂、呼叫中心和办公室中的剥削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分散状态下。

　　可与这种观点相提并论的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宣告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农民的灭亡”。对他而言，人类的大部分不再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一事实是“新石器时代以来阶级关系的最重大转变”。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人们通常在小共同体范围内生产他们的生活资料，并且生活资料的状况取决于生产的自然波动。相反，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创造了世界市场，其主要生产力 ( 机器) 本身就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全球社会的大背景成为我们的生存和繁殖 ( “第二自然”) 的基本条件，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只是从人类的生活开始依赖社会劳动而不再依赖个体劳动之日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提出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问题——而且目前实际上是在全球层次上提出这一问题！

　　与俄国革命以及 1945 年以后的 “民族解放”运动局面相反，今天的 “农民和工人之间的联盟”已经不再是讨论中的议题了。我们最终不得不把列宁主义的视角 ( “工人先锋队同农民结成联盟”) 和毛主义的视角( “农村包围城市”) 从我们的头脑中清除。这两个视角都是为追赶资本主义型的发展专政 ( the development dictatorships of capitalistcatch － up) 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今天，问题不再是 “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来自下层的世界范围内的阶级重构。本文试图对所谓 “新农民运动”进行评价，从而对这一讨论做出贡献。

　　农民问题的终结

　　无产阶级化意味着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以及生产者向雇佣劳动者转化，是一种暴力行为。但无产者自身是而且仍将是实现全面无产阶级化的推动力： 资本家通常总是尽力避免承受劳动力再生产的总成本。特别是这个事实——有关无产阶级化的背后驱动力的事实——被那些把 “生存”当作一种社会形态提出来反对资本主义的评论者所忽视。例如在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骚乱的讨论中，在关于墨西哥恰帕斯土著社区的浪漫化讨论中，以及目前有关 “新平民”的理论讨论中，就出现了这些论点。

　　从政治上提出 “新农民运动”和 ( 或)“生计视角”斗争的论点以反对 “无产阶级化”理论，原因之一在于 “无产阶级”和“白人、男性、正式工”之间的通常的等式关系。这种等式关系是传统的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政党的遗产，它与现实远远不相匹配——今天比以往更甚。

　　我们想从以下五个要点讨论 “农民问题”在今天不复存在，正如作为一个独立于“工人”或者 “无产者”以外的社会阶级的“农民”已经消失了一样。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农业劳动越来越成为雇佣劳动。

　　——越来越多的农业工人为世界市场而生产。

　　——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开始倾向于居住在中小城镇——在智利、巴西和委内瑞拉约 20%的农业工人生活在城镇。

　　——日益增长的农村无产阶级这样再生产自身： 他们在临时雇佣劳动、迁移、在自己剩余下的土地或他人的土地从事农业劳动以及非正式的服务工作之间不断变换，这种农村无产阶级不能再被理解为 “农民”了。

　　——在世界的南半球，农业的经济重要性正在萎缩——例如，在拉丁美洲，仅有10% —20% 的 GDP 来自农业生产。

　　对农业生产的粗略一览就可以充分看出，把粮食生产者与农民划等号是远远不符合事实的。当今时代，全球的粮食生产是在宗主国家进行的，并且粮食生产已经高度机械化。在美国一个农业工人年生产能力可达每人 2000 吨； 全球 30 亿小农中的一半每人每年生产不到 1 吨的粮食——这些粮食尚不够他们生存需要。在外围国家农民种植蔬菜或花卉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农产品并非服务于他们自身的营养需要。通过减少工作岗位数目、降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把农民从良田沃土中迁移出来等手段，工业化进一步加剧了小农和农业工人的再生产的悲惨状况。

　　既然那些最偏远的农村地区也与 ( 世界) 市场密切联系在一起，货币就成为获得一切物品的手段： 购买生存必需品、减轻工作负担和提高粮食产量的制造品，以及那些使流动成为可能、使人们可以接触全球消费品的物品 ( 例如收音机、自行车、滑板车、新的食品或其他刺激物) 。

　　鉴于同市场的关联，雇佣劳动变成没有艰辛的、独立于大自然的波动的生活的前提条件。

　　在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中期的危机之后，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加速。自那时起，仅仅在少数地区无产阶级化才意味着直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者。在农村，“非正式的”小型和家庭经营、无产阶级化的农业工作和雇佣劳动变得越来越重要。或者人们离开农村直接进入集中在少数地区的工厂。为世界市场进行生产的工厂和特别经济区是典型的工人密集区。在 2006 年超过 6000 万工人受雇于这些劳动力密集区域，仅在中国就有4000 万人( 10 年前还只有 2700 万人) 。迁移是无产阶级化的最重要方式： 全球数百万无产者为寻找更好的生活而不断迁移。与总人口数量相比，跨国人口迁移的流量并不高于譬如说 100 年前，国家边界和移民法律严格限制跨国移民，但更重要的是，移民法管制跨国移民： 跨国移民处于非法状态或者即使合法但是地位低下，这使得他们只能干恶劣的工作，而本地工人尽力维护自身的地位 ( 越来越糟糕的劳动分工) 。资本在本地工人阶级之下制造一个地位更低的层级，从而具有在生产上利用他们、在政治上控制他们的能力，而这取决于新的劳动力的持续不断的流入。与认为劳动力迁移无穷无尽的观点相反，伊·沃勒斯坦宣称“到 2025 年”全球现有劳动力储备将被耗尽。“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在今天已经导致这样的趋势： “劳动储备”的不足在东欧、中国和印度正变得清晰可见。

　　当今的卡尔和维拉

　　上述论证只有在无产阶级化被理解为不可逆转的进程时才令人信服。历史上只有少数特殊的相反情况，例如定居者殖民地的情况。已经通过迁移和雇佣劳动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物质潜力的无产者，他们不会接受限制迁移和降低工资，无产阶级化进程中的斗争并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化，而是反对它的条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历史上，农民、土地问题已经从政治层面被提出了四次，每次都经历了是改良还是革命的辩论： 第一次发生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 (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城市反对农民的革命) ； 然后出现在 19 世纪末期之后西方和俄罗斯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中； 第三次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 现在随着 “新自由主义危机攻击”和 “新农民运动”的兴起，再次出现。

　　前三次提出这个问题，是涉及处于少数地位的人可以通过与他人结盟夺取政权。少数人的政党 ( 城市工人) 宣称他们因其 “历史使命”而具有先锋队地位，这一使命只有通过和多数人 ( 农民) 建立暂时的联盟才能实现。这就是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或者说是考茨基和列宁使马克思转化成的论点。当前的讨论不能被导向此种路径。

　　1899 年，卡尔·考茨基在他的著作《土地问题》中论述了这一“经典立场”： 农民阶级解体； 大规模农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居于首要地位。列宁关注的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斗争，这是站在少数者的立场，并且只有联合农民才有机会进行革命，他认为： 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农民起义以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是决不触动小资产阶级的财产。我们支持农民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民主革命运动。如果它呈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的特征，我们时刻( 立刻、马上) 准备着与它进行斗争。洛仁·戈尔德纳阐释道： 列宁想要工人阶级的国家自觉地、人道地实现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盲目地、血腥地实现的过程： 把小农生产者转变为工厂工人。( 这一问题留给了斯大林，由他来自觉而血腥地实现这一转化。)在任何历史时期或任何地区，一旦农民成为少数群体，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也就随之消失 ( 或者转化为社会民主党) ，这已成为规律性特征； 它们是 ( 或者曾经是) 强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政党，它们在农村拥有它们的主要根据地。

　　马克思本人长期关注的是迅速增长的、随处可见的、充满斗争精神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但是，在 1848 年和 1871 年的革命失败击碎了他速胜的希望之后，他分析的重点转向是什么造成了资本主义同时处于 “既不稳定又稳定”的状态。他再一次密切关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与查苏利奇的通信中提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机： 当俄国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危机与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危机同时发生时，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农村人口的斗争就会同时到来。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某些革命性的崭新的事物有可能发展。马克思曾详细阐述了俄国农村公社“固有的二重性”： 集体所有制和私人生产同时存在。俄国发生的革命能够阻止农村公社的灭亡。一旦集体因素在特定的历史环境( 西方资本主义危机) 与工人阶级的革命同时发生，它们或许成为一种新的公社化 ( 共同体化) 形式的起点。这些通信通常被看作马克思根本不持有 “历史决定论”的证据，或者说被看作他希望宣扬 “直接跨越”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证据。然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待这些问题的方法。马克思通过 “全球重构”的概念分析这些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而且是必须以不同的态度讨论这个问题，例如，当今越来越不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工、农) 最好走到一起的问题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新农民运动”已被视为反对 “新自由主义”斗争的全球先锋和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斗争形式多种多样，并且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中国、越南和埃及的农民骚动，巴西和其他地方占领土地的斗争，拉丁美洲、墨西哥、印度和菲律宾等地农民对 “大型发展项目”的封锁和敌对行为以至武装斗争。参与这一运动的组织常常拥有成百上千的成员 ( 例如，像在安达卢西亚的农村劳动者联合会SOC) ，他们和大型的群众组织如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 ( MST) 、印度的拥有接近百万成员的各种农民、小农场主组织并肩行动，十分活跃。自从 1993 年以来，农民之路( Via Campesina) ，一个伞形的组织，负责协调全球农民运动及其附属组织的行动，包括参与世界社会论坛、聚集到八国集团峰会场所表示抗议。在国家政权层面，发生在拉丁美洲 ( 巴西、玻利维亚) 的 “政治左转”要归功于这些运动。

　　发生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州的农民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并没有把他们的重点和希望放在无产阶级化的潜力和现实上，放在农村和城市的雇佣劳动者的经历以及移民的经历上。

　　尽管事实上他们自己的基础由 ( 一再迁移的) 农村无产者组成，但是从一开始萨帕塔就强调土著社区的价值观并寻求与全球政治运动结成联盟。这种抵御墨西哥军队的持续包围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努力一直显得十分微弱。随后采取的行动是越来越少地依赖不会带来什么胜利的公民社会和左翼政党，而致力于同众多独立的、更加激进的团体结成网络——“另一种运动” ( the Other Campaign) ，但是这也无法阻止镇压的加剧。2007 年 12 月，副司令马科斯宣布初步从公共视野中隐退，他谈到 “缺乏国际公民社会的社会响应”，谈到 “战争的味道”。特别是巴西和玻利维亚的例子表明， “政治左转”是以牺牲那些曾经帮助新政府夺取政权的运动为代价的( 见下文) ——那些运动把重点放在了政界，无视由于当前的社会动荡和变动而采取更激进措施的可能性。

　　无产阶级化和半无产阶级化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根据拥有地产的多少把农村人口划分为富农、中农以及小农和农业工人。这种划分对于那些所谓的“中心”国家，对于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中叶之间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有意义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和欧洲的受雇于工业领域的工人的比例就接近 40%，在1870 年到 1970 年期间，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减少到 5%—10% 或者更低 ( 在今天的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比例低于2%) 。在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农业部门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关系——这个过程到20 世纪 60 年代仍然在进行中。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 “西方的”农民问题的不复存在。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农村人口被卷入依附性的工业化的过程： 农业为世界市场进行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移动 ( 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韩国) 。与 “中心”国家不同的是，对处于外围的国家来说，富农、中农以及小农和农业工人的三分法没有什么意义。在这些地方，社会阶层在大农场主和小农、农业工人之间出现两极分化，上文描述的小农和农业劳动者的半无产阶级化进程是 “新农民运动”的物质背景。

　　新农场主的运动

　　下面我们把讨论的重点缩小到印度、巴西、中美洲和南美洲，再讨论其他地区的事情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胜任的。

　　印度

　　印度是一个农村为主的国家，其中充满着有地农民、大农场主与无地阶级的矛盾。许多农户在 30 年前的土地改革之后成为小农，这种以少量和糟糕的土地为基础的农民化进程导致农民在农业生产和雇佣劳动之间持续不断地来回移动。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户均拥有的土地减少了一半 ( 从 1961年的 2. 6 公顷减少到 1. 3 公顷) ，拥有低于0. 2 公顷土地的农户数量从 1971 年的 62%增加到 1992 年的 71%。约有 42% 的农村人口拥有土地。大约占人口 5% 的大农场主和中等农场主拥有 42%的土地。80% 的印度农民不能依靠耕种他们的土地生存。农村家庭收入平均只有 35%来自农业生产。因为迁移到城市需要最低限度的资源 ( 一块土地) ，最贫穷的那部分农民留在了农村。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 “新农场主运动”( 它通常被称为“小农场主”［farmer］运动而非“农民”［peasant］运动) 是所谓的绿色革命的产物。

　　为市场而生产的大中型农场主新阶层是这一运动的积极核心。他们在民粹主义意识形态 ( 例如，农村人口反对城市社会) 之下集合起来，他们的共同利益在于更高的农产品价格。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些致力于在绿色革命中兴旺发达的农场主阶层面临着价格和利润下降的问题。新农场主运动的高潮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出现在兴起绿色革命的一些邦 ( 马哈拉施特拉邦、北方邦、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 。后来数十万的人们参加了那场动员，数千人在活动中被逮捕，数十人被杀害。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场主联合会 ( Shetkari Sangath-ana) 、印度农场主联合会( Bharatiya Kisan U-nion，简称 BKU，主要在旁遮普邦和北方邦)以及卡纳塔克邦农场主协会( KRRS) 是该运动中的最大组织。这些农村运动之所以被冠名为 “新”，是因为它们都不涉及土地分配问题，而是以价格问题为中心( 包括化肥、电力等等的价格，市场以及国家担保的农产品价格) 。行动的形式是 “活动分子型”： 阻断铁路，拒绝政府官员访问乡村，从市场撤回农产品，抵制议案…… 在部分运动中，妇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妇女独特的”要求被提出来，其中包括反对嫁妆制度，反对酗酒，要求同样的土地所有权。农场主联合会有它自己的妇女组织——在 1986 年在一次集会中约 15 万妇女集中在一起，而印度农场主联合会( BKU) 则代表了具有一定父权制倾向的北部。

　　一般来说，农业精英——大农场主和中型农场主、上层土地占有者种姓——主导这场运动。从一开始起，对大多数农村无产阶级来说，这场运动仅仅提供了有限的对未来的承诺，农场主联合会 ( Shetkari) 定期对全球贸易协议的潜力进行积极评价，在成立大会的期间，关于 “农业劳动者的现状”的问题甚至被从议程中取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孟买纺织工人罢工期间，该农场主联合会与贸易和运输部门的小企业家协会的关系比与城市工会的关系更好。印度农场主联合会( BKU) 甚至不想讨论农业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这些组织的领导者看到跳进官方政治的可能性日益明显，更激进的行动就更加经常地被舍弃 ( 例如，农场主联合会的首脑乔希在 1989 年登上了部长的宝座并担任关于农业问题的常设政府委员会主席一职) 。

　　巴西

　　由于起源于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大规模的土地所有制同无地的工人阶级之间发生尖锐的两极分化。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小农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随着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数量的翻番，小庄园 ( 小型家庭企业) 的数量也增加了一倍。这些企业不是 “瓦解的产物”，而是一种以大庄园为基础的经济的结果和农业产业的延伸。在 1. 88 亿总人口中，近 500 万农户不能靠自己的土地生存，450 万个家庭根本没有土地。正式的农村无产者人数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减少了一半。作为机械化的结果，雇佣劳动在农业工厂中增加，甚至以长期就业的形式出现。而小型企业和家庭企业的工人则在农业劳动、农业企业的雇佣劳动者或其他形式的雇佣劳动就业之间变换其就业形式。同时，农业工厂和被边缘化的小庄园数量的增加导致的多种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形式重新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 MST) 创立于 1984年，该组织拥有成员 200 万人，尽管也有资料表明成员大大少于这一数字。2007 年 10月，17000 人参加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占有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提上该组织的议程。该组织援引了巴西宪法的第 186条，该条款规定了占领 “荒地”的合法权利。这些占地运动属于塑造一个作为工会运动的一部分的基础广泛的组织的努力的一部分。在这一努力中，三个政治性的、组织性的问题处于中心地位： 与巴西工人党 ( PT)的关系、警察和军队的镇压以及组织中的一般成员的培训。无地农民运动的部分成员是先前的农村劳动者、小农的子女以及不再把进入城市作为最终目标的移民。他们聚集在沿重要大道搭建的营地。该组织有意在道路两边的帐篷营地里集会、进行教育和培训，以便让人们看到。他们住在用塑料篷布搭建的简陋小屋里，以 “黑篷布儿童”而著称。他们在周边地区种植庄稼或去工厂做工，他们的孩子去附近的定居点或城镇的学校上学。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广泛的支持网络已经建立，公交线路已经贯通。这些帐篷成为占有土地的起点。另一部分无地农民运动成员依靠实际占有的土地生活，即土地改革形成的定居点。在无地农民运动存在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它曾尝试在那些定居点建立 “生产合作社”。鉴于家族的土地边界发生变动，以及许多人看不到土地作为永久财产的 “回报”，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努力自从 20 世纪90 年代中叶以来就已经终止了。主要是年轻人再次离开了，几年后，大约 30%的家庭离开定居点。

　　卢拉执掌政权之后，无地农民运动遭受了双重压力。无地农民运动一直强调独立于任何政党，首先是独立于卢拉的工人党。尽管如此，无地农民运动始终得到国家的支持，土地政策和福利政策对无地农民运动的动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卢拉执掌政权时，已承诺的土地改革也没有发生： 政府把筹码放在出口生产、特别是为出口而进行的农作物燃料的生产上。2004 年被驱逐出土地的人数与通过土地改革占有了土地的人数相当。尽管如此，自从卢拉政府 2002 年执掌政权以后，占有土地的事件却大大减少： 在2003 年仍有约 300 件，2004 年是 150 件，2007 年甚至不到 50 件。2003 年以来，有资料显示营地的数量大约下降了 60%。卢拉政府没有推行土地改革，取而代之的是进行了低水准的福利货币再分配： 今日约 1100 万个家庭收到了所谓的 “家庭钱包”，一种“家庭津贴”。其结果是，与营地中的 “艰难生活”相比，城镇生活重新变得比较有吸引力了。生活在都市的人们一直是该运动争取的目标群体，但现在人们不愿意回到土地上并忍受营地里的艰苦生活。

　　玻利维亚

　　在玻利维亚也有一个无地农民运动。该国无地农民运动 ( MST) 成立于 2000 年。与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组织相类似，该组织包括 “住在城镇和乡村之间”的无产者。它的根据地在东部省份，该地区农业工厂同无地的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最为著名。尽管遭到镇压，占地运动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取得成功，由此导致运动的成员增加到5 万人。恰好在莫拉莱斯政府执掌政权之前，该运动发生分裂： 除了其他原因，有关占地运动在将来是否应继续的争论是最大的问题。这次争论被莫拉莱斯政府用作插足该组织的切入点： 只有在占地运动暂停的情况下，无地农民运动党能获准参加有关制宪会议的政府讨论。

　　中美洲：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小农维持生计的耕作崩溃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国际农业管制和邻近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水稻——洪都拉斯生产的居玉米和豆类之后的第三大粮食作物——是由 25000 个稻农生产的。到 2005 年，稻农的人数减少到 1300 人。造成这一发展变化背后的原因就是来自美国的进口。在1994—2000 年期间，五个主要大米进口商的价格降低了 40%，而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了10% 以上。对于众多小农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为了勉强维持生存，被迫在从事糊口的农业种植和进工厂做工的双重角色之间来回转换。他们有的迁移到美国，或者迁移到拉丁美洲的边境加工厂的工业区； 其他在家的亲属依靠他们汇回的钱维持生活。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们背井离乡，寻找着各种不同的收入渠道。他们那块巴掌大的土地上生产的粮食仅仅能够满足每天填饱肚皮的需要。

　　农民之路

　　当 “农民之路”在 1993 年成立时，它表现了 “新农民运动”的广泛的基础和实力，然而 15 年之后，该组织在政治内容( “农民”) 和组织形式 ( “网络”) 方面的局限变得显而易见。

　　“农民之路”于 1993 年成立于中美洲并且 1996 年至弱点 ( 阶级分化和政见差异) 。在菲律宾和印度，情况是彻头彻尾的 “阻滞”，例如在印度，农场主联合会 ( Shetkari Sangathana)和印度农场主联合会 ( BKU) 是 “农民之路”的主要组织。这两个组织常常把较小的、大多数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团体 “排除在外”。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过去的几年中，组织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争吵。

　　革命而不是 “联盟”

　　工人和农民如何能够团结起来的问题，曾是 20 世纪的问题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很大一部分政治左翼的答案是这样或那样的农民革命。即使在 1968 年毛泽东主义渗透到西方世界的城镇的全球运动之后——即便说只是以各种各样自我标榜的新共产党的建立这种荒谬的尝试性形式出现，但毕竟那也是全球性的现象。然而从长远来看， “1968”是对毛主义以及其他以发展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最后一击。今天，农民没有被强迫服务于追赶资本主义的发展，今天，他们被号召起来，作为一股力量去挫败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詹姆斯·彼得拉斯所宣称的那样，“新农民运动”在拉丁美洲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还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自从恰帕斯和西雅图之后，反全球化运动把“新农民运动”看作处于 “全球南方反对全球北方”斗争的前线。

　　我们稍稍分析各种农民组织的社会构成就足以反驳这些论断。如果不考虑理论和政治的分歧，结论——不论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的农业专家还是“主流经济学家”——是一样的： “半无产阶级化”是无产阶级化的普遍形式，这种形式导致维持生存不再像“退回来谋出路”那样容易了。“传统的农耕”几乎不复存在，与此同时，雇佣劳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包括工厂雇佣劳动在内。

　　甚至主张小农拥有独立的政治代表的人也批评说，“生存视角”只是从象牙塔里看到的景象。这已经成为 “农民运动”的强有力之处： 他们把现实的发展作为出发点，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 维持生存) 和别人预先设计的浪漫图景出发。

　　在过去 35 年的危机进攻中，农民运动显得很强大。这首先是因为工人运动变弱了，其次是因为 “新农民运动”把无产阶级化 “不均衡不一致”的特点作为出发点。一些政治理论家试图抓住以工业商品生产为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同雇佣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 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提) 之间的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能够把这两个极点结合在一起。正如工厂是生产者进行斗争的场所，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是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进行斗争的地方。同时，基于此次争论，来自 “午夜笔记” ( Midnight Notes) 的 G·卡芬齐斯阐发了一种 “劳动—能力生产的分析方法”( Labour － Power Production approach) 。他认为，捍卫 “生存保障”以反对资本的进攻( 逐出土地、削减福利国家的福利、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以及争取民众的斗争处于全球运动的前线。鉴于这种分析方法看来可以不是那么困难地使自己处在正确的立场上，它看上去似乎很有吸引力。但是这种理想化的视角越来越不能够清楚地看到并理解实际斗争。这种观点接近于北方工人阶级的道德谴责，并且只关注 “防御资本的进攻”而忽视了例如在印度和埃及的阶级斗争中出现的潜力 ( 参看德语版 《野猫》杂志的相关文章) 。在中国，对第二代农民工来说，返回农村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预示着工人阶级的政治重组。

　　相对于这些崭新的意识形态生产，马克思致力于把俄国农村公社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相联系，是一种更新式的方法。今天，我们确实经历着一个全球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尽管其状况相去甚远，但他们彼此存在直接的联系。在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2003 年其总部设在洪都拉斯，这并非偶然。 “农民之路”是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和欧洲的农民组织倡议的产物。20 世纪 90 年代是 “非政府组织的十年”：“农民之路”的许多初始团体成员在财政和组织上依赖于这些非政府组织。“农民之路”由此得到教训并致力于变得比较独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土地改革运动”是其活动的重点。 “农民之路”批评由世界银行发起的土地改革的效果 ( 改革由市场决定) ，并反对这些政策，要求进行 “真正的土地改革”。该组织的战略可以概括为 “揭露和反对”。这个战略包括媒体活动，在全球大型活动中高调出场，支持当地的农民运动，同时也与粮农组织 ( 联合国的农业组织) 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 另一个联合国机构) 的代表进行会谈。

　　在此期间， “农民之路”根据自己确定的标准对取得的收效进行评估： 我们设法强加主题了吗？ 有可能给政治人物施加压力吗？ 他们改变态度了吗？ 这样做带来实质的变化了吗？ 这是一些源自网络世界的标准。但是，即使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标准，我们也可以说，事实上所取得的成就从数量上来看并不多。从根本上讲存在两个原因： 首先，网络的形式往往取代了 “对现实进行政治分析，甚至妨碍进行政治分析”。第二，该运动的初始力量 ( 多方面的成分构成) 转变成方、城镇和乡村，工厂、呼叫中心和农业工厂，雇佣劳动都在绝对地和相对地 ( 相对于世界总人口) 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尽力在剥削形式和工作形式之内，当然也在反对从属于全球资本关系的斗争内，抓住全球视角： 全球工人阶级如何在全球社会合作中把自身建构为行动主体？在本文的开头，我们主张最终摆脱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视角。我们还必须从头脑中清除 “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的视角，这是企图 “驯服”资本主义的改良派观念。

　　K. H. 罗斯在 1994 年提出 “新无产阶级” ( New Proletarity) 的论题，试图发起一场在全球资本关系下的全球 “同质化”的讨论。鉴于全球工人阶级的形成，他提出了“左派的任务”的问题。此次尝试失败了。关于 “同质化”的论题被误解为生存条件全球相一致，其所涉及的关于全球无产阶级的形成的问题被琐屑的理论争论所淹没。现在，“新农民运动”已有 15 年的历程，各种各样的非全球运动已有 10 年历程，在目前粮食骚乱、食品危机和所谓 “气候问题”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非全球性运动此起彼伏，从进行剥削的 “全球斑点”重新出发恰逢其时。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丁云 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