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会见后，就乘专列北上。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问刘子厚：“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子厚：“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泽东的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毛泽东：“这是烦琐哲学嘛。”刘子厚：“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刘子厚又汇报到按劳分配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顺口说来：“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刘子厚介绍了他们准备实行的实物分配办法。所谓实物，当然主要是粮食。毛泽东说：“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
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
最后，毛泽东把大队应管之事归纳了几条。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活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
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会前毛泽东印发了胡耀邦报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报告说，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时，报告对一些地方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担心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
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在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这样，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如此鲜明地表达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的肯定和支持，为数不多。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人进行调查研究。
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毛泽东派田家英率调查组再次去农村调查。田家英选在山西长治地区的一个村庄，作为调查地点。这是老解放区，而且有良好的农业合作的基础。经过调查，他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完全正确。
邓子恢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十一月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反映，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报告对体制改变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二十三日，毛泽东把邓子恢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毛泽东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报送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多少年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邓小平主张改为二十年。田向毛请示：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毛泽东将“四十年内”改为“至少三十年内”。并在批语中写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以后，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突破。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随着这个条例的制定，其他许多领域，在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也都相继制定了相关的条例，形成包括许多重要方面的一整套具体政策。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一九六一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毛泽东对怎样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