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亿斤粮食，硬说有××××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各占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像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一本找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退赔，整顿五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二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 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有人建议钢仍然搞×××××××万吨到××××万吨，也增加不了多少；这个提法有道理。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己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像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验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了。泄了二、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算账。搞计划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他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大体是百分之××左右，严重的超过百分之××，好的不到百分之××。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林彪同志讲，军队有××个单位，烂掉了××个，占百分之×，这并不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对××类干部，要按政策清洗出去，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人民公社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一九六零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丁，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由此可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 ××××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经过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挫折，经过了万里长征，经过延安整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一九四五年的七次代表大会，共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本形成了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实现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具体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过去谁也没有干过，必须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学会。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我们已经有可能这样做，并且已经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一次是在广州，一次是在杨村，了解了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要搞具体政策，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行的。 形成一整套的具体政策，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还需要十多年。这是一种设想。如果大家都觉悟了，也可能缩短一些。 ×××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我们要利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作为教材，用延安整风的方法，去教育干部。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再由他们去教育社、队的干部，使大家具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教育干部的事情，今年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并且一定要长期地做下去。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育干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 2005年2月2日初稿 2013年7月1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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