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水泥:澄清政治谣言，恢复历史原貌(续三)

钢筋水泥:澄清政治谣言，恢复历史原貌(续三)

十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反右”

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万众一心。农村土地改革让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地主、富农也与农民一样变成了只有同样多土地生产资料的劳动人员，过去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主位置没有了，为了平等地对待农业劳动者，当时土改法规定，这些地主富农几年以后就摘掉地主剥削阶级的帽子，到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去掉了政治帽子。

新政权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资本的资产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僚买办资本的资产，没收归人民所有，用于全民所有的国家垄断经济发展，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新政权尊重他们过去的经营积累，准备通过公私合营，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也确实存在共产党工农出身的干部文化知识欠缺的现状，军队里展开了学习文化知识的大竞赛，很多干部战士刻苦学习，用几个月或半年时间，突击完成小学或初中课程，尽快转换成社会主义建设者。新中国建设对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需求量极大，为了发挥各类技术人才的作用并保证社会过渡的平稳，共产党对城市各行业的技术人员，教育人员，管理人员和对暂未查出有血债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国民党政府人员大部分继续留用参加新中国建设。

毛泽东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指科学研究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营造更广泛民主自由的无产阶级文化氛围。

为了推动民主毛泽东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准备开展针对共产党内，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出现官僚宗派的现象进行整风运动。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5月4日发了《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提出批评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正直的知识分子确实感觉到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的真诚。

帮助共产党整风过程，一方面，党内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批评监督，不少同志接受教育，改正了官僚作风，但也确有一些蜕化变质的官员对群众的批评怀恨在心。

另一方面，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有善意和正直的批评，意在希望党员改进工作方法，也有一批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工农劳动者当家作主政权的反动分子，先是试探性发泄不满：“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湖北的报刊《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等就大量刊登了国民党的留用人员的“意见”，这些人不是要民主，这些人只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共产党治不了现在的国家，言论的核心就是共产党要交权！之后，这些反动势力借大鸣大放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更加激烈、尖锐，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政权，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轮流坐天下”、共产党应下台滚蛋等论调。

美国人李敦白1946年来到延安，19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李敦白回忆1957年的情形：“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一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李敦白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要求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

当时大学、高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地主资本家和原国民党政府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解放后开始有机会上学，也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几乎都是旧社会的富人子弟，这些因工农劳动者翻身而失去阶级利益的剥削后代有少数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声称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贴了很多标语，其中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人说，共产党是法西斯，都必须打倒。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喊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

这些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反动分子首先受到了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强烈反对，广播事业局的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反党反社会主义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个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

劳动群众和工农干部对报刊大面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非常愤怒！强烈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群众的要求被各级干部层层上报，呼声甚高！此时，中央受到来自基层群众和干部要求反击的巨大压力。毛泽东也看到了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彩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1957年6月8日，中央开始反击右派，就右派的数量毛泽东做过两次批示，第一次批示，全国范围内打成右派的，人数不得超过3千人，后来统计出有凭有据反对社会主义的远不止这么多，形势发展得太厉害了，毛泽东再次修改了这个数字，改成了6千人。

应该说，毛泽东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是太善良了，首先确定了一个原则：大部不捉，一个不杀。即，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即使反革命分子扬言“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也一个不杀。

毛泽东批示只6千人，对右派是非常宽大了，显然，毛泽东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试想，全国有3千多个县，平均每个县不到2人。

要形成全国范围如此巨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浪潮，右派当然不止几个代表人物。在北京上海及省会大城市的大学高校，一个要共产党下台滚蛋的骨干，都有一大群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的“剥削余孽”。

具体操办“反右”工作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抓，邓小平对右派就没有毛泽东的仁慈，邓小平同志去北京清华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由而毫不留情地把55万顶右派分子帽子分派给了大大小小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平均一个县一百多个，这其中有没有扩大了打击范围，冤枉了一些人呢？这可能就难免了，一是工农群众对地主资本家企图重新剥削劳动者的愤怒难免过火，二是有少数蜕化变质干部借机对提意见的打击报复。这其中邓小平在划定右派时说了两句话：“反党必反人，反人就是反党。”这个“反人就是反党”很厉害，可以理解为：反对某个单位领导就是反党。与毛泽东所指示的“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出现偏离。却为少数党内官僚完成总书记下达的打右派指标提供了操作空间。总书记反右扩大化，黎阳先生对其政治手腕有直白的评论：刚当上总书记，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按指标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从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再也没人敢对自己不敬。是否准确，供后人参考。

右派如此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也让共产党意识到，这些新中国成立时，声称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剥削阶级旧知识分子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梦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于是1957年出现了转折，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他们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

这些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旧知识分子，在毛泽东主导的这次新中国政权更替中，若按纯阶级地位变更来处理，他们会被受剥削的劳动群体肉体消灭，但毛泽东却以政治协商的方式团结各阶层力量共同建设国家，只要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过去反人民的罪过可以既往不咎。新政权给这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很高，有些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工资还高，民族资本家公私合营，所拿利息也相当丰厚。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是居于社会上层的。这些人并不感激共产党的仁厚。却借共产党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的善意开明之机，全国范围掀起了反社会主义，赶共产党下台的舆论风暴。跳到人民政权的敌对面，企图借势夺取工农劳动者的政权。

这就像是工农群众盖了一所房子，请过去的地主老财到家做客，参与家庭管理，好酒好菜招待他们吃喝，并客气地请他们提些好的建议。这些人并不感激工农群众的既往不咎和丰盛款待，借机大吵穷鬼不会管理，要“轮流坐庄”，扬言“百分之九十五的共产党员都该杀”把主人赶出去！如果你是主人，你能答应吗？能不反击吗？这些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反动分子被打为右派是其自己造成的。

但毛泽东仍然本着教育的目的，在两年后，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到1964年，先后五批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

然而，毛泽东去世后，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似乎要“改正”反右的“错误”，反右错了吗？反对社会主义，赶共产党下台，“百分之九十五的共产党员都该杀”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把他们打成右派错了吗？我们看看1978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茅于轼自己是如何说的，“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