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水泥:澄清政治谣言，恢复历史原貌（续六）

钢筋水泥:澄清政治谣言，恢复历史原貌（续六）

二十二、“信阳事件”看背叛信仰的官僚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据地。在50年代末，由于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虚报产量，超额征购，隐瞒灾情，竟然造成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1958年3月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成都会议上说下大话：河南省今年粮食产量可增产几百亿斤。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求“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一律不登报。”

1958年夏收中，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当时信阳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也不相信。

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然后张树藩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准备纠正，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西平县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后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和河北徐水县视察，刘少奇对亩产万斤的肯定，对亩产几万斤，大加赞赏，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经《人民日报》报道。把浮夸风推到了高潮。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为纠浮夸风和“共产风”毛泽东开了几次中央会议，放言：“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花了几个月时间，并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及小队六级干部写公开信，才纠正过来。

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了，虽然浮夸产量导致了多征收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信阳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1959年，中国遭遇大旱情，冀、黑严重春旱。春旱影响河北150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0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5寸深，地表干裂历史罕见。夏秋，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60天无雨，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江河流域，松花江源濒于干涸，东北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湖北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等地至9月中旬干涸塘坝40万处……全国农业3659万公顷遭遇旱灾，1500万公顷成灾。

信阳地区也出现了一百天不下雨的大旱灾。，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不能给地区抹黑。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书记路宪文部分领导为粉饰政绩，竟然提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张树藩在会上谈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

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张树藩受地委委托参加。张树藩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汇报了，接着谈了个人在地委常委会议上的意见：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这便引起省委书记吴芝圃等某些领导对张树藩有了看法。张树藩坚持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

张树藩回信阳后被路宪文定为右倾，地委组织批斗。

吴芝圃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下达征购任务。信阳地区上交了16亿斤，这便将农民的生活口粮也交了征购。秋收后，一些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当时地委书记路宪文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张树藩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之后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张树藩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受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张树藩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看到问题很严重，张树藩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张树藩知道他们县超额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要请示省里批准，张树藩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张树藩负责。张树藩同县委班子商定后，—方面让秘书余德鸿给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安排开仓放粮，这个县得此救命粮，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这件事成为吴芝圃批斗张树藩的一大罪状，秘书余德鸿也受到牵连，因此挨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汇报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正直党员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有的党员甚至被开除了党籍。有党支部给吴芝圃写血书，请求救救他们村民，寄信却没有任何回复。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到1959年10月，杀牛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到11月下旬开始有人饿死，基层党员不顾一切突破围堵，越级向上反映，有干部到北京向中央报告紧急灾情，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毛泽东连夜召见周恩来，指示马上就近动用国家粮库开仓放粮，全国范围普查灾情，立刻救援！并调集战备粮库粮食随后跟进。为确保对各地农民灾荒的持续救济，全国所有居民全部实行粮食限量，保住农业种子，保证农民的口粮。这才出现了城市居民同样要分担粮食短缺的困难，毛泽东和家人也限制粮食定量并限定自己不吃肉，不吃鸡蛋与全国同胞同甘共苦。

纪登奎夫人王纯讲了一件终生难忘的生活小事：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就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

中央派出专门的调查组到各地调查灾情。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受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证实确有群众饿死。

面对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河南省委部分主要领导并不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

副省长王国华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来到信阳。看到信阳地区饿死群众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要查处。

就在信阳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位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张树藩负责接待。在会议室喝茶时，吴芝圃指着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原本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的张树藩，在吴芝圃说了如此颠倒黑白的谎言下，不得不说话了。

张树藩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被揭穿的吴芝圃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

吴芝圃对群众饿死的“信阳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后被撤职查办。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经历过国家战乱的人民群众珍惜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民族解放流血牺牲换来的国家和平，群众太善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多人，并非没有粮食，当地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党内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有负人民！

吴芝圃这样一个人民的罪人，却在1979年被神奇般地平反。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称赞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什么，一个人民的罪人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赞美吴芝圃的高层领导是否具有与吴芝圃同样的“追求”？

在毛泽东去世后一些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开始颠倒黑白，篡改历史，将背叛共产党人诺言的官僚所干的反人民罪恶栽赃到毛泽东头上。他们从不提毛泽东在国家困难时期如何以身作则，并要求全家与老百姓同甘共苦。

却处心积虑地用所谓人口“出生率”“推算”“估测”“饿死三千万”。把这个“研究成果”鼓噪成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反人类罪”。现在的法律原则是：疑罪从无。何况是死人这样的人命案，那更是必须证据确凿。统计老爷算盘珠子随便一拨，上嘴巴皮往下嘴巴皮一碰，就“死了三千万”？就可以往别人头上定罪？

用统计老爷的“估测”套路，笔者也可以弄个研究成果供法院审案：统计老爷前天中午十二点下班出单位大门时，同时出门的还有四百八十多人；统计老爷昨天中午十二点下班出单位大门时，同时出门的还有四百九十多人；统计老爷今天中午十二点下班出单位大门时，同时出门的只有一百二十多人；根据前二天的人口出门率，“非正常死亡”三百多。统计老爷及统计局可是犯了“反人类罪”。法官和统计老爷以为这个“研究成果”法律价值如何？

笔者认为应该把饿死人的事调查个水落石出。而且也有条件把它调查清楚的，因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严格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户籍是与口粮挂钩的。公安局，派出所存有完整详细的档案资料，如果死人，无论何种原因，都能查到每一个死者的姓名，甚至埋在何地。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列出一份完整的饿死人名单，并查证埋在何处。以确定吴芝圃、路宪文之流究竟欠了多少人命！

但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义务，某些当权者却不愿意履行，因为真相大白不利于搞垮共产党。而那些拨算盘珠子的所谓“研究成果”经过“慎重”“保守”的“负责任”地“商榷”后，堂而皇之地写进《党史第二卷》，因为这符合搞臭共产党，给社会主义定罪的需要。

“权威”认定了，“一千多万”啊，有个农民一直就弄不明白，死了一千多万，当年那些没有政治经济权力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该首先分不到粮食，茅于轼这些右派，天津的汉奸后代他们怎么都没有被饿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