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水泥:澄清政治谣言，恢复历史原貌（续七）

钢筋水泥:澄清政治谣言，恢复历史原貌（续七）

二十三、调整农业经济

土地革命让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和农具等生产资料，但劳动力和农具牲畜并不均衡，特别是大型农具和耕牛不能做到每户都有。单一的个体农户生产，时有困难，制约生产发展，另有孤寡老人和妇孺弱小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力不够，势必也使这些农户生产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否则经历几年又会出现两极分化，卖地典身。如何避免农民再重回剥削压迫的旧社会，就要设法让每个农户都能有保障。显然，任何个人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有农户抱团合作起来才能战胜困难，帮助老弱。所以社会主义农业的方向是走集体发展的道路。

农户抱团互助当然好，这要农民自愿，孤寡妇孺愿意，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愿意，身强力壮人丁兴旺的农户就不一定乐意，这便需要做思想工作，说服农户，今天年轻力壮不意味着永远年青，总会变的年老力衰，今天可以有能力帮助别人，若干年后，老了也需要别人帮助；今天小孩多，劳力少的农户需要人帮助，过些年子女大了劳动力强了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从长远看，农户抱团合作是有利于大家的。可以大大增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并给孤寡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人总会老的，旧社会为了给自己老年多点保障，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但并没有做到每个老人晚年的生活都有保障。新中国要改变这个状况就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合作起来，让集体来给每个人提供保障。

劳动力差不多的农户组成互助组好说服，但与劳动力弱的妇孺农户互助就难说服了，很多农民会觉得“吃亏”，此时榜样的力量胜过空洞的说教，农村基层党员就主动与老弱农户结成互助组。共产党员的带头让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的主流。

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组成互助组，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之后发展成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1年到1958年，中国农民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历史阶段。

到1958年，部分农村的合作化做的较好，高级合作社的经济模式已不能满足农民的社会主义愿望，在农民的要求下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本是农民土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经济模式，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体。这是一部分或大部分农民的要求，并不一定是所有农民都有这样的觉悟，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就需要分批逐步地成立人民公社。却在中央和国务院少数一线领导的“更快”愿望引导下，一刀切。不管农民意愿到没到人民公社的程度，统统搞，而且求大求快，出现了过“左”的势头，甚至把集体所有误导为全民所有，把社会主义误导为共产主义，搞高指标，搞“一平二调”穷富拉平，剥夺农民，刮“共产风”，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搞“消灭家庭，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对农民进行准军事化管理。

这的确遭到有些农民的怨言，毛泽东了解到少奇同志的做法后也反对。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否则有断弦的危险。”

毛泽东对少奇同志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还很穷的呢？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邓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

在中央和国务院一线领导热情高涨，期望一步登天的时候，毛泽东一直在给他们泼冷水，降温度要求他们头脑冷静不要急于求成。

在经历特大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出现困难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刮起来了。1960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毛泽东严厉批评：“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1960年《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因此，毛泽东命令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

毛泽东看到了“一县一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贫队和富队拉平”不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必要对核算单位进行调整，所以毛泽东指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自然灾害的困难和官僚作风的危害，使少数富裕农民不愿意受老弱农户拖累想分田单干，这并不奇怪。但这时，地方的少数领导也暗地倾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搞，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背地擅自开展了“三自一包”。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考察。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毛泽东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到山东济南，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后，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由此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小一些才好。

到山东汇报，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

下放了基本核算单位，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农民们除了已有的耕地尽力种好外，还见缝插针开垦十边田。在河边、岸边、渠边、路边、墙边、田边、墓边、岗边、井边、树边等。只要尚有半步或小半步的弹丸余地，只要能种植庄稼。都开垦成田地，农村的十边田，十边地星罗棋布，农民们争抢种植。

国民经济的调整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江苏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1961年底，各省农业粮食收成都开始好转。

经济在好转，但是个别省份“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三自一包”也在萌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