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国铺开了，气势很大，豪言壮语也多——“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很有一点文化大革命中“触及灵魂”的势头。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的是“斗私批修”，这次群众路线学习中的“思想灵魂深处的革命”是什么？没有人说清楚。 武汉近日高温酷热，老百姓经常聚在一些荫凉处，讲一些风凉话。有人说，这群众路线的会开的是这般多，领导上表示的决心又是这般大，怎不见说群众受压迫的事儿呢？有人说，这群众有话要说，有冤要伸，一上访就挨整：关的关、卡的卡；说坐牢就坐牢、说动刑就动刑，这问题不解决，哪来的群众路线啊！ 我一想，可真是这样啊，连上访的路都堵死了，还谈什么群众路线！ 如今，“上访”已经成为一宗罪，“访民”也已经成为“罪民”。多少骚人政客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啊！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他也是卫生部聘请的精神医学鉴定专家）发表言论称：对那些老上访，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偏执症患者，应该将他们关起来进行治疗。果然，全国各地，不少老上访被关进了疯人院。 武汉市一位老信访局长，写了一本专论上访者的书，他在书中，总结出上访者害有二十多种心理病——偏执型，狂妄型、妒忌型、好胜型、逼宫型……等。 还有一位县委书记，将他管辖下的庶民，分成A、B、C、D四类，上访者都划归D类，属最劣等级，他们被剥夺了一些公民权利。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兵曾宣布北京有许多座黑监狱和黑保安公司，他们受各地驻京办的委托，专门抓捕拦截上访人，并对他们进行非法拘捕和押送。 其实，在全国许多地方，上访者的“人身自由”已经被剥夺得差不多了。 今年五月，我到北京开会，请一位年轻的网友帮我整理资料，生活上也照料我。我们从武汉一进火车站，有几个人都上来盯着她了，我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她说是她们社区“维稳办”的人。我说，他们怎知你坐这趟车上北京，她说：“我的身份证已经列入黑名单，买票凭身份证，我这里买票，他们那里就亮了我的红灯。 有这般悬乎么？我有些不相信，到了北京，我们出了西站口，便衣警察就出现了，问她来北京干什么？他们是来接车的。我说，就让他们把我们送去酒店，她说，他们只管你上访不上访，要上访就截走。一看我们是来开会的，就走了。 我们开会的地点在远郊区，离市中心五十多公里，我想，这里恐怕不会出什么事吧。第二天一早，她就来我房间告诉我，武汉警察昨晚半夜来敲她的房门。我说，武汉警察怎么这么灵啊？她说，酒店登记时验证机上红灯一闪，我就知道驻京的武汉警察要来查房，直到我拿出会议出席证给他们看，他们才走。 在返程的路上，我们玩了一个“调包计”，将卧铺票和别人调换了，算睡了一个安稳觉，在车上，我向她讲了日本电影《追捕》的故事，无罪的杜丘被警察追捕的到处躲藏，街上的监控扩音器大叫：“杜丘，你跑不了了！”她说，现在先进了，你的手机就可跟踪，不信，我打开手机给你看。果然，一夜之间，三条短讯：“你在哪车厢？我们上车了，一起消夜（晚餐）吧！”“我们有车接你，在南广场！”下了车，我们不得不沿着铁路走了很长一段路才越过了车站出口。 我在崎岖不平的轨道旁的小路上走得精疲力竭，她却若无其事的嘲讽自已：我的警卫可真多啊，逢年过节都有人上门“亲候”，每当纪念日或大的集会，比如两会召开，我门前总是岗哨林立，叫我不要出门，他们生怕我出事哩！ 她犯了什么大法呢？她出生在一个两代共产党员的农工家庭，从小长大到今天，一直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刚成年就来武汉打工，有时，一天打两份工，积攒了十多年，在荒凉的江滩边买了一套三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她在这里成了家，终于在城里站住了脚，但这小房子，却成了她噩运的开始。过了几年，江滩一带变成了宝地，被开发商看中，政府立即组织折迁办，协议还未谈成，就开始强拆。 一天大白天，一个杀手破门而入被她聋哑人的弟弟闯见，杀手连捅了十多刀逃走，她立即向“110”求救说：“拆迁办派杀手杀人了”。警察来了，厉声叱责她：“明明是入室抢劫，你怎么说是拆迁办杀人！你知道‘拆迁办’就是政府，告拆迁办就是告政府！” 她不服，提供了很多现场的物证和人证，证明杀手是拆迁办派来的，但这个大血案一直到三年多后的今天还未破。警官们明确告诉她：“这个案子永远也破不了”。从此，她走上了漫漫上访路，抓进拘留所、关进疯人院、关进黑监狱；丈夫怨她长年在外，抛家离子，要同她离婚。十年辛苦创业路，终成一片灰土。可说是家毁人伤了，连她的孤身孑影也列入了政府的“黑名单”。 她学会了上网，学会了做视频。以此来表达她的哀怨愤恨。她成了网上小有名气的人，也增加了警方对她进一步的监控。六月十五、十六两日，她参加了武汉街头的《黑监狱》图片展。当晚，街道、社区的干部都来到她租住的小房间内，告诉她，市领导开会定性，她的行为是“非法集会，破坏社会秩序”，应该刑拘。在做笔录时，她作了如下陈述：把老百姓送进黑监狱的人、把老百姓酷刑拷打的人不犯法，没有破坏社会秩序、受到酷刑拷打的人办了展览，举行控诉，倒犯了法、破坏了社会秩序？！你们这还叫共产党吗？ 就在被监视居住期间，一天清晨，她突然来我家，她说是乘看管人员还未“上班”时溜出来的。她告诉我一个喜讯：这里第三把手给她发了短讯，发誓要在年内彻底解决她的问题，条件是不得上访，不得参加群体性活动。她打开了手机，一条条短信，可真说的情恳意切。我说，这可是件好事啊！真能解决问题，谁还上访？谁还闹事？上访、闹事不都是逼出来的么！ 她走后，我为这位回族妇女的遭遇心潮澎湃，是喜是忧，很难测。我把她传来的几段视频，一篇一篇的翻看，我不断地发问：“这女子究竟惹了谁？” 对这位这里第三把手许诺的“彻底解决她的问题”我也持怀疑态度，他要她一个月不要出门上访，可能是这个月中央巡视组和督导组在湖北武汉的工作要告一段落，也可能是他想在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中，想对群众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要把这个女人的问题“彻底”解决好，很难很难。野蛮拆迁，他能解决吗？拆迁办派杀手，他能解决吗？随便把一个人送疯人院，她能解决吗？把人绑架到黑监狱酷刑拷打，他能解决吗？每当触及这些问题，他都极力回避，连他自已都没法解释。 真得感谢这位善良的回族大姐，她向我讲述她和爸妈、哥、姐在江汉平原上开垦的往事，有两代人参加了共产党。她也向我诉说着她的挫折和忧伤，唱着她在黑监狱里唱过百遍的歌曲——“夜半三更啊，盼天明，寒冬腊月啊……” 从高举少先队火炬的少女到疯人院、黑监狱的囚徒，是她背离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抛开了她。她用自已的经历，活生生的将“党风之弊”展示在我们面前，但谁能来一个“大扫除”呢？ （责任编辑 玉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