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形势、翻案和单干问题 1，关于形势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到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主席就把这两次会议（指1962年2月召开的西楼会议和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 邓力群说：与毛泽东讲话的原文相对照，“留在我的记忆中的’黑暗风‘，很显然是很不准确的。” 本书原文说：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实际情况，与这种说法也相差甚远。七千人大会以后，如何估计当时的形势，又成了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个有分歧的重大问题。原来，七千人大会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认为下降的趋势已经到了谷底，此后将逐步好转。然而，七千人大会以后，特别是在西楼会议上及以后，刘少奇反复强调：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要怕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也就是说“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文革前十年史》第816页）而周恩来虽然也强调当前的形势困难是严重的，但认为已经到了谷底。周恩来的提法“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这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判断是一致的，而与刘少奇是不同的。现在的一些文章作者们之所以要强调周恩来与刘少奇是一致的，是为了贯彻他们的一贯的策略：敲打林彪，拉拢周恩来，孤立毛泽东。 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分析是正确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下降的趋势到了谷底，从一九六二年开始逐步好转，到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调整的任务，并没有要五年、八年或十年。 关于形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形势问题。 肖冬连等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王稼祥的“这些意见和主张，在当时堪称空谷足音。这又是一次冒险的陈词。”（下册第945页） 原文说：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这里涉及的是有关王稼祥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提出的有关政策的建议问题。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王稼祥给中央写信和会议上发言，提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主张。 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他说：“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 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说：“我们应当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他建议：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懈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二，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三，在国际斗争中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四，对外援助要实是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要某些地方甚至还要适当收缩。（参见《王稼祥选集》） 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华东组发言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实事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所以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意志不坚定的人吓昏了。毛泽东十分赞同陈毅的发言，把登有这篇讲话的简报批给江青阅：“可看，很好。”（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967页） 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实行了王稼祥的这一套主张，所以，现在的一些出版物对王稼祥当时的主张称赞不已。效果如何究竟如何呢？左派和右派各有不同的评论。过去说当缩头乌龟好，现在说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也不知究竟谁是谁非。 关于翻案问题 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一封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八月二十二日，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自找处理。” 这个问题双方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就无须再讨论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小说《刘志丹》及习仲勋的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本书原文说：毛泽东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把它用到小说《刘志丹》上，用到习仲勋等人的身上，则是完全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本书把小说《刘志丹》及习仲勋问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观点上是错误的。 事实是：一九六二年夏天，小说《刘志丹》印出送审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八月二十四日，康生给杨尚昆写信，说小说《刘志丹》“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九月八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九月二十七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这一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作出结论。（参见《回顾》下册第1095-1097页） 事实说明，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这个观点用在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的身上。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3，关于单干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单干风’的做法是不对的。第一，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弄错了。……它本质上仍然是集体经济，只是分户经营，联产计酬，多劳多得，是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农民分户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的较好方式。可是，八届十中全会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把‘单干’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这就把事物的性质弄错了。第二，片面追求经营管理上的单一模式。……第三，动辄把生产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去分析。”（下册第1089-1090页） 本书原文说：“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但是，它（指集体经济）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他们的这一套所谓“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的说法，今天还会有人相信吗？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他们说的“包产到户”，就是在土地挂着集体所有的招牌下面的单干，而单干（个体经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陈云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一九六二年七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更明确地指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而他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 （以上两段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1136-1137页） 邓力群说：“毛主席在1962年8月北戴河工作会上批评，单干风愈到上面愈厉害，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有些事情，事前无法预料到。就在总路线所需要的各种具体工作路线已经制订完成的时候，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一种倾向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右的倾向又冒出来了。这时，田家英从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反映说，被调查的人民公社的多数社员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是多数社员认为应该这样做。当时，因为我们的错误而造成的农村和农民的困难，确实太惨重了。听到田家英反映的这种呼声后，中央常委中，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是也没有反对。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全力纠正”左”倾的时候，右倾来了。而且确实像毛泽东讲的，这种倾向越是到上面越厉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合乎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我们的工作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我们过去有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毛泽东既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接受了庐山会议时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庐山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确实存在的右倾。在这一点上，应该讲，毛泽东是接受了教训。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应该解决，但是又不能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实际上是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会上，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在会前个别谈话时，对陈云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刘少奇批评他没有顶住。对中央常委的错误，采取个别谈话的办法来解决，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全会上，用党内整风的办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把这个右倾向端正了、纠正了，使经济调整工作没有走入邪路，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到后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八届十中全会采取的办法，中国的历史在1962年5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完成了经济调整的方针的制订和实行，并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经济调整、经济恢复。经过1962年、1963年两年恢复，1964年后就转向全面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六）） 归根到底，八届十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邓力群经过二十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以后，他说：“现在看，这次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是正确的。过去只讲恢复发展是西楼会议的功劳，应该讲十中全会端正政治方向和调整工作结合在一块，才有1961年以后、文革以前的最好形势。过去的印象里头，十中全会重新提阶级斗争，认为是一种干扰。现在看，十中全会是端正政治方向，没有十中全会，确实可能走偏方向。及时提出这个问题，避免了这样一个危险。1962年调整工作取得成绩，不应该只讲刘少奇的贡献，应该把毛主席的贡献，中央集体的贡献放在一起来估价。” 他的这种看法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意见，供人们参考吧！ 阅读本章结合学习下列文章： |
